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迁与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塑
伴随着近40年来中国经济的狂飙突进和GDP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迁。尽管全面述及这场变迁并非易事，但我们都承认正是这场变迁带动了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反过来促进了变迁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认真审视这40年来中国社会林林总总的变化，我们能够意识到“人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昭示“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1。
社会心理，或更多地表现其变动、宏观和突生特征的社会心态，对大变革时代的推进或能动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余年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社会建设提到执政党和国家的发展议程上来，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之后，如何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流行话语。继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之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至此，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成为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历经数十年的急速变迁，没有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就不会有和谐美好的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
变革或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或社会心态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话题，但至今仍未能彻底求解。自甲午海战失败开始，面对最初的信仰危机，维新派先驱们就意识到如果仅从物质文化层面入手学习西方，如康有为所言，就难免会落到“根本不净，百事皆非”的地步。为此，先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后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他们将对传统社会的批判转向制度、文化和精神层面。在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陈独秀进一步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并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口号写在《新青年》的“发刊辞”中，以敬告青年。他认为，作为社会之新鲜细胞的青年唯有具有新的人格和价值观念，中国社会才能富有生机。
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古老的中国面对一系列危机发生了朝向现代的转变。受西方影响，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开始追求个性自由，对家庭和家族本位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挑战，个体与群体（家族）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出现了紧张乃至对峙。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如林语堂所言，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领域，“新观念的要旨是如此广泛，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3 其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的这场变革未能持续下去，但人格和精神上的新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向往。
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和国家都倡导青年人要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以雷峰这样一个具体人物为榜样，为社会主义“新人”拟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激发出年青一代改造中国的激情和斗志。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十年，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一系列极左运动，使年青一代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以致1976年他们通过“四五”运动向旧有体制发起了严峻的挑战。
青年的抗争和老一代革命家的果敢，促成了1976年的惊世之举和随后而至迄今已40年的变革。但当北岛们喊出“我不相信”之时，在改革开放之初，原有价值观的坍塌也使中国人陷入了自近代以来的第二次信仰危机，甚至比第一次更为严峻。20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虚假的道德说教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但它引发的价值观大讨论却矫枉过正，在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让个人的“钟摆”摆过了头。此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起码在精神层面面临困境。
1992年之后，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迈进，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转变：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同时生长起来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公平观念甚至全球意识愈加彰显；另一方面，在理想主义精神消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多元的同时，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潘晓讨论”虽然被行政手段终止了，但由此拨动的钟摆却继续朝向个人的一端摆动。一时间，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甚至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也不鲜见。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再度紧张，甚至变得愈加尖锐。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或社会心态重建所面临的问题，依旧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长达百年的社会转型所一再面临的那个核心问题——个体与群体（从家族到社会直至国家）的关系问题4。简言之，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千百年来受到过度压抑的中国人的个性的崛起或张扬，一直与强大的群体制约力量保持着紧张与对峙。这一紧张与对峙不仅使近百年来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建始终在对立的两极回荡，而且直接影响到“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的建立5。换言之，徘徊不定的中国人依旧未能在群体或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中国体验：精神嬗变的边际性
如同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自1978年开启的大变革时代或所谓的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即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Chinese Feeling）也开始呈现鲜明的边际性。这一方面说明以“中国体验”为表征的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快速变迁时代的精神感悟，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
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为“边际人”（marginalman）。边际人的概念内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6，实际上其本人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192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成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只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上更加聪明、具有更公正和更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更好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7。
如果说“边际人”真的能够准确地刻画出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那么如上所说，作为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其人格的二元特征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若对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作一番认真的关照，那么确实可以说，这40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从多方面体现了这种“二元特征”。显然，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这种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及其社会成因，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的本质，也就能够找出这种精神嬗变对13亿中国人民甚至处在变迁激流中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首先，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其实，传统与现代的颉颃是所有转型或变迁社会的常态现象，早在80年前即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刚刚向现代转型之际，鲁迅先生就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8。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雷格斯在对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转型研究中也发现，不仅在一般的社会状态上，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9。进一步说，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使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10。
