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朱老师，您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乡愁”是指什么？春运期间数亿中国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穿越重重困难渡过重重劫难返乡又返城，究竟是为了什么？
朱喜钢（以下简称“答”）：我们中的无数人，注定要漂泊异乡，注定要在潮水般的人流中年复一年的返乡；所以，故乡也注定充满了悲伤，我们千辛万苦地回去，也许只为了满足那也许注定无法满足的“乡愁”。作家刘原的感叹，道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个沉重的话题。从《诗经》到李杜，再到余光中、到顾城海子，从“乡关何处”的追问到“近乡情更怯”的忐忑，“乡愁”这种情愫，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中国人无法打开的情结。
何谓“乡愁”？“乡愁”在今天是农耕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一种怀旧情愫，它具有社会集体性的代际特征。当提起乡愁时，我们想到的可能是青石板的小巷、泥泞的小路，可能是“枯藤老水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可能是路边的鸡鸭和山坡上的牛羊，也可能是三五成群的儿时伙伴......上述具有强烈画面感的乡愁所指向的其实是记忆中故乡的场景、人物和故事，这是50后、60后、70后的集体性的“传统乡愁”；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代际乡愁”。而对于80后、90后、甚至00后来说，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他们的乡愁情愫，可能是儿童时代玩过的街区，少年时的小学、中学、青年时的工地或者工厂。在南京，很多人的乡愁里还有一碗街边摊热气腾腾的辣油小馄饨。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环境，每一个人心里都保存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乡愁，有着与众不同的记忆中的画面。
问：在您看来，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春运现象？
答：正因为乡愁，才有了属于中国特色波澜壮阔、潮起潮落的春运潮。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是阖家团圆的节日。“春运”一词最早见诸报端是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自那时起，春运每年如约而至。中国的春运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纵观其近四十年的历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春运潮，其人流属性、地域文化属性是不同的，折射的是共和国的巨变。
时间维度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的扩大以及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放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乡外出务工，并在春节期间集中返乡探亲，造成了“春运”的出现。彼时春运大军绝大部分都是外出务工人员。而如今，随着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东部一二线城市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内地城市，同时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这一方面使得大量劳动力无需千里迢迢到沿海省份谋职求生，从而减少了外出务工人员在春运潮中的比例；而另一方面，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与高等学校的扩招，使得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在春运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社会阶层形态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在地域维度的差异：腾讯位置服务的春运大数据显示，2017年春运迁出人口占前五位的省市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均属于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范围。而从这三大城市群流出人口的流向也有明显的区别。节前从北京离开的人流，主要流向了河北、河南、山东以及东北三省；从上海离开的人流，主要是华东和华中地区，其中排在前三的省份是安徽、江苏和河南；而从珠三角离开的人流，除了分布在广东省之外，还主要流向了广西、湖南等省份。这也反映出不同城市对不同区域的辐射力，反映出中国整体的区域发展差异以及城乡差异。
春运大军的地域特征背后，其实是差异性的地域文化。华北与东北人明显对京津冀的认同感会超越长三角和珠三角，而华中和华东地区的人对长三角的认同感会超越京津冀和珠三角，而华南人对广深的认同感也超越了京津冀和长三角。这种认同感背后实际上是春运潮区域流动的文化“地心引力”，是“乡愁”文化差异的地域性表达，亦是中国乡愁的区域形态结构。春运潮标示的是中国人各种各样乡愁的活地标。
问：近些年来兴起的特色小镇和乡村复兴项目，其本意是为了特色，但一拥而上又造成了小镇、村落千镇一面、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危机，在您看来，如何在规划上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答：在一次与农民工的交谈中体会了春节对于一个离乡背井农民工的分量。“一年中只有春节是我们的节日，其他的都不算节日。”虽然回乡的日子也只是与村子里的人打打麻将、吃饭聊天，但那就是他辛苦一年最期待的节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节日，才能去实现他与亲人相聚的乡愁。但在另一个场所，一个在城里经营一家社区洗衣店的店主告诉我，已经几年没回家了，因为，村里人大部分都到城里安家了。
