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全球范围内先后发生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事件（2003年）、H1N1流感事件（2009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事件（2012年）、西非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事件（2014年）、寨卡病毒综合征（Zika virus）事件（2015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事件（2019年）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述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恰是学者所言的“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与“风险环境”空前扩张的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其使得嵌套于社会中的民众的个人心理普遍处于应激的忧虑和恐惧状态，而个体应激的忧虑和恐惧状态汇集而成的整体意义上的民众社会心态也会不断发生着变化。
切合于Web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微博、微信、论坛及互动式短视频等社交网络平台在公众讨论社会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交网络平台作为传统社会空间之外的新的舆论空间，其中的信息互动与传播已经能够反映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能看到，日益多元复杂的公众情绪已然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力量传播和放大，其对大众社会心态的塑形力量进一步增强。
公共事件应急反应滞后会对传统社会矛盾场域的环境不平等（即负面环境后果在异质化特征的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健康不平等（即健康指标在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区域等各种社会因素划分的异质性人群之间的差异）等问题起催化作用，并不断引发公众热议，焦虑、愤怒等情绪，赋予了群体心理及集体行为极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心态“感染”涉及的人群更广、传播速度也更快，有社会学者将此称为“流行病心理”。而且很明显，不适宜的“流行病心理”必将成为影响社会整合、团结与稳定的隐患。
学界的一项研究认为，研究公众在社会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把握公众所思所想，所以在线数据相应地成为研究群体社会心态的重要资源。在此情境下，随着由人工智能学科快速发展带来的数据挖掘与处理技术的突破，尤其是上述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结合对于国家在经历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和结构性的问题、矛盾与风险并发可能会进一步触发中国本土社会风险及其衍生的社会性问题的实然，我们认为，由此而来的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及公众情绪在社会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特征分析及由此引导而出的社会治理等相关研究议题就理应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实务界的重要关切点。
梁启超曾经说过“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也，未有能御者也。”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因此，我们立足于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景下人们网络社会心态的衍变及由其引申而出的社会治理这一重要公共议题的探讨就有着切实的意义了。
立足这次作为一项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物理空间层面的传播情景，大众对其风险感知定当存在差异，从而带来大众社会心态及其在网络空间呈现的变化，并可能衍生出大众社会行为的一些演变与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
因此，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即是要立足于系统的文献梳理与严密的理论诠释，尝试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在网络场域的情绪呈现与引导层面，引入系统的理论分析视角，并初步建构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为后续相关的探索性实证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化的应然指向。以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家治理层面，在风险社会的实然情景之下，在对于现代社会结构性特质方面的人类处境进行勾勒的基础上，促进更多的学者开展具有学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积极意义的针对于民众社会心态及其在网络场域的呈现与引导相关的系统性研究。
一、风险社会理论向度下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风险社会的理论向度
1986年在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场域，给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加注了一个名曰“风险”的显著标示。以此为转折节点，风险与和谐、危机与平衡的纵横交错中不断朝向和谐状态的过程成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常规态势。
理论向度上，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这一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的专著，其首次提出并分析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个概念，而自此以后，“风险社会”也成为了人类观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有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已经被各样的全球性灾难所勾勒出来（吉登斯，2000）。
