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单波教授在由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构建中国特色传播体系：东中西部的对话”第二届紫金传媒论坛暨第五届传媒产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很高兴参与讨论“构建中国特色传播体系”，这是一个需要在多元开放的交往实践中不断辨析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特色是在与世界性的参照中得以建构的，中国的特性与世界的共性相互印证，在多元互动中不断生成文化间的权力关系或文化兼容性。如此一来，中国特色所建构的主体性隐含关系性和自我反思性，并意味着沟通性。如果无法沟通世界，那么也就无法确证中国具有何种特性，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方法”或“视角”，更无法在参与世界传播体系建构中显示自身的存在。
最近在考察新华社的中国新闻话语实践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特色呈现为中国新闻传播的主体性建构，但这个主体性需要克服褊狭的主体性，转向追求沟通、理解与包容的主体性，始终面对关联的世界、可协商的世界、混杂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交往的世界。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质，有着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能形成颇具世界意义的“和而不同”“以他平他”交往理念，以及基于“和谐”的交往实践，就很好理解了。与此相应，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疆域是移动且变化的，中国是在“胡化”与“汉化”的历史交错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从“周边”看中国进而推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研究，可以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重新书写一个“交错的历史”。
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多元交往的中国历史审思，使我坚信，我们完全应该继承并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传播智慧，深切理解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由此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
中国传统传播智慧可以在人类基因研究中得到某种理解。对于人类来说，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身基因的利益，通过基因复制所带来的多样性更容易使人类从毁灭性灾害中恢复过来，促进自身的进化。中华文化正是在于与多元文化的互动、对话与融合中汲取多样性，成就自身的文化生命。
面对技术脱钩的威胁，华为依然选择合作，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求生存的正确选择，也使中国传统传播智慧与全球时代的互惠性合作话语连接。我们可以从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对人在经济交往中的互惠性及其演化的观察中明白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人类是具有互惠性的合作性物种，其中包含两个命题：人与人的合作并不仅仅出于自利的原因，也是出于关心他人福利、维护社会规范的愿望，以及给合乎伦理的行为以正面的价值；由具备合作倾向和维护伦理规范倾向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比起其他群体更加容易生存并扩展。合作作为人类天生的跨文化行为，是基于人作为合作的物种而存在的，合作的行为有自利的动机在推动，自私、自利、互动、利他统一于人的交往行为，主体间交往的关系才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的建构，就应该是基于人的交往关系的。
大家知道，“communication”在1753年被狄德罗纳入《百科全书》之后，一路与资本主义同行，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流动的社会、普遍联系的乌托邦以及地缘政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发出了“communication”的邀请，或者说邀请是由传播技术发出的，电报、电话、交通、邮政等技术发出了传输和传递的邀请，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等技术发出了大众传播、共时分享、意义分享、连接与互动的邀请，其中还呈现出资本主义交往理念的发展史。而在现代性转向之中，中国与之发生了深刻联系。
传播一方面用动词来推进它的表述，如共享、传输、互动等，另一方面又建构名词性解释，如关系、知识、权力等。但不管是动词思维，还是名词思维，都在参与构建一种“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我们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常常会陷入“囚徒困境”“对空言说”的交往窘境。
于是，全球化就发出另一种邀请，这就是跨文化传播。
告别现代传播所建构的“中心-边缘”关系、“传者-受众”关系，跨文化传播转向主体间传播关系的建构，主要对应着三种英文表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尽管问题导向都在于如何与异文化中的个体进行交流，但是三者侧重不同。
置身文化互动语境之中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将人类学对单一文化的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研究，进而关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如何互动，在1950年代首次提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概念。其内涵偏向文化差异及文化适应，强调互动是文化的核心；作为主体性的人，既要处理在变动的同一文化内部的适应，即“濡化”（enculturation）；也要理解并接纳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产生的文化特征的变化，即“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侧重于横向的文化比较层面。1960年代，通过反思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劝服研究，乔治•加德纳(George H. Gardner)首先提出这一概念，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或族群的联系和交往，这种交往是在横向文化比较的框架下进行的。语言学用这一概念表示人际交往之中处理文化差异的语言技巧，既要与他人交往，又不能把某种文化强加于人或将自身囿于某一文化之中。
1940年代，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在《古巴的对应物：烟草与糖》一书中首次提出“transculturation”，以此讲述古巴本地民族文化与殖民帝国文化互动的文化转型历程。它包含三个阶段：去文化（decultur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与新文化（neoculturation），即“通过文化混血（métissage）的方式去文化，融入到新的文化之中，重塑新的共同文化，从而使身份合法化”。由此可见，“transculturation”“transculturalism”侧重于文化身份的过渡、转化与融合之意。1979年，在《非语言行为》的序言《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模型》中，爱德华•霍尔使用“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强调文化内在的包容性与隐蔽的对外排斥性。在2015年出版的《跨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ation）一书中，德国传播学者安得利亚斯·海珀（Andreas Hepp）将“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界定为借助大众媒体、互联网等新旧媒介所进行的文化互动与文化冲突，以区别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所包含的人际与群际交往。在海珀看来，与“transcultural communicaton”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媒介化（mediatization）”。全球化指的是在这一进程中，民族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媒介化则指我们如何通过媒介与交往塑造新的社会与文化。由此可见，“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文化交往的纵向过程，且强调交往与文化的互动性，即在文化转型过渡中的交往，与交往所带来的的文化转化。
这三种表述重点呈现了文化互动的“我”、文化交叉的“我”、文化融合的“我”，回应全球化时代“我”的生存图景：全球流动不断使人们体验普遍交往，遇见陌生人，经受文化差异与文化压力，进入文化适应，感受文化连接与分割的心理考验，由此引申出“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追问。
通过这一追问，我们试图把自己从“囚徒困境”和“对空言说”中解救出来，悄然远离起源于全球贸易、以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为导向的传播学问题，转向建构多元文化的传播关系，形成以“和而不同”、交往理性为导向的传播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传播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传播关系如何可能通向平等且互惠的关系？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这一问题成为文化交流、转化、交叉、融合等传播实践中的公共问题，或隐或显地呈现于不同学科领域。主体间性哲学、跨文化人格、对他者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语境化理解、人类互动网络史观、群体间的互惠性相互依赖关系、传播与文化同构的语言观、对话理论、经济学的人类互惠性合作理论以及精神病理学的共情理论，连同传播学的仪式传播观，从不同角度触及这一问题。不可否认，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为多元而杂乱的知识兴趣所笼罩，也为全球化战略所导引，使问题域变得模糊不清。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边缘人身份或置身于多元文化交流实践的人占据学术空间，“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问题越来越明晰化，且呈现为具有逻辑关系的问题链：从我与他者的交流实践出发，面向主体间交往的不确定性；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反思群体间接触的他者化；在跨文化对话中超越语言间交流的差异化；反思文化间的权力支配关系，恢复文化间交往的竞争性与互惠性。由此构成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体间、群体间、语言间、文化间”问题框架。这个框架下的具体内容可参阅我在《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跨文化传播研究》2020年第一期）一文中的论述，欢迎大家多多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