学术界关于阶层流动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媒体对“阶层固化”也进行了大量报道。媒体的大肆报道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本身反映出各界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不平等的不满以及实现向上流动的渴望。然而，这些报道和争论作为一种话语本身便可影响深远，甚至可能成为阻碍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其作用形式有两种，一是处于中下层的人们认为，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可能自暴自弃，甚至可能演变成有反社会的倾向；二是处于中上层的人们可能认为即便躺着睡觉也能享有权力与金钱，因而可以不努力。不管是消极怠工，还是坐享其成，都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
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 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意即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所谓“一定的标准”，也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的差异1。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强调经济、政治和声望资源等方面，而当下的研究者还注意到了文化与社会关系资源等方面。
等级层次之间流动畅通程度也就是固化程度，阶层固化是相对于阶层流动而言的，若流动受阻或趋于停滞则称为阶层固化。阶层流动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指两代人之间的流动，即父母的阶层地位对子女阶层对位的影响，代内流动是指个人一生中的流动，即个人一生中阶层地位的变化。简单地说，阶层固化就是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趋于停滞。
二、从历史与国际的视角来看阶层固化
（一）从历史视角来看传统、转型与现代社会的情况
在传统社会，人们地位与权力的获得是由出生这一先赋因素决定的，而非后天的努力，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都是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世袭是阶层固化的静止状态，也是极端状态之一。中国自古也是皇权社会，政治资源对民众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官民之间等级森严，即使上下级官员之间的等级也是不可逾越的。尽管有科举制度，有士绅阶层，但人数极少，相对于众多的普通百姓来说，因这种制度性安排而实现的社会流动微乎其微。
社会流动几乎只发生在政权颠覆和变动的时期，而当新的政权稳固，则进入又一轮的权力与地位的固化阶段2。
从历史长河的时间跨度视角审视，我们几乎可以认为，阶层固化是社会的常态，而阶层流动则主要发生在朝代更替或转型社会阶段。转型社会，阶层流动剧烈，但这仅仅出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一旦完成，进入现代社会后，阶层又会出现固化的倾向。在传统社会，阶层处在固化状态，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垂直流动非常少。在现代社会，阶层流动相较于转型社会大大减少，但国家与市场给社会各阶层所提供的机会比传统社会还是多得多，其阶层流动也比传统社会多得多（见图1）。因此，相较于转型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但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则又是一个阶层流动的社会。
图1 非暴力革命形态下的社会阶层流动频率变化
（二）从国际视角来看其他社会的情况
著名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绘制的是世界上一些国家不平等程度与代际社会流动状况的关系。 绘制者迈尔斯·科拉克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研究贫、移民、社会和经济流动的劳动经济学教授。盖茨比曲线的纵轴叫做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用来指示父辈的收入差异如何影响子代的收入差异，横轴是基尼系数。如图2所示，基尼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即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代际流动性越差。
图 2 迈尔斯·科拉克的盖茨比曲线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曾于2012 年在向国会提交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引用了这一研究成果，借此说明美国的代际流动性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且不平等程度从1985年至2010年增加的同时，代际流动性减弱（详见下图3）。与克鲁格报告相呼应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的开篇便用数据指出了美国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状况，他指出，虽然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但这样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一种神话，不能由数据所支持，而只能靠轶事和故事所强化。“富不过三代”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也变成了一个神话，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图3 美国代际流动性自1985 至2010 年的变化情况
从盖茨比曲线看，日本的阶层流动情况似乎比美国好得多。但三浦展对日本社会所做出的“下流社会”3的判断曾一度引爆讨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是一个由极少人数的上流阶层与人数众多的下流阶层所组成的等级化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社会呈现出中流化的倾向。然而，三浦展观察并说道：“这部分中流阶层正在日益减少，逐步两极分化成上流阶层和下游阶层。虽说是向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4虽然不是直接讨论阶层固化，但“下流”似乎比阶层固化更加背离社会流动的初衷。
另一个东亚近邻韩国虽不在科拉克的盖茨比曲线中，但在孙洛龟对韩国“房地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因后果的分析中可对其阶层流动情况进行管窥。他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韩国社会房地产财产的严重分化，并深入描绘了拥有不同价值房产的阶层过着如何不同的生活，即住房所有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分化，以及住房资源的代际传递如何成为阶级或阶层再生产的新机制，最终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出现。
国际比较似乎表明，阶层固化是全球性趋势，所不同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阶层固化程度上的差别。然而，做此分析并不是想为阶层固化寻找合理化理由，而是表达一种追问：既然子代继承父辈社会地位、财富等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西方社会、东亚社会都普遍存在，那么阶层继承率或社会流动可能性为多少算是合理的呢？进一步要追问的是：阶层固化固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阶层流动是否就是我们应追求的理想社会？答案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阶层急剧流动本身不仅意味着代际传承的断裂，也意味着中上阶层群体的地位恐慌，进而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增多与社会稳定性下降，整个社会也可能因此而陷入“焦虑型社会”的陷阱。由此可见，阶层固化或者阶层流动保持在某个“适度”的范围内，可能恰恰是我们应追寻的理想目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适度”究竟是多少？