其次，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大多数人能意识到的不满心态的成因是这40年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生活变迁的非均衡性。在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出现不同群体间收入的分化时，社会上就开始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特心态。经过40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异质社会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上述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但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的感知空前清晰，他们对贫富差距和富裕阶层都持消极的否定态度11。而大多数人未能意识到的不满心态的成因恰恰是这40年变迁速度太快。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民众感受幸福的阈值。这一方面提高了民众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满意度大打折扣。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快速的进步之下，“不满”反倒成为一种遍及不同阶层的常见心态。
再次，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在中国，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吃苦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12。这种人格特征上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包含道德评判，也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沿海地区率先步入现代化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13。
最后，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共存。在论述近40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时，多数研究在肯定这种嬗变的积极向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它具有的消极向度。事实上，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都可能会引发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只看到近40年整个社会朝向市场的转型，以及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的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GDP的狂飙突进，却忽视这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那么在理论和认知层面上一定是片面的。同理，变迁的迅即，既可能造就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同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夸耀14——中国“高铁”的得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面向未来：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讨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或我们所说的社会心态的嬗变，自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如果说“中国体验”是13亿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是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迅疾变化，那么，我们能否使变迁中的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尤其是其积极的面向积淀下来，同时尽量剔除其消极面向，以此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讨论中国社会的转型或“中国梦”的实现，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同样更与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国民精神的积极改变或中华文明的重塑休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避免中国社会的进步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我们应该在积极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包括心理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步进步或嬗变。显然，背负着厚重传统的十几亿中国人朝向文明和现代的转型同样是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加强心理建设，或者说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是一步步形成社会共识的。在改革初期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时，中国传统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率先在理性意义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先驱”是智者费孝通先生。早在1992年费孝通就指出社会学研究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当时已年逾80的费老指出，我们“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15。
作为一位信奉“以天下为己任”的“最后的绅士”16，费孝通在他接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目睹并亲身体验了两次虽有间隔但实际上朝向一致的现代社会转型：1911年的革命和1978年的变革。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在改变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17。可见，提倡“心态”研究，正是这位社会学“先知”对我们当前越来越感同身受的“问题”或“危机”所做的一种警示。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矛盾的显性化，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也开始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失序迹象。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党和国家开始提倡“和谐社会”建设18；另一方面，费孝通先生的警示也引起学界和政界更多人的关注。2011年4月至5月，《人民日报》评论部连发5篇评论，提出“心态培育，（是）执政者的一道考题”，而“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19。
面对价值观领域的断裂和社会心态的紊乱，党和国家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建与现行社会形态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的重要性。继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之后，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其浓缩，“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几乎与此同时，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也被写进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21，并将其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要义之一。
自2002年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为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心理建设层面做了许多铺垫。由于其基本的出发点都强调“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因此无论是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还是在化解社会矛盾时力求“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都体现了培育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积极努力，而各地的相应实践更是为心理学在社会建设中的微观作用写下了清晰的注脚。
当然，从相对宏观的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党和政府这些年的努力也值得回望。笔者认为，这种推广和培育最大的特点是它充分考虑到了“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尤为强调“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在涉及社会建设之主题时，则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甚至强调“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社会建设的主题之一，党和国家看到了培育和养成核心价值观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因此决意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尤其是从青少年入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能够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笔者曾经论证，这种培育和养成必须从年青一代入手，这是因为：首先，如梁启超和无数前贤所言，青年才是中国的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铸就能够堪与时代比肩的年青一代；其次，青春期是锻造价值观和养成日常社会心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化为个体的成长做好了自然铺垫，青春期的共同经验确定了一代人共同的政治经验，青春期的遭际也为一代人整体心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真正能够支撑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心态的建构，需要通过不断的反思、交流和吸收，而历史证明只有年青一代才能够担当这一重任。
注：本文节选自邴正、蔡禾、洪大用、雷洪、李培林、李强、王思斌、张文宏、周晓虹《“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笔谈》，《社会》，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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