而关于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颇具概括性地从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特质方面做出了系统论断，他指出，从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与英国的理论家分别提到的“不稳定性”“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不确切性”“不安全性”……上述的经典概念在异质性的人类困境等方面对多个维度的和多层意义的不可靠性(Insecur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不安全性(Unsafety)的联合体验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捕捉和诠释（鲍曼，2002：250）。
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社会学家们已然非常敏锐地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特质方面，刻画出了作为“人类”的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以及未来将要经历的时代性境况和存在性体验等。
当代社会正在迈向有着空前加剧的“风险强度”与空前扩张的“风险环境”特征的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视域内的“四性”，即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不可控制（性）与不可逆（性）。
也就是说，现代风险的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与社会文化两种边界的限制。其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已经有着无法确定与不可预见的特征，远远超出了传统风险。而另一方面，现代风险可能具有的突发与快速传播性，会导致风险后果在时间、地点和人群上也难以预测和控制。从此次在全球传播的COVID-19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看来，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正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学者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一场学术对话中所言及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一个因为是无“外部”、无“出口”、无“他者”特征的世界，所以，只能是由身处其中的人们共同分享的世界。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学反思
如同当下仍在全球肆掠的COVID-19疫情一样的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造成了对社会公众健康的严重损害，但学者们指出人们在考虑这些事件的卫生事件特征外，应该关注其作为“突发”与“公共”（事件）的特征，并因此在更为深层的社会基础之上形成反思——关注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控制议题。
在中国情景之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使缺乏制度嵌入的群体茫然失措形成社会风险，并可能加剧风险社会的“风险强度”。
风险，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激发后的社会风险的传播或言扩散是一个过程，起初在一些地方先期出现风险，处于“风险场”的人们（被风险侵害的或离风险近的人们）在舆论空间传播风险，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舆论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归一就加剧了诸多散点式存在的所谓“流言”的传播——从积极的维度来看，正是这些“流言”对“风险场”之外的人们产生“提醒”的功能，并因此成为了大多数人们了解风险的通道；而从消极的维度来看，当产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们，尤其是上述那些最初处于“风险场”最远端的人们，在通过“流言”知道风险时，他们根据其既往经验，难以找到应急的对策，因而不知所措，并且，一群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知如何应对的人们在心理与物理的空间内汇聚起来，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安全风险。
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景下，在流行病学的关注之外，还需要关注到其在社会层面的事件传播、群体性焦虑、（可能的）公共危机，并由上述特点衍生而来的社会失序等，而在学理层面而言，学者们认为突发性公共事件具备的突发性和公共性特征，特别是后一种（公共性）特征，使得对其产生控制作用的的主体和责任都应该是国家。
所以，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必须要予以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层面的研究，并进而需要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有效控制。在中国语境下，结合这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事件，我们从中国社会体系来看，可以发现，各地（尤其是这些地方的城市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在应急管理能力和卫生资源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虽然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国务院就提出在社会管理领域要建立应急预案机制，并在2003年10月，经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形成以‘一案三制’为代表的第二代应急管理系统。”
但是当上述COVID-19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部分城市的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依旧得以显露，并加剧了属地的社会风险。
实际上，这次COVID-19疫情的防控，国内在较长一段时间更多是从临床医学学科，公共卫生学科，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研究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与研究，从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实际上，社会学视角下，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基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分层理论进一步发展而出的基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与政治权力的分层系统而成的“地位群体”概念就是一种很好的概念分析工具。
其实从这次疫情于特定空间结构（城乡与区域人口流动的特殊空间体系）的风险差异，以及地域的疫情风险在医学层面之外更多受到不同地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的实然来看，其正是“地位群体”概念在中国大地的现实演绎。恰是因为社会科学层面在早期介入的缺位，这次疫情带来了从社会物理空间到互联网网络空间呈现出的系列社会风险问题。
