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40周年40人谈”本期嘉宾是紫金传媒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任剑涛教授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对自己的定义是“十分坚定的改革派”。任剑涛强调要理性回观改革开放，并对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提出看法。
任剑涛，四川苍溪人，1982年南充师院本科毕业，1989年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199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紫金传媒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府与政治。代表作有：《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建国之惑》《公共的政治哲学》等。 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40周年40人谈”第三期迎来紫金传媒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
任教授1978年考上大学，他觉得正因当时恢复高考使其免于上山下乡。上世纪80年代他到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身处改革开放大潮最前端的广东省，他对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热情干劲充满了感触，以至于到现在他都对深圳正面评价都没有改变，他也因此一直将自己定义为“十分坚定的改革派，坚决拥护中国改革开放”。
对于改革开放的后半程或者深水区的改革，任剑涛教授认为，必须要走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为配套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提供方向指引和条件；也要警惕过于骄傲，唯我独尊的社会心理，理性面对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此外中国仍需“睁眼看世界”，选择恰当的方式吸取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寻找能与世界相融合的现代发展的独特道路。
70年代，士兵进行政治学习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40年前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正式开启，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人生状态中？
任剑涛（以下简称“答”）：在时代之中时，我们也许并不能直接感受到伟大变革的发生。但人到中老年再回头想，这个日子对于中国乃至对世界来说都意味着重大变化，这是中国历史的巨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变化，已经在开启一个新的中国发展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把此前一些变化正式落定而具有了执政党大政方针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我正就读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现在改名叫西华师范大学，我刚上大一。当年我也是坐了人生过山车才进入大学，感受到一个有巨大变化和结构性调整的新时代到来，这个个人生活的结构性调整就是我从中学进入大学而免除上山下乡、或通过一切关系去当兵这两种人生向上发展的文革式路子。我哥哥1977年高中毕业，毕业就上山下乡。我记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小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时他的那种极端不适应和排斥感，几乎一两周就都要偷偷跑回家里。我父亲是公安局干部，对于我哥哥这种表现非常愤慨，每次他回家就遭一顿暴打，但隔不久他又跑回来。原因很简单，作为以个城里的青年，他完全适应不了农村生活。一个逆城市化的文革中期的上山下乡举动，是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的政策反应。如何顺应城市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一个路径，确实是当时人们缺乏思考但得面对的实际问题。
记得我还上小学时，有亲戚问我，你读完高中准备干什么呢？我说我肯定不愿意下乡，只愿意去当兵。当时人生选择的路子非常狭窄，除了这两条向上发展的路子，你几乎想象不出在小城镇里还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径。1978年恢复全国高考，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的发展路子多了。 回过头来想，这个实际变化，使我的人生与国家变化高度吻合起来。这既可以说是人生有幸，也当然是人生不幸。所谓人生有幸，是我们跟国家的伟大变化、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跟欠发展向努力发展的状态转变、跟一刀切的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同步发展，人生何其有幸！这么伟大的结构性变化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说遭遇者也不多。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乃至于世界命运的内在扣和，确使我们身逢其时、恰逢其幸。但另一方面也就注定我们这一代的人生总是跟大事件、大时代相联系，这种联系对人生追求自我、小我的发展也许并不是特别幸运的事。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社会同时对我们发生了一种卷入效应。40年来，国家总体取向是迅速向前发展，个人年龄随之增长，反思增强，使得我们回头再去看这一段时光时，觉得人生确确实实也在国家发展中有了发展。但另一方面，如何审视个人人生与国家大时代的内在结合和内在相连，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乃至于世界问题或人类问题。由此而言，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也是一个话题众多的时代。问：非常感谢您分享这段历史。我们查找您的简历发现，您1982年从南充师范学院毕业，1996年在中山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1982年到1996年的这段经历我们并不熟悉，您这段经历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大潮变化有无关系？
答：这段经历跟百度上的描述有很大差别，这可能也是信息化时代个人对自己在公共媒体信息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缩影吧。如上信息自从上了百度以后就无法更改，以至于人们觉得我这段时间里是空白的。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去了四川攀枝花第四中学担任政治课老师。第二年工作有了变动，1983年我在未办正式调动手续的情况下借调到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攀枝花分校。1984年，攀枝花市教育局分配另外一位毕业生到我任教的第四中学替代我，我就正式调动到了攀枝花广播电视大学，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的教学任务。随着任教，知识缺陷出现在我的面前，也横亘在我职业发展路途上。毕竟年轻本科生要担任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学，不仅在知识上有困难，教学上也需要积累，技巧上也需要改进。
