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3.0的价值重塑和路径重构

史安斌

从历史上看,国际传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国际传播1.0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传媒势力对外输出价值观念和文化产品,形成“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国际传播2.0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区域性大国通过技术上的“弯道超车”和内容上的“反向流动”等策略塑造良好形象、争夺话语权,全球传播版图呈现多极化趋势。国际传播3.0是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海量信息实现便捷共享,国家边界日渐模糊,文化身份/认同愈发交融。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国际传播3.0在主体、内容、渠道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首先,就传播主体而言,个人的表达能力空前提升。社交平台、自媒体蓬勃发展,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大行其道,Z世代草根力量异军突起。相较于国际传播1.0阶段美西方(the West)主导的“媒介帝国主义”和2.0阶段的“他国”(the Rest)崛起,3.0时代个体充分获得话语权,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力军。詹姆逊曾以“后现代主义”指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强调媒介文化生产日益碎片化、拼贴化。进入数智传播时代,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解域”趋势进一步加剧。其次,从传播内容看,文化生产呈现出碎片化、娱乐化趋势。短视频、游戏、电竞、数字迷因等新型媒介文化品类对传统叙事模式形成冲击,流量经济下“娱乐至死”倾向凸显。再次,从传播渠道看,算法、大语言模型、沉浸式体验重塑了信息流动的图景。算法推荐实现精准触达,AR/VR等新技术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打破了时空界限。数据资本主义盛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跨媒介叙事成为新趋势。 从现实来看,算法推荐、虚拟沉浸、智能社交、数据驱动成为重塑传播图景的关键力量。这种技术逻辑带来的不仅是信息流动方式的变革,更是人类交往范式和文明演进模式的深层次变迁。国际传播3.0正经历着从“机构化国族中心主义”到“平台化世界主义”的范式转变,“南方转向”和“人际转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今年年初,美国之音(VOA)等老牌国际传播机构关闭和“身份暧昧”的TikTok成为大国博弈的“王牌”之一便是这一转变的注脚。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即“他国”)的传播力和文化权如何提升?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平等交流、互学互鉴,从而让“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和“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愿景变为现实?各国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数智化转型、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问题成为国际传播3.0阶段的主要研究议题。 在数智传播时代,个体生活世界逐渐成为叙事构建的核心,以移情代入激发共情共鸣,将是国际传播3.0价值重塑和路径重构的切入点。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国漫为代表的“数智华流”出海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趋势。短视频平台用算法实现“千人千面”,虚拟社区塑造沉浸式体验,都在情感链接中拉近了文化距离。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塑恰恰植根于主体间性交往,它超越线性时间观,在仪式性互动中实现价值协商。这尤其需要中国学者反思文化身份中的本质主义预设,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传播转型升级,在实践创新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而言,国际传播3.0应探索如何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思想”。它既不能是“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也不能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而是应该将中国视为世界多样性中的一部分,并反思既有的文明等级与世界秩序,推动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的重构,真正实现“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