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短短10年间，远程教育、智慧医疗、移动支付、共享出行、网络零售、电商直播等数字化生活方式和信息服务渐次进入现实，构成了新时代国人生活的日常图景。在快速流变的数字化和媒介化社会中，“媒介”逐渐成为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媒介理论研究也成为了传播研究这10年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成长速度可以用“狂飚突进”来形容。
在以效果为核心的传播研究者们看来，媒介只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或机构，对传播效果影响有限，因而媒介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五大研究领域中最贫乏的一个。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传播研究视角多少有点可笑。因为“传播”是从信息“媒介化”后才真正开始的，脱离媒介形态后，传播就暂时结束了。也就是说，没有媒介就没有传播，传播不可能出现在媒介之外。传播的两端——信源与受众，实则在传播之外。以往实证主义传播学所从事的研究，如媒介产业研究、受众研究或效果研究，实则与传播本身无关。这些研究充其量只是对传播问题的“侧面描写”，很难挣脱常识的困扰。然而这种传播认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无论从学科建制，还是从主要的理论资源上来看，中国传播学研究均参照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而发展，因此在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上当然也不能免俗。从知网上看，1985年，传播研究领域出现第一篇以“媒介”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从1985年至2012年的28年间，共出现相关主题研究成果4162篇。其中，媒介经营管理的文献占比超过50%。几乎所有研究全都在研究媒介组织或媒介机构，真正研究媒介本身的文章几乎没有。
但仅仅在2012年至2022年的10年间，情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媒介问题是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前沿。这一方面当然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息息相关——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如此重要的行动力，以至于它以无限可能的方式填充、宰制、重构人们的生活。早在平台媒介刚刚兴起的2014年，朱天、张诚在对媒介平台上的“圈子”传播现象进行解析时就意识到：平台改变了社会信息的流通特征，并将进一步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构建机制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这也与媒介被抽象化后爆发出的想象力有关。媒介被视为一种“居间”的隐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哲学思考。有学者将这种“居间”看作是创造两端的起点，从而形成了媒介本体论的思想，正如胡翼青、郭静所认为的：“一种新的存在论——估且可以被称为‘媒介本体论’被设想出来，它反对天然主体的存在以及天然的主客体二元关系，也反对以主体为分析世界的天然的中心和起点，而是以媒介的居间性为起点，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和生成性，生成了以某种方式运作的世界。”也有学者反对媒介的天然先在性，认为本体论会造成一种“有”或本质主义的错觉，媒介的居间性是一种“无”，只有当媒介物处于居间位置之时，媒介的意义才会生成。
不过，不管在媒介哲学上存在什么分歧，“重识媒介”和建设媒介理论的知识体系已经不可避免，传播学正在将“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陈词滥调抛到一边，面对“人与媒介的相接相嵌”的现实，步入“媒介入射角”的时代。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为了更精确地描述10年来媒介研究的发展进路，研究者将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的量化方法和文本深度阅读的质化方法相结合，分析了党的十八大至党的二十大的10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CSSCI核心期刊的相关文本。
具体的抽样方式是：以“媒介研究”和“媒介技术”作为检索主题，“媒介”作为文献摘要必含词汇，共获得991条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概览，本文剔除了其中将媒介理解为实体机构和组织的相关研究，共获得333个有效样本，在此基础上生成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和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
从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所展现的情况来看，这些文献的核心关键词主要围绕两条线索：
其一是围绕媒体融合而展开的一系列相关概念。从词云的分布来看，“媒介（媒体）融合”成为近10年媒介研究中讨论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发表重要论述，“媒体融合”成为学界的焦点也在情理之中。随着对“媒体融合”讨论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互联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阶段，像“虚拟现实”“平台媒体”“元宇宙”等，这些与媒体融合不同发展阶段有关的概念，当然会以高频和较强共现的方式出现。
而另一方面，“麦克卢汉”和“媒介理论”等关键词也以高频和较强共现的方式出现。与“媒介理论”和“麦克卢汉”相关联，“物质性”“媒介性”“具身性”“可供性”“媒介”这些以往传播学闻所未闻的新词汇作为媒介本体论内涵的组成部分呈现在关键词共现图中。而这种本体论层面的讨论，为经历着物质性转向的“媒介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入射角和重要抓手。
图1 媒介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
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所展现的情况来看，每一个阶段的关键词都有所不同，这说明媒介理论正处于“生成”的状态。在本研究采样时段之初，“媒介化”就呈现出极强的高凸显性，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媒介到底是什么”的重思，对作为一种媒介理论视角的“物质性”的集中讨论，也于2014年首次出现。从共现关系来看，在后来学界对“媒介融合”“空间”“具身”“元宇宙”等关键词的研究里，对“媒介化”持续讨论在不断深入。
2016年由于网络直播平台数目激增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这也意味着我国移动传播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移动终端的普及改变了传播的社会情境，“空间”问题于次年成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同样在2016年，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带来大量关于深度媒介化如何重塑人类存在方式的讨论。作为一种新传媒技术，虚拟现实在传播实践中的持续应用让学者们注意到传播与身体关系的变化。