1985年，在攀枝花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王吉祥的支持下，我到中山大学哲学系进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辅修《资本论》选读，导师是黄春生教授。在进修过程中，我重拾此前对中国哲学的兴趣。1982年大学毕业时，我就投考了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可惜当时四川外语教育实在糟糕，大学才开始教26个字母，我对外语学习兴趣不浓，英语分数实在太低没考上。1985年我在中山大学进修时，一方面跟黄春生教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我也主动去听原来投考研究生的导师李锦全教授的课，准备再次报考中国哲学史研究生。1986年，我投考中山大学研究生，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西方现代哲学，这门课又是一塌糊涂，倒是作为在职研究生的英语考试成绩勉强过关。1986年进修完毕后，我短暂回到攀枝花广播电视大学任教。在学校支持下，我1987年又投考了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并作为在职委托培养研究生进入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学习。一年后，委托单位攀枝花广播电视大学认为我不太可能再回到学校任教，第二年培养经费没及时缴交，我也趁机与中山大学有关方面商议，经过导师、哲学系和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的支持，1989年提前作为研究生班毕业而留校任教。因此，我是1989年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而不是1996年。
这中间说起来都是个人生活的小调整，与国家大局没有直接关系。如果透过个人经历来看，我这个当时的年轻人，个人经历的些微调整和变化，却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联系紧密。一方面我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深刻感受了中国的发展变化。1985年我进修时随一批朋友到了刚刚开启特区征程、设立城市不久的深圳参观访问，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因为如此，广东始终都在对我发出一种强大的号召：去改革开放的前沿学习和生活，这是时代对我人生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在当时可能不是特别明晰，反思后会觉得这种因缘契合正是个人生活与时代变化相一致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是我的导师李锦全先生对学生特别好，总是循循善诱、开启愚蒙、指引前程，我这个年轻人深受感动。考研时我也跟北方一所著名大学教授写信联系过，却完全没有得到回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山大学学习，深刻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对大学生活的变化、对大学教授的冲击、对大学课程体系的改变、对大学教学内容更新的要求。因此，在读书期间我就下定决心要努力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尽管委托培养成为我留在中山大学工作的障碍，但因着各方面帮助和努力，1989年，经十个月的艰难分配过程，我留在中山大学德育教研室担任一名两课教师。
1993年，由于职业变动关系，我调动到了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业课教师。由于学习的必要、教学相长的必需，1994年春，我在导师的关心下，报考了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的博士生。到1996年底，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博士研究生教育，写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研究的博士论文，经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正式的、文凭上算是合格的高校业务课教师。
1979年2月23日,深圳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提出了将深圳建设成为商品出口基地和新型城市的目标。
问：您刚刚提到，当时广东改革开放给您带来巨大震撼，除了学校里面，您对广东改革开放还有其他直观的感受吗？
答：作为一个在校研究生，对当时广东改革开放在政策上是不可能有太多接触、了解、理解及研究的。但一些偶然的机会使我超出学校生活之外对广东改革开放有了直观感受。 一是前面提及的，1985年我在中山大学进修时，一位来自南开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朋友，他跟广东省高层有些私人关系，就联系几个进修教师到深圳参观。当时深圳发展得热火朝天，大家都干劲十足，那种追求新发展的劲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到蛇口招商局参观时，招商局有关领导的介绍及他们对蛇口招商局的经济布局、政策举措、获得的国家支持、引进港澳资源的尝试和努力，都对我冲击巨大。当时大学教育还是相对保守的，对于市场经济非常排斥，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非常在意，加上我本人担任的是政治课教学，蛇口招商局的经历给我极大震动，即中国社会发展竟然还有这样的宽阔路径和不同选择。1985年的参观让我对广东留下深刻印象，自此对深圳延续了30多年的良好印象都没改变过。我一直为深圳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努力辩护。有人把我归为自由派，我特别强调这种归纳是不恰当的，准确地说，我是一个十分坚定的改革派，坚决拥护中国改革开放。
正是广东尤其是深圳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蓬勃发展景象对一个年轻人内心造成的震撼，使我热情融入到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正因如此，我力求在毕业后能留在广东工作，这很难说完全是改革开放的理想、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的号召，从直觉上讲或许只是留在广东能比回到四川生活得更好的现实驱动力所致。但广东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开启了我转换地区、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人生旅程。