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景下，除了关注旨在促进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提升城市抗击突发事件能力的城市疫情风险评估外，还必须对之形成理论上的社会反思，在适宜的分析框架内关照于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类社会风险，及其社会后果的全方位立体刻画与评估等，并以此推动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出台。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框架的提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有着极强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实际上，国内学术界诸多学者已立足早年的“非典”（SARS）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这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境，借助适宜的数据与计量模型等，对公众的风险感知、社会心态以及基于此而呈现出的行为规律等开展过一些实证研究，并希望借助于这些相关实证研究的发现强化对于公众的情绪引导，以达到可能让人们人心相聚，以积极的心态与政府一起，在应对和处理公共卫生事件及其衍生问题的同时，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目的。
但是，当我们从“中国知网”的论文库中全文检索“社会心态”、“网络社会心态”，可以看到相关研究发展速度并不快：一方面，“社会心态”研究规模（以“社会心态”为篇名核心内容进行检索）虽然近年来增幅明显，但在相关标准的核心刊物范围内也只有约249篇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当我们以“网络社会心态”为篇名或以“网络”与“社会心态”分别作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就只有不足20篇相关文章，可见该项研究的总体数量非常有限；最后，当我们加入“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多一个维度的关键词限制后，就会发现直接相关的研究基本没有。（上述文献的检索为作者在写作本文时在CSSCI范畴内的检索）
另外，我们也发现，截至目前可及的相关的研究仍然缺乏整合性视角的理论或解释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恰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已经成为相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社会心态与网络社会心态及其衍生而出的人类行为特征与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研究得以有效进行将面临的一个主要瓶颈。
立足于前述的“地位群体”概念在中国的理论与现实映照以及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可能测量维度、验证性数据来源与方法维度的内容的审判，我们初步提出如下图1所示的一个可能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核心的是“网络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及其可测量维度的分解。那么，在此，我们理应从这一概念的核心理念——“社会心态”开始其概念的学术史考察，然后再对整个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性的描述与刻画。
（一）社会心态的概念维度（从略）
（二）社会心态在网络场域的呈现（从略）
（三）分析框架的系统解构
基于上述针对该分析框架涉及的核心概念“网络社会心态”的系统性学术史考察以及对其内在逻辑结构进行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三维度的分解，我们知道对于“网络社会心态”在风险社会场域的系统性刻画所依赖的数据来源及数据搜集方式就会呈现出传统社会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捕捉两个维度。
实际上，传统社会学意义的调查之外，转型期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重叠，为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和窗口。随着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普及，海量、高速、实时的数据，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基础性记录和测量，也为揭示网络社会心态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类宏观和微观因素之间的关联，为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数据手段和工具平台。
而在前述提及的最为基础的数据收集方面，截至目前，学者提出了一种较为科学的区分了“汇合和融合”两种社会心态形成的方式以及相应的不同数据采集模式：其中，前者强调社会心态是在个体相同心态基础上直接汇集、聚合在一起的总体分布形态；后者强调社会心态是个体心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众多个体共享、共通的心态。相应地，面向个体的抽样调查比较适合汇合式心态的研究，而具有群体特征的表征分析（如对社会流行语等的分析）则比较适合融合式心态研究。
据此，本文从网络社会心态所嵌套的社会情景及其被触发的“风险感知”到其操作化维度，再到其从“汇合式”与“融合式”两个维度能被刻画的可能数据来源，以及其可能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如前图1右侧虚线框内部分所示的一个可能的操作性路径框架。
基于我们在此提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我们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其发生会激发人们对这一事件的风险感知，并因为如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成的“地位群体”的差异，在网络层面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三个维度的社会心态也可能呈现出差异化状态。
