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故乡故国故人是“乡愁”经典的话语载体。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以游子思念故乡的方式来徐徐打开乡愁之门的无穷内涵，留下了不知其数、脍炙人口的诗文词章。譬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中秋》）；吴文英的“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惜别》）；等等不胜枚举。余光中先生著名的小诗《乡愁》的“……这头”和“……那头”更是道尽了离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思乡情。笔者作为当代游子，也有挥不走、去复还的离愁别绪,曾有词曰“举头怅然飞鸿去，乡关何处，似有千万语。春来枝头花几许，映山红湿清明雨。年少不解斜阳暮，声声布谷，转眼秋声赋。莫待蹉跎归期误，明月照我回乡路”（《蝶恋花.乡关何处》）。在意象层面上，乡愁是春天的农耕，是暮归的牛羊，是故乡的炊烟；在心理层面上，展示的是离人与故乡的情感联系，是离人的思乡情怀，是对乡土的魂牵梦绕。
这篇文章想阐述的是社会人口学、人文人口学视角下的“乡情”与“乡愁”。在笔者看来，乡愁话题揭示的是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他乡与家乡的社会关系问题。乡愁是人口流动和裂变的社会心理成本，流动人口注定是乡愁人口——身在他乡心在故乡，联结起打工潮与春运潮的正是乡愁文化的推动。如果说古代的乡愁是“家书抵万金”，那么现代的乡愁就是“春节回乡潮”。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
让流动人口注定成为“乡愁人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2017年末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5%。[1]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有如下特点：[2]首先，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总体是增长的趋势，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70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2135万人，2010年的2.21亿人，2015年的2.47亿人，2015年以来稍有回落；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1%提高到大约18%。2014年达到顶峰，为2.53亿人。其次，人口流动方向主要是由乡及城的，201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有77.6%属于农业户口。再次，流动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16-44岁年龄组的流动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45.7%上升到2015年的68.5%。其四，人口流动目的以务工经商为主，占流动原因的一半以上。其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完成“人口替代”，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中80后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超过60%，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成为非农化的产业工人主体，2000-2015年，新生代流动人口规模从1400余万增加至1.3亿。其六，个体化的人口流动转向家庭化的人口流动。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快速增加，0-17岁流动儿童从1982年的254万增加到2015年的3426万，流动老人从2000年的503万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从属型流动（以随迁家属为主）占比从2000年到2015年增加了2.5个百分点，达到15.6%。其七，市民化的冲动强烈。总体来看，近年来15-59岁流动人口愿意融入城镇在当地长期居留的比例保持在60%左右，而且大城市的居留意愿最强，不过本是城镇户口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强于农村户口的。[3]流动人口最初呈现的是职业流动、地理流动和区域流动，是钟摆式的；后期呈现的是定向流动，表达出长期居留的愿望，展现出社会流动的诉求。愿意成为新市民的流动人口目的有三：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分享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了个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2016年，有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大约占30%上下。2017年，4成左右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超过2成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超过十年。[4]
流动人口群体存在着社会分化，大致包括四大部分：一部分居留并沉淀扎根了下来，成为融入城镇并被户籍制度接纳的新市民，这是少数幸运者和佼佼者；第二部分是在流入地居留了很长时间，成为常住人口；第三部分是主动融入了城镇但并没有被制度接纳，继续保持流动的状态；第四部分开始回流返乡，因为年龄大、工作不稳定或者要结婚成家、抑或有更好的创业机会、或者孩子高考家庭团聚等原因而回流，譬如45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回流率较高。
流动人口与故乡的关系是多重的。从积极的一面看，反哺乡里、振兴家乡可以理解为消解乡愁的一种动力。受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杜维明提出的“文化中国”概念的启发，2006年笔者在湖南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家乡”[5]概念来解释农村外流人口反哺乡里的行为，为“乡愁”提供了一个社会人口学的解释框架。这时候，乡愁是来自故乡故园故土的拉力和召唤，流动人口回流归来、告老还乡、反哺乡里（如经济支持）或者返乡创业就是一个证明。2015年，15岁以上流动人口返迁占比12.1%，农业户口大致占9成，男性人口占比超过6成，平均年龄约40岁（高于流动人口5岁）。结婚和照顾孩子是女性流动人口返迁回流的主因。[6]
对生活、亲人、土地、家乡的牵挂，
让这代流动的中国人愁思难断
现代意义的乡愁，到底愁在何处？愁从何来？