二是1989年我留校任教不久后，广东省委安排所有高校青年教师到深圳接受再教育，这次再教育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可以说是超出校园对广东又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使我开始从理性高度来理解广东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在深圳教育活动当中，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在深圳改革开放前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给我们做学习报告。他讲的两个事情非常触动我。一个是改革开放前夕，他在宝安担任县委书记时，从宝安到香港的偷渡客非常多，在武警持枪、偷渡客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乡亲们都奋不顾身抱着篮球往香港游。方苞感叹，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群众过上好生活，但群众在有危险的情况下居然还跳河往香港游，这是怎么回事？正因他这样痛彻的质问，使得广东领导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受触动，立定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决心。另一个是方苞书记指出广东改革开放之初，内地老领导、老革命去深圳参观发出痛苦、痛恨的声音。他们讲，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消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深圳现在竟然复辟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了。由此可见深圳改革开放遭遇到党内外极大的挑战和中国社会内外的质疑。但广东领导上下一条心，坚决要追求经济迅速发展，开辟出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刚性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截至目前为止，广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走在中国前沿。广东这样一种氛围使我们在学校内外打破了所谓象牙塔的铜墙铁壁，使学校跟广东社会有了开放互动的可能，促成了我的人生融入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之中。问：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时，您曾说“南方谈话最核心的价值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三个命题”。如今处在改革开放40周年，您对南方谈话有无新的看法和理解？
答：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回观历史，不仅是我个人从青年到中老年的过渡变化——我们最初只是在个人发展上热情拥抱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是在理性上反思回观、以及试图在理性上升华改革开放。更关键的是看到国家政策在相关演进中，最初那种坚韧地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在历史中、在时序中、在举国和全球范围内看出它的极端重要性和决策前瞻性，以及这种决策所引发的、令人惊奇的结构性变化。
有分析者指出，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实是两次而非一次。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要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式思维，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话，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可以说是解决1989年难题，即对回流的计划经济思维的阻止，进一步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征程。回观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得来不易。今天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群，也许是基于意识形态、政策想象、自身遭遇或其他种种理由，都不能忽视。但他们和我们都应承认，今天中国能对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能筹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且致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得益于改革开放。每每念及于此，我们就更是赞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政方针，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持续发展。
从1980年代初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试点前沿，迄今为止三十多年。当时所设立的特区有福建的厦门及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只有毗邻香港的深圳获得巨大发展。这跟当地领导所做出的政策决断有密切关系，也与发展经济的内外条件等偶然因素紧密相连。但毫无疑问只有在广东这片热土上，中国改革开放才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呈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由广东起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广东再出发不仅是广东自己的事务，而是透过广东来看中国的事务，通过广东的改革开放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透过广东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命运来分析和观察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来审视这一人类最大集群或最大范围人群的国家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南方谈话实际上是通过广东向社会发出强烈的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这一号召对广东、对中国、对世界意义非凡。