春运，实际上是一副写满“乡愁”的年画。比起春运一票难求的沉重，更沉重的可能是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老家时，却绝望地发现由于异化或衰败，家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春运背后，实际上演绎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对待正在空心化的乡村？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工作者，这些年工作的重心逐渐从大城市转向小镇、乡村。在面对日益衰败空心化的乡村时，感受最深的定律是“人气决定地气”。没有了“人气”何以振兴？“人气”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亦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江浙一带乡村振兴的经验表明，乡村新的“人气”“动力源”大多来自城市返乡的新农村人。因此，发达地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规划，实际上已经是10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本，其特点是迎合了城市阶层口味的中产化（绅士化）重构，这样的改造尽管并不按照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诉求但仍然受到了追捧。从土楼到小洋楼，从农家乐到洋家乐，乐此不彼，竭尽所能。对此，另一种有意思的解释是：在村里人与城里人新的“围城”故事中，各自角色互换的诉求，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甚至猎奇成为当下乃至今后的一个趋势性新常态。不奇怪，长时期在一种口味下，都会乏味且营养不良。
这似乎是一种萝卜与肉的彼此羡慕。中国人的智慧是——萝卜烧肉。差不多，今天的乡村规划，基本上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如何萝卜烧肉？高低版本的区别在于，是北方的萝卜烧肉，还是南方的萝卜肉汤，是萝卜多一点还是肉多一点？用规划设计的专业术语表达的话，就是如何处理农耕性与工业性、“原真性”与“现代性”？如何既满足原住农民的实际诉求、同时又能够迎合城市化的宜居与审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中心化与郊区化出现了交叉碰撞，离乡与返乡的“换人运动”已悄然开始，离乡背井与告老还乡逆向流动。而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阶层的衣锦还乡，将都市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等带入乡村，他们对乡村环境、审美等提出的城市化诉求，决定了乡村的更新改造已经不可能回到农耕模式的“原真性”。
城镇化的效应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亦包括了城市化各种元素的乡村渗透。因此，在城镇化进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改造中一定存在着观念与理念的冲突。如果只有原真性、没有现代性，那么城市返乡群体无法接受；但如果只有现代性、没有原真性，社会审美与价值观也无法接受。规划需要做的亦是最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与特色定位，协调和融合上述矛盾与冲突，既保持一定的农耕性、原真性，又植入一定的工业性、现代性，进而做出“萝卜与肉”最“入味”的乡村设计。在社会诟病的“千城一面”背景下，乡村亦好、老城老街的更新改造亦罢，我们如何避免不再让乡村中出现“千村一面”，是我们保护好各自美好“乡愁”的最后一条底线。或许，村口的一棵老树，邻居的一口老井，宅边的一个水塘，都是那最后的一条底线！
不错，不是所有人都有乡愁。对于很多人来说，春运已经跟乡愁没有关联，他们亦加入了春运大潮，那是休闲度假！这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发展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重要成果。有个90后告诉我，乡愁是他爷爷、奶奶的事，是他父母的事，他没有。确实，90后、00后们正在为憧憬而奋斗，他们还来不及乡愁，甚至没有资格乡愁。显然，基于乡愁的春运一定会发生质与量的变化，无论是人群、规模、流向一定会随着中国的日益现代化而改变。或许，对于某些新生代们而言，剑桥的那条小桥，伯克利的那个钟楼，斯坦福的那片树林就是他们的乡愁。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化类型的乡愁，你我有前述的那些保护的底线吗？那底线是我们能够规划与控制的吗？而即使在国内，带着亿万人乡愁的故乡越来越多的消失在村口或者老街的背后，这是我们谁也奈何不了的事情！这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需要为社会整体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真正能做的是，要珍惜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乡愁，但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而绑架别人的乡愁。其实，在快速的城镇化面前，最有可能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集体乡愁，而不是个人的乡愁。你的那一份乡愁，最安全的保护就是在自己的心里珍藏，这样，不管你到天涯海角，你的那份初心就变成了你最难以忘怀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