三、个体与体制的为与不为会导致迥异的结果
（一）个体的为与不为
作为行动者，应该对“阶层固化”保持一些思考和警惕，因为身处“阶层固化”的判断中却没有反思的行动者可能会陷入一种宿命论。在不甚努力的情况下，把自身的不利处境归咎于外在的结构性因素，把别人的成功归功于先赋性条件的作用，终日抱怨，其结果是被负面情绪左右，更不利于自身处境的改善，从而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事实上，即使是阶层固化，也仅仅是指社会阶层流动的概率或可能性较小，但绝不意味着社会流动的终止。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流动机会要多得多。例如，尽管精英大学招收的本科生中，来自寒门的学子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毕竟还有相当比例的寒门子弟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精英大学读书。本文绝非要歌颂社会有多公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行动者看到社会流动性的所在，不要被“阶层固化”的话语所困。
毕竟处境不会因为“不为”而变好，却可能因为积极地“为”而有所改善。“为”的人通常乐观开朗，生活态度积极，“为”的过程中个人能力得以提升，即便不能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可能使自身在原有阶层结构中的位置悄然上升，至少可以使自身及家庭的处境有所改善。
（二）体制的为与不为
体制同样不能对“阶层固化”置之不理。媒体和学者们对阶层固化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不仅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不平等现象日益强烈的感知和不满，也暗示着人们对等级固化的焦虑及对向上流动的渴望。对于阶层固化可能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学者们已经有相当多的阐述。阶层流动性下降，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达成相互了解与理解的困难，甚至会使政治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当资源的分配极度不合理时，居于劣势者会倾向于消灭自己的财富而让有钱人付出更大的代价。社会分化历来会对社会不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加剧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体制不思优化或改革则可能使整个社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严格的政治身份分层随着市场经济改革逐步瓦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也使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充满了活力。然而，事实表明，市场机制并非一劳永逸。市场力量在打破阶层固化上的作用之所以有限，不仅因为市场本身具有不稳定性，而且因为政府政策会塑造那些市场力量，他们参与资源的分配，并且设定和强化游戏规则，甚至诸多权力寻租方式会以无形之手作用其中，而产生新的更隐蔽的阶层固化方式。在这一点上，体制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对于当前的阶层固化，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作用机制之一。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看来，人口增长停滞或者减少会造成前代人累积的资本的影响力增强。中国俗话中的“富不过三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在子女人数众多特别是儿子数量多、各个儿子相对平均继承财富的法则作用下，资源只能分散地或部分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家庭，因此财富被稀释。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迅速向“四二一”、“四二二”转变。同时，越是较高阶层的人受到越严格的限制，如体制内人群比体制外人群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也比农村居民面临更大压力。在没有完善的遗产税等进行限制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副产品便是祖辈和父辈所积累的资源几 乎全部地往极少数的甚至仅有的下一代集中。“二代”们之间的差距因此而急剧扩大。
在另一方面，体制也难辞其咎。尽管像等级社会一样显性的政治身份隔离不再存在，但中国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隔离性的制度障碍，因此引发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不在少数。例如，户籍制度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不同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很不相同。很多制度安排对城市人有更多的保护，而农村人饱受歧视。即便是保障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仅仅从高考录取名额分配来看，按照省级行政单位制定，明显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倾斜，导致了高考同分不同权的现象。政府当然不应该是劫富济贫，而应该是系统性地创造良好的流动通道，如对市场规则进行优化，对教育进行改革，对再分配制度进行改良。
四、结果与讨论
通过历史的视角和国际比较的方式对“阶层固化”进行重新审视，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现代西方社会、东亚社会，子代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财富等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所不同的是世界各国和不同时期的阶层固化程度有所差别。虽然严格的政治身份分层随着市场经济改革逐步瓦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一些隔离性的制度障碍，对于目前的阶层固化趋势，体制本身难辞其咎。政府应该对阶层固化的社会后果保持清醒，对市场机制中的权力寻租等保持警惕，对制度性藩篱进行清理，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流动机制。作为行动者，对当前的“阶层固化”的判断和话语应保有一份反思，避免陷入“自我实现预言”的怪圈。
参考文献：
[1].刘祖云.社会分层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J].江汉论坛,2002,（9）.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三浦展.下流社会: 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M].陆求实,戴铮译.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7.
[4].三浦展.下流社会: 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M].陆求实,戴铮译.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7.
注：本文节选自陈友华、施旖旎《再议“阶层固化”：基于历史视角与国际比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