广东或者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基本定位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一直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也是今天中国绕不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但这种争执常常陷于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对垒。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其自身对刚性意识形态设计都有自我修正，尤其是对既有发展模式都必须有应因于时代变化的调适。二战后，资本主义经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重大调整，为其获得了70年左右的自我重整和发展的时光。但相应时期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无论是就范围、力度还是就效果来讲都是滞后的。苏东改革因为价值-价格领域的微观调整，无法冲破狭隘的经济领域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扩展，导致了苏东等国家的崩溃。中国社会主义自我修正的范围和力度，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邓小平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基点，大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改革开放40年是冲破各种限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交融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理论创建和实践探索。站在改革40周年回看南方谈话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更符合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更符合现代人类历史一般发展的基本状态和基本趋势。正是这种对人类发展基本态势的理性把握，才让中国虽然遭遇到各种挫折，但总体维持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人对自己的反省、把握、坚持、修正、发展、提升，才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政策前提和观念保障。
深圳夜景
问：您曾提到，未来发展我们可能面临两重苦难，一是转型陷阱，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增加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感？改革开放再出发如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答：未来中国发展面临的转型陷阱是从中国发展的结构上做出的断定，即中国容易滑落到只是摸石头而不过河的状态。改革开放转型总体设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就像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讲的，某些人摸石头摸上瘾了而拒绝过河，这就使转型可能中断而跌入转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从整个经济发展状态、尤其是再分配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情况。大多数现代发展中国家都在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状态时，陷入了发展停滞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中断的尴尬情景。一般意义上，高收入国家底线是人均GDP12600美金，低收入国家是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金，在中间偏高段落是6000、7000美金到12000美金之间,此时国家会遭遇发展瓶颈。对于中国转型、经济发展及分配态势上来讲，中国目前确实遭遇到了困难。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所强调的中国有50%的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惊醒国人和世人的说法。
我们究竟如何去解决问题而避免跌入转型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呢？设计基本思路可能有三种。
第一种是按照原样政策自然向前滑动，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这可能是政策实用主义或者是政策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另外两种持不同政策思路的人想法完全不同。
第二种是要回到过去，通过计划经济回归解决难以解决的市场经济发展难题，这种旧思路回归非常正常——向前没有发展路子了，向后缩就会自然而然地缩回到人们非常熟悉的计划经济套路。
第三种可能是更多的有识之士会主张的路子——以啃硬骨头的精神，以涉过深水区、启动全面改革的方式来坚持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但深水区改革开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像以前那样仅靠勇气就能解决乱局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都牵绊在一起，发展难度空前。
中国体量如此之大，地域如此广袤，发展如此不均衡，改革开放也没有真正地完整配套，改革前路确实令人望而生畏。对改革开放发出迟疑的声音、有瞻前顾后的想法、有徘徊不前的社会心理，以至于在政策上有些迟疑、犹豫和无法下重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凝聚民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提供愿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因此除开刚性的改革开放这一个出路，其他所有的设想可能都无益于解决中国社会已出现的各种严峻挑战。也许有些人认为向回倒退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可向回倒退将带来经济下滑、社会动荡和政治不安，是非常危险的路子。向前挺进又没有十分把握，改革开放该怎么办呢？
第一，回顾改革开放历史，解放思想最重要，让全民与国家领导集团共同思考改革开放在深水区发展的出路、思路、政策和举措最为有益，让权力和公众能再次携起手来共同为国家、民族、族群、组织和个人的未来进行谋划，就能重新聚集全民拥护改革开放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资源。
第二，改革开放要获得公众理解，就必须像中央指出的那样，要让民众在改革开放中有获得感，对于国家权力集群来讲，为了国家前途命运要在全局层次上进行考量，对普通居民来讲，直接切中生活的利益获得感才最关键。
第三，改革再出发时试图真正调动民众积极性，需要激发他们内心对改革开放的想象，让其想法能为他人所赞同或批评，激发其对改革开放的投入感。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可以满足他们的获得感，使物质收益、社会收益、乃至于荣誉收益都能进到更高一个层次，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力量，做到全民以赴，使整个社会资源聚集到改革开放的宏大事业上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也才能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构建有益于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问：您曾说“‘中国梦’是一种基于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能不能详细解读？
答：中国梦是一种居于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是从三个意义上来讲的。