一愁生活来源。在传统三农的框架里，种地只能果腹、解决温饱问题，打工挣钱成了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动潮和形成新时代打工文化的原始动力。农民外出打工是为了生活，也是生活所迫。“三农”（这里是指农村的环境、农业的职业和农民的身份）成了农村人口困守社会底层的宿命。打工的主要目的是挣钱改善生活，近年来部分新生代打工者才有了长期居留的愿望和打算。
二愁亲人安康。牵挂留守在故土的妻子儿女和老年父母，特别是年幼孩子的上学、生活、成长与安全。我国留守儿童几年前的说法是有6400万，还有民政部2017年的调查数据说是900多万。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都有挥不去的离愁别恨，互相牵挂和思念。打工人口与留守人口（包括妇女、孩子和老人）的“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的社会分裂使得“乡愁”成了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高昂的社会心理成本。调研发现，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人格发育、情绪健康和精神卫生等心理问题突出；已婚留守妇女以及纯粹留守老人也存在着诸多困难。
三愁田地荒芜。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靠的是半劳力弱劳力，后继无人，新农村建设主力已经逃离农村。经过二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早在十年前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2003年东部地区出现“招工难”、“民工荒”，农村劳动力转移接近“刘易斯拐点”。根据200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面积、大规模的乡村调研，其时全国20%的农村几乎已无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子里，16-25岁的青年已经少见，农村劳动力短缺是我国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愁亦是国愁。
四愁家乡衰败。大中小城市强大的拉力吸走了大量农村精英劳动力，乡土中国的人烟和生机渐少，与儿时热闹的回忆有天壤之别。一些村庄在走向没落犹如夕阳西下，青壮外流，人口减少，人去宅空，野草满院，房屋倒塌，门窗破旧，土地荒芜，日复一日，村落就渐渐失去了人气和活力，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落必然走向消亡。消失的乡村有些属于自然淘汰，有些则是因为人为因素。人口是文明的基本元素，人口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的兴衰。
五愁故土难归。在二元城乡格局中，农民工的尴尬身份使得他们处在二难境地：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土。熟悉的故乡变得陌生起来，特别是久居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不习惯家乡的一方水土和生活方式。从当时的“离土不离乡”（人口非农化）到后来的“离土又离乡”（人口城镇化）再到“离土不回乡”（人口市民化）三步曲见证了农民工的社会变迁。
未来的“乡愁”终将淡化在
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历史洪流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愁或将淡忘，而第一代农民工的乡愁最为浓郁。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同时缺乏市民化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很难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也更多，一般家人和父母都在家乡，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不一样，他们往往因为父辈的开疆拓土作为随迁人口或者作为更有适应能力的高文化程度的人口更早更多地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可能小时候就成长于异乡或者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工挣钱而是想成为“新市民”，与故乡的联系更少也更弱同时在城市更适应也更有竞争力，乡愁也将更加淡化。所以，从农民工人口代际关系看，乡愁恐怕正在淡淡远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人口结构性萎缩、农业青壮劳动力后继无人、一些农村甚至走向衰败消亡的事实与趋势。我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试问人口城市化高歌猛进中的脆弱的“三农”对城市文明的支撑力到底还有多大还能坚持多久？粮食蔬菜供给安全吗？劳动力供给充裕吗？城乡一体的协同发展可持续吗？
近年浙江领跑全国，其“千万工程”真正拉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青山绿水、美丽乡村成为人们的新向往。“记住乡愁”就是要在环境整治中留住老房子留住故乡原初的风貌以留住游子离人的念想、激发美丽乡村的魅力。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简单的盲目攀比，大拆大建，从零起步，而是要各美其美，美我之美，美美与共。新农村建设既要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要有现代生活的创造与文明气息。放眼未来，“乡愁”终将淡化和淹没在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历史洪流中，同时留存在流迁人口的昨日回忆和午夜梦回中，也遗存在美丽乡村的旖旎风光和土菜风味中。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
[2] 流动人口是指现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3] 数据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国人口出版社，2018年12月。
[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第149页。
[5] “文化家乡”区别于有行政区隔的“地理家乡”，流出人口能够跨越地理意义的家乡却走不出文化意义的家乡，祖籍不变，出生地不变，乡音不变，儿时的回忆和家乡的联系不断，无论到哪里，都切不断与家乡的血缘、亲缘、地缘、学缘和业缘。参见穆光宗：“人口流动效应与新农村建设——‘文化家乡’的理论构建”，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
[6]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第153-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