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尤尔根·哈贝马斯离世。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毕生关切人类的公共生活。桑内特曾说，公共生活有三个传统，构成等边三角形，其中，他本人、哈贝马斯与阿伦特各站一边。三位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人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
但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哈贝马斯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我记得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新闻传播学界深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启发。那时，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携手”，致力于推动公共议题，学界期待以公共对话推动社会变革。之后，社会在变，技术在迭代，相较于传统媒体或早期互联网时代，当下的公共生活极为复杂。但人类对良好公共生活的设想依然有一些稳定的理念，比如我们都渴望平等和真诚的对话，希望以对话来解决分歧，促进理解。站在今天的AI时代，我想寻回他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关怀，即公共生活的尊严。在这个算法支配、群体极化、公共性衰退的数字时代，我们如何继承哈贝马斯那份公共生活的理想？
哈特穆特·威斯勒：《哈贝马斯论媒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年
哈贝马斯对新闻传播学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他为传媒赋予了规范性的理想维度。他将报刊视为公共领域的载体，认为大众传媒不只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应是理性批判的空间，以理性讨论公共事务，形成能够监督权力的公众舆论。这样的描绘尽管带有理想色彩，却为新闻传播学者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和问题指向，那就是媒体的使命是培育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
作为研究者，我自己最初的研究领域便是受哈贝马斯这一理念的影响。后来转向“情感与公共生活”的研究，试图与他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哈贝马斯的理想。哈贝马斯本人并非对情感无动于衷，他承认“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任何审议都不可能得出值得普遍认同的结果”。他的“角色承担”概念要求参与者站在他人立场。在算法时代，“同情”正是我们理解他人、跨越群体隔阂的情感能力，而“角色承担”则要求我们在被数据化为“幻影公众”的时代，依然能够想象他者的处境，在对话中重建公共生活的尊严。
袁光锋：《公共传播空间为何需要情感——读克劳斯<公民的激情>》，《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
哈贝马斯晚年敏锐地洞察到，数字技术并未促进解放，反而催生了“技术官僚统治的漩涡”。他看到了数字技术对公共生活的威胁，批判数据资本主义对民主政治的损害，警示“数据搜集者－信息”主客模式会取代主体间的交往。“数据搜集者－信息”模式并不把公众看作对话的参与者，而是被分析、被预测的数据。这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真实困境。我们看到的是，公众成为数据，情感也被计算，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被流量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从何说起？公共生活的尊严何在？
这两年，我开始关注数字时代的心态秩序问题，努力处理多元与秩序、差异与理解的张力。回想起来，这一兴趣亦与公共领域的理念有着隐秘的关联，因为理性对话本身便是心态秩序的重要基础。然而，面对技术对公共生活的不断侵蚀，我们是否依然应该寄希望于对话？对话真能导向共识吗？说实话，我很困惑。但除此之外，我们又当向何处寻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