第一，从国家阶层结构上来讲，居于国家权力层次的群体才会真正去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普罗大众只围绕着油盐酱醋、日常生活，很少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之外，站在国家层次考虑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于占据国家权力的阶层来说当然是责任和义务，如果他们处于盲瞽状态、不愿意在国家权力高层考虑问题，就难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无法充分兑现权力责任。仅就国家权力阶层必须充分考虑相关问题来讲，它是一种基于国家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
第二，从凝聚全民族精神力量角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中国持续4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先富带后富的富强梦，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强烈的牵引力量，使整个民族找到了一条治穷的道路。但其弊端也必须承认，并且需花大力气去解决，那就是国家在追求物质发展的同时，精神力量上的涣散和对前途问题的迷惘，已成为不利于中国往前发展的社会精神状态。从整体来讲，今天中华民族精神状况与中华民族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之间是有明显距离的。必须要在先富带后富的富裕梦之外为人们提供更新的精神价值，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契机，中国梦也是政党和国家领导站在国家发展高度试图重新凝聚全民族精神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也是一种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
第三，作为一种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中国梦强调作为一个国家理念和在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民族国家相区分的边际界限，这也是国家权力高层必须谋划的。中国发展有特殊性，有凝聚社会公众的特殊方式、制度和理念。另一方面，中国梦与美国梦、俄国梦、日本梦、朝鲜梦、越南梦有什么关系？正像习近平所指出的一样，中国梦与美国梦实际上是相通的。权力高层必须向公众指出，中国梦本身是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梦想，中国梦不是排斥性的强国梦。如果它是排斥性的强国梦，我们可能就要重蹈早期发展中的日本和德国的覆辙，对国家发展前途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梦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梦是相协调的，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中国的健康发展，才能引导中国融入人类社会共同体，也才能使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方面一定是居于权力的认知才会予以充分的考虑，也一定是具有权力调动的资源才能满足相关的需求。
当然，我们说中国梦是一种基于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并不等于就是对权利（right）的一种排斥。从权力层次上来阐述中国梦，需要获得在权利（right）意义上的社会公众的呼应。如果说权力的谋划是为国家未来发展承担宏观责任，那么权利（right）的回应则是权力的谋划能扎实落地、兑现为现实的社会土壤。尤其是中国梦是一种居于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它也需要有社会公众基于权利（right）的积极响应：因为只有官民双方积极互动，才能形成落实实现中国梦的现代化发展机制，只有在这种机制的基础之上，中国梦的兑现也才有现实希望。
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近些年来甚至有人将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及共享单车称作“中国新四大发明”，民众自豪感爆棚，我们也听到了批评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种改革开放中媒体和民众的自信心态？有没有值得警惕的地方？
答：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不仅是在经济总量上走到了世界前列，在经济发展手段方式和举措上也有令世界耳目一新的地方，人们举例的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确实是中国社会公众、国家权力及经济界人士的创新性举措，是需要加以高度肯定的，民众为此而感到自豪有其客观依据，但它们能不能与中国传统四大发明相比还是一个必须辨析的问题。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对人类古典文明的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对人类现代文明兴起有重大促进作用，并获得了全球范围的公认。高铁、移动支付，网购以及共享单车有没有这样的文明改进功能呢？显然还需要思考。高铁作为引进而改进的技术确实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的重要命题；移动支付和网购是在网络时代做出的重要的经济举措；共享单车也确实是市场力量和共享精神、分享经济紧密联系的创举。这四点目前还很难说它们有推进人类文明状态更新和提升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在自豪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学习文明的状态，但我们总想进入创造行列。因此，稍有创造，我们就感到高兴、自豪、兴奋甚至狂热，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心理成熟度便是一个问题。这里的社会心理成熟度是指公众心理能否坦然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面对发展成就，不要过于骄傲，以至于产生傲慢，睥睨世界一切、唯我独尊的心理。面对挑战，不至于产生悲伤、挫败、丧失前途、丧失信心的判断。一个成熟的现代民族必须要有成熟的社会心理，中国公众的心理状态在目前看来还是不太成熟的。我也属于公众、群体的一员，为中国社会得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自豪，有些瞧不起比我们发展稍缓的国家和地区，又觉得我们可以直追甚至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但常常一遭遇困难，我也会觉得气馁，有明显的挫败感，认为中国发展殊为不易。如何使得我们在胜败、骄馁间找到平衡的心态，这就是民族心理趋近于现代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标志要确立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成熟民族的社会心理是逐渐确立理性权威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是民族在心理上的相互排斥，产生一种民族的自恋情绪和对别人民族的排斥情绪。