而如前述提及的，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的刻画，首先，需要借助传统的社会专项调查，在其中通过专项模块，尤其是涵盖有专门认知、情绪与价值量表设计的专项模块的设计，从而搜集到抽样调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刻画出“汇合式”社会心态；其次，需要借助于对于多源的大数据的抓取，以关键语汇对社会心态相关的信息关键词进行设置和列举，然后从相关（大）数据平台分别提取出相应语句并进行情感分析，同时，以“潜类分析”方法生成不同级别的网络社会心态指标，从而刻画“融合式”社会心态。再次，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的影响机制的刻画，就需要借助于具备预测性质的各种适宜的回归分析方法，同时，基于对社会心态的理解需要嵌套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实然。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在发展维度的异质性，对于无论是“汇合式”社会心态还是“融合式”社会心态的刻画和理解，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在小的区域单元（比如地级市层级）去匹配相应的社会经济等宏观指标，再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即“汇合式”社会心态的刻画需要我们将调查数据与对应年份的城市统计年鉴的核心宏观社会经济等指标匹配，然后以相应的操作化而成的心态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对于“融合式”社会心态的刻画，我们也需要将基于大数据生成的心态指标与对应年份的城市统计年鉴的核心宏观社会经济等指标匹配，然后以其（基于大数据生成的心态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立足于适宜模型的回归分析。
正是因为可借助两种不同形式数据来源进行分析的两种类型心态分析最终在方法层面需要回到回归分析的实然，所以图示中“回归分析”的箭头以双向形式呈现。
最后，立足于由上述几个步骤而成的对于网络社会心态及其影响机制的系统刻画，我们还需要从“风险环境”与“风险强度”两个维度回到“风险社会”的场域，对诸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造成的对于异质化“地位群体”的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行再次的循环分析（这正是“风险环境”与“风险强度”以双向箭头呈现的缘由），如此形成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的完备呈现与刻画。
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处提及的符合理论建构逻辑的循环分析，可能会成为后续实证研究进行的难点，而条件性的破解之道则在于两种类型数据的两个维度：其一，“汇合式”社会心态层面，学者在可能长时期存在的“事件周期”内需要以追踪调查来获取纵贯数据；其二，“融合式”社会心态层面，学者在可能在较长时段存在的“事件周期”内以“标志性事件”进行长时间轴上的（大）数据抓取。
最后，立足于前述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的细致深描，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在信息发布与情绪引导等方面若有着完善的机制设定与有效的运行体系，就可能使得特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不出现明显的偏误与非理性放大，其也就可能直接产生受公共卫生事件较小影响的积极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若刻画而出的网络社会心态失控，其就需要政府在信息维度做到及时、公开与透明，在干预层面启动舆情澄清与情绪引导机制，并且在上述机制运行良好的基础上，其就可能将消极的社会后果影响逐步转变为积极的影响，在公共卫生事件所激发的风险社会情境下，依旧维持社会个体或不同阶层的群体于其个体或群体发展的微观层面，以及社会整体在安全与经济等宏观层面的良性发展。
三、结语
在中国语境下，中国本土社会正处在深刻而快速的转型期，其中，在社会结构的视角下，社会发展还未能完成向健康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完全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以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有所收缩、底层群体和精英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明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城乡二元与区域多元发展失衡的社会结构仍具有较强惯性等为特征的显性固化倾向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正以“撕裂”的方式强化社会团体、阶层之间的张力，使得整体社会结构出现紧张，其投射在心理层面，也就形成了一定时段内公众的社会认知、情绪、信念、意向、行动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心态。
如我们在前文所述，在快速发展与普及的Web技术带来的从开源论坛到自媒体平台等等形式的网络媒体空间的扩张，以及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所显示的中国网民数量的极度增加（截至2020年3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97亿，而网民规模更是高达9.04亿）的现实背景下，对于民众的社会心态在网络空间的表达与形塑的研究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出了“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强国的重要指导思想，面对类似此次COVID-19舆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加剧的社会风险，民众的社会心态在互联网空间内会存在“放大效应”，那么在社会矛盾不断解决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积极引导的过程中如何逐步促使并维系民众良好的网络心态这一研究议题就需要学界持续的参与与推动了。
而本文正是尝试提出一种可能的整合分析框架，此框架首先强调了相关研究对于背景的考量，即影响民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减轻行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考量，然后提出一种可行的路径去引导后续的研究者如何在传统的问卷调查与前沿的大数据捕捉之间去寻得一种研究方略的平衡，从而有效地刻画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大众网络社会心态全貌，并在学理层次上能够探讨出基于中国于当下及未来时间在网络空间内的社会心态结构、特征、因果机制及分布演化规律，形成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的网络社会心态分析及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的社会心态及其触发机制探究的系统性研究，从而能够推进风险社会视角下（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提升基于多元数据的更为全面的社会治理监测、评估和应对能力。也因此，学界的研究可能促使建立并优化政府与民众之间有效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工具性流程，从而培育出民众理性积极的网络心态，凝聚最大的社会共识，共同绘制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