因自恋产生的自信、自豪和骄傲，因排斥而产生的对别人的拒斥及相应的排斥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全民族必须要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太过自恋会妨碍民族的发展，民族太过排斥会无力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宝贵经验，最不利于民族的自身发展，也最不利于民族去谋划前程。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中国社会流行的盲目自信心态是必须要加以矫正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第一，必须防止过分抬高发展成就，必须理性评价发展现状。第二，必须清楚我们取得的既有成绩是举世瞩目的，我们要克服的困难也是举世罕有的。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民族国家，但并不是一个发达的民族国家，发展余地非常巨大，不能有太多的骄傲自满。第三，我们在发展高水平成果上还比较欠缺。《科技日报》总编近期的演讲提醒我们，中国还处在现代技术明显受制于人的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经强调，如果把今天人类社会发展在技术上区分为四个梯队，一二梯队主导高技术，三梯队以中低端制造占优，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中国处在第三梯队层次上，发展余地巨大，还不足以让我们产生高度自恋基础上的盲目自信。对中国来讲，如何通过创新性发展、创新型国家谋划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技术突破，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命题。问：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一些人对改革还持有疑虑和审慎的态度，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十八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提的少了，不少人谈“政”色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和发力？
答：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并不自今日始。在1980年代末，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深水区。到1990年代中期，国家高层一直在尝试突破改革开放深水区的一些巨大难题，比如当时对产权问题的尝试性改革、对国有企业重组的艰难努力都令人印象深刻。只是相关改革难度的增长，让改革绩效不是那么令人满意。遇上改革深水区，人们越对改革开放持有疑虑和审慎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迟疑和审慎的态度不应该是拒绝深水区改革开放的一个不变选项。也许迟疑和审慎的态度，有利于坚韧的改革领导者更好地去设计健全而有利于维持稳定又能推进改革的方案，但如果将迟疑和审慎固化为基本心态，就是拒绝将之转化为有力的改革开放举措，这种疑虑和审慎必然会变成对改革开放本身的疑虑和审慎。换言之，对改革开放疑虑和审慎的正面态度，就会转变为否定改革开放的反面态度，会导致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这类危险，人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直观体会到：第一，正因为有这些疑虑和审慎，人们有意无意忽略深水区改革开放的命题，将深水区改革开放命题悬搁起来。第二，可能因为有这种疑虑和审慎，人们对改革开放另辟新局的政治勇气也抱有疑虑和审慎，因而缺少了改革开放的锐气，使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状态，最终失去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三，正因为有这样的疑虑和审慎，全民推动改革开放决绝的社会心理姿态也逐渐在消逝，使改革开放集聚社会资源的难度明显增加。
从总体上来讲，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新的筹划，尤其有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四个全面”的系统布局。但与这种布局不太协调的是，社会公众、理论界来乃至于政界几个领域谈论改革的热情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尤其是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较为稀少，甚至出现你们所说的不少人谈“政”色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聚集改革开放的社会资源就是个十分艰涩的话题了。
这种情况可以理解，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后是社会体制改革，跟着下来是最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推进确实难上加难。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对于权力来说，其天然偏好集权。如何处理好分权与集权就有触动权力阶层蛋糕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启动起来也确实困难，谈“政”色变情有可原。
但与此同时，谈“政”不能色变，才能为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提供方向指引和前提条件。设想中国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出发呢？可以说，自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总体设计已大致指出了这一方向。第一，要有处理党政关系的新思维。党政虽然不是分开，但一定要有清晰的分工。党政结构关系到政治和政策、正当和效率，有着全局谋划和局部突破的不同针对性，大家应该了然于心。第二，国家发展必须要超越人治而走向法治。对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一槌定音，不应动摇。第三，中国社会总体布局是，一定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须经由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而实现这一目标。这样的布局，是要完成五大文明的一体性建设，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布局，五大文明共同发展、四个全面共同推进都会非常困难。政治是统帅性的。没有统帅性的政治安排，其他一切谋篇布局都会大打折扣。拿出相当的政治勇气来理性布局和扎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能有所突破的首要条件。
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
问：您在《为政之道：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综观》一书中曾提到，“中国如何在脱贫之后向现代化的纵深地带挺进，从物质器物的浅层次现代化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深层次现代化，以及从制度现代化的深层次向人的现代化的最深层次现代化推进，成为横亘在引领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广东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到了改革开放40周年，您觉得这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在现代化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吗？中国改革开放中后半程应采取何种途径实现这种深层次的现代化推进？
答：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从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最后落实为人的现代化，只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种线性刻画。严格说来，这只是一种分析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与实际的现代化局面可能是有距离的。第一，现代化一经开启，可能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物质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都在错位发展，绝对不会是完全区隔为先后的线性进步过程。第二，现代化与传统是相对而言的，绝对没有一个中断传统才开启现代的截然二分的现代化过程。现代化发展总是在现代与传统错落有致、相互交叠中发展而来的，现代中有重大的传统因素，传统也包含着现代发展的历史积累，现代化发展成为并不能与传统一清二白分开的社会进步过程。第三，现代化发展实际过程可能并不是线性进步过程，有可能是伴随着停滞、回流、中断、再次开启的一个复杂过程。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并不是各个国家开启了现代进程就势不可逆，半途而废、中途夭折、打回原形都不在少数。对现代化发展来说，从物质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再到人的现代化是一种理想愿景的刻画，与实际现代化进步可能是两回事，当然也并非没有关联。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现代化发展的演进线索，我们从中会导出一些复杂的体会和不那么简单草率的理性分析。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化发展，是在循着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人的现代化这个大线索。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可以说同时启动了物质器物、制度与人的现代化进程，一个三向度共时的现代化发展状况与一个历时的现代化发展线性线索，是交错分析中国现代化真实状况的图景。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共时态和历时态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景象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就历史图景上来讲，中国现代化已进入深水区。所谓深水区就是指制度现代化的种种艰难命题正摆在我们面前。这些制度现代化的改革，涉及制度运转的权力集团对改革的顽强抵抗，它明显触动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尤其是触动掌权者手中现有的权力及其连带的直接利益，因之成为中国现代化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当然现代化最为困难的还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并不随着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尝试而必然有与之相伴的现代转变，人们常常在价值理念、精神世界上与物质器物世界和制度生活世界脱离开来，一种三者必然的错位运行常常引发现代化进程的阻滞。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讲，如何突破这些难题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半程必须要面对的艰涩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半程，要落实改革开放预期的中国现代化结构性转化，需在深层次现代化当中大力推进深度改革。大力推进深度改革需要有一个现实基点，有一个因突破而聚集发展资源，因中国社会发展、大家的共同意愿的重新形成而获得精神动力的共在问题。有问，这些共在问题在解决上要有突破，现实依托是什么呢？这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而要问，深度改革的实际出发点又是什么呢？这也是让人们感到为难的事情。中国在改革后半程要采取何种举措才能实现深层次现代化呢？人们不得不进行深沉思考才能给出回答。这种思考可能与实际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深层难题是两个问题。不经思考，显然无益解决问题，经过思考能不能解决问题，依然是个问题。深沉思考，可能是改革在观念上的一个可靠出发点。今天人们必须设想，四个全面和五个文明的统筹，是中国发展必须要去突破的结构化的现代化新局面。但它们的重点何在呢？突破口何在呢？这是人们必须要给出现实答案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社会要突破深层次的现代化难题，首要问题就是重聚给人获得感的改革开放资源。由此重建改革开放的认同感，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在深层推进的前置条件。
因此，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从“装腰包”到“掏腰包”的变化，即致力赚钱到努力花钱的变化，改革必然需要从浅层次到深层次的转进。增加人们的收入是依然重要的，因为那会增强人们对改革的投入感，强化人们对改革的认同感，也增加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实际支持。不过制度上的福利共享与义务共担，可能更为重要。这就需要没有付出多少代价的国家权力集团与所有公民共同承受改革开放的负担，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那种掌权者智慧千军万马奔向改革的状态势难维持。改革的领导者与执行者需要在平等情景中投入改革。因此，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真正落实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凸显的“法治”路线。法治不过是法律主治、法律之治。换言之，法律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问题和核心宗旨。唯有在法治建构上率先突破，可能才能稳住改革开放40年在物质器物现代化尝试上所收获的丰硕成果，不至于像温家宝总理以前警告的那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并向改革前回流。只有法治，才能保障凝聚制度资源，才是保障中国稳定的政治方略，才能保障执政党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保障执政党在有利的条件下去聚集资源，谋划相应的深度改革，落实已做出的改革筹划，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度向前发展，从而呈现出深度改革的现代化大路径。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您在《单一现代观和多元现代观的调和与对峙》一文中也提到要调和单一现代观和多元现代观，呈现一幅蓝图不同的实景。您认为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将如何推动我国与世界一道共筑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人类共同发展的基本命题。第一，这一基本命题有两个超出改革开放发展基本状态的新鲜性：一是超出了1840年以来被动挨打而紧盯着自己民族如何免于苦难、如何寻求发展的狭隘眼光，一是超出了中国埋头于发财致富的狭隘改革范围，有了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望和思路。第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命题，体现出中国有了从国际政治途径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以前是缺乏的。中国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时，只是想寻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一个超出国家实力范围的遥远问题。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样与国际社会相处变成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表明了中国愿意以和平、发展的姿态融入人类社会，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1980年代中国还处于被开除“球籍”的危机心理中，在考虑“球籍”问题时，我们内心的危机意识彰显于外，满心保不住“球籍“的紧张感和紧迫感。此时，根本无力考虑国家范围之外的人类问题、全球问题、未来命运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民族生存危机的紧迫处境和紧张的精神氛围，开始站在人类命运高度去考虑整个人类的共同体建构问题。
从“球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极大的跳跃。与此相关，我们在民族心理上必须要有巨大跨越才能完成这种跳跃。如果说国家高层精英群体的变化比较及时，踩步比较准确，谋划比较有效，那么对社会公众来说，挑战却非常严峻。社会公众心理变化常常与社会本身的变化是脱钩的。换言之，社会心理形成可能晚于某种社会情景，社会心理变化也相应会晚于社会结构调整。今天的中国，恰恰是以“球籍”的紧张感来应对建构人类命共同体的现实问题。这种巨大的社会心理错位，使我们必须非常冷静清醒地思考——现代变迁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身外的世界即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必须既分开考虑又内在关联去审视的严肃问题。
从思考“球籍”的被动挨打的状况一下跳跃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处境，社会公众很容易以“中国独领世界风骚”来思考人类问题，认为只有中国、别无他国，才能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现实难题，因而产生极具排斥性的自恋的文化心理。中国长期处于文化和实力上双重不自信的悲催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悲催心理进入相对自信的情形，没有理由对之进行打击。但公众同时很容易走向自负，即认为唯有中国才能拯救处于灾难中的人类社会。此前在“球籍”思考的同时，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能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极度贪婪的本性意味着他们无法保障人类前途命运。如今我们又认为，只有中国重启传统，又开辟现代创新型道路，最能担当为人类谋划前途的使命。这可能对我们的现代观有一种重塑的效用。
一般而言，现代观都是西方人奠定和陈述的，其余地方都在模仿西方。但实际上现代发展是多发性的。如果说西方方案是唯一成功的方案，那么非西方的多种方案还有待发展和延伸，也可能结合西方方案二获得成功。因此，多元现代观就有它的理由。多元现代观促成不同群体、不同国家友好相处，尤其是解决在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乃至英格兰中心主义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心理傲慢，使西方能比较谦逊、友善地跟非西方社会相处，尤其不可小视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单一现代观也提醒非西方社会那些进行现代化尝试的民族-国家，非西方社会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和发展进路，自己独立尝试的现代化转变的方案，有可能因为缺少必要的参照而丧失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现代观的理性性质和单一现代观的成功经验必须要相互参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性面对自己现代转变的处境与成就，才能理性面对比自己超前或比自己滞后的正在推动现代转变的国家，才能对现代发展有深刻的认识。只有在这种理性精神的引导下，真正为全人类光明健康发展的未来进行全面谋划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今天中国来讲，如何吸取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在所谓单一现代观中发现合理成分，同时也在多元现代观当中寻找现代发展的独特道路，是理性兼容的重要命题，是中国学会去怎样与周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善相处的一个命题。今天中国的发展向我们表明，中国不能再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谋划现代转变，“睁眼看世界”依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必须坚持的理性的世界观。重启天下体系也许是有启发的，但坚持“睁眼看世界”也是必须的。中国只有依赖于睁眼看世界，坚持开放，坚持改革，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才能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一种独大的、吞噬世界、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内卷机制而将世界卷入自身发展的机制之中的心理，都是有害的。尊重其他民族发展的经验、尊重其他民族发展的独特道路，同时经由民主协商与其他民族国家友好交往、与其他民族国家展开多方位交流，使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都能在人类命共同体平台上获得共同发展，是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能友好打交道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理性融入世界、世界充分接纳中国才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