2019年，学界开始对“具身性”进行集中阐释。但随着学界对媒介物质性的持续讨论，尤其在2020年“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观念被提出后，“具身性”一词的媒介本体论意涵渐渐凸显，于是学者们在传播研究中重提“身体”概念，用以指有血有肉的、“作为身体的我”，同“媒介技术的具身”加以区分。
图2 媒介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时区图
从上面这两张图来看，10年来，媒介本体论、物质性、媒介化理论、媒介与身体等问题，不断成为传播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二、从媒介实体论到媒介本体论
媒介理论的起步与学界提倡重新理解“媒介”概念有莫大关联。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传播学者已基本都熟悉麦克卢汉和他的《理解媒介》。然而现在看来，虽然当时大家常提及麦克卢汉，但并不真正理解媒介。即使今天，我们开始尝试用麦克卢汉的隐喻视角去理解媒介，却又常常发现：其实我们也并不理解麦克卢汉。
长期以来，中国传播学者理解的媒介是美国传播学植入的媒介观，即组织化、专业性和生产内容的功能性“实体”。这不仅因为美国传播学的话语霸权，也因为它更符合人们看到的常识。哈曼认为，没有任何主体可以直接认识一个实体的全部：“地质科学并不能完全认识岩石的存在，因为岩石总是有实在的存余，比我们拥有的关于岩石的最全面的知识都要深——但是我们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石头和我们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石头都不能穷尽其功能。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人或者动物意识具有令人惋惜的局限性。相反，岩石并没有彻底展开，或者因为任一行动或关系被穷尽。”与这种观点相反，许多传播研究者认为媒介就是一个可以被全面认识的实体、一个实体化的媒介组织，于是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常识，并被常识所建构。
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种媒介认识论仍深刻影响着中国学者。彼时，国内传播学界会把任何与媒介组织有关的话题都当作是传播研究，而把任何与媒介组织无关的现象都当作与传播无关的事。其结果就是，我们把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石头和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的石头当做了一样的东西。然而，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自我意识与面向世界的意向性，毕竟“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是受之影响，抑或要避之影响，都值得剖析”。传播学者终于开始区分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石头和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的石头。
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来看，隐喻是一种比实体化更合适的方法论。胡翼青提出：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把媒介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隐喻，是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视角，从而找寻到真正属于传播学的研究问题，并重塑学科气质。隐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方法，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创造性地使用了隐喻的方式，对服装、打字机、唱机、时钟、货币等26种他所认为的“媒介”加以描述，提出“不局限于与大众传播相关的媒介比如广播，媒介是人体的任何延伸（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也可能是社会组织和互动的形式（语言、道路、货币）”。但这一点在2018年以前几乎是被完全忽略的，所以本文才说30年前我们理解麦克卢汉时，其实并不理解媒介。
不过，隐喻的视角有其独特的问题。以麦克卢汉为例，他的隐喻并没有道破问题的关键，反而让他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之中：媒介到底是作为环境的媒介还是作为物种的媒介？在保罗·莱文森等人将他的“媒介四定律”降格为对媒介物种“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进化效应时，媒介环境学派之“媒介”已经彻底被切割成了“非连续性的技术片段”，这一缺陷在智媒时代愈发难以遮掩。但不管如何，隐喻所提供的路径开启了理解媒介的全新世界。
在意识到媒介在不同范畴的含义后，学者们开始思考关于传播的第一哲学。他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开始了思想史之旅。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关注到媒介的哲学家，但他对质料和形式的二元对立过分强调，忽视了物与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淹没了思考媒介本体论的可能。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物性”的否思中，张三夕、李明勇等学者发现，海德格尔在对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及对二者关联的辨析中毁灭了形而上学，同时，将“距离”作为存在的本质提了出来，而这个能证明我们之存在的“距离”事实上是媒介的一种关联作用。如基特勒所说：“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存在与灵魂的‘中间’，存在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媒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沿着海德格尔对媒介技术的本体论追问去思考媒介之所是，便是在技术与人、世界的种种关系基础上探讨媒介的本质。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探讨的，媒介到底是“居间性”还是“无”，是世界的起点还是生成中的世界？
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化，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将先前所有用来表征和交流的媒介通通融合在二进制的平台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媒介视为整体。因为在复杂社会关系中，媒介已经成为一个集合体，并以这种整体的存在作用于人的感知，影响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按照彼得斯的说法，即媒介是“任何处于中间位置的因素”（In Medias Res），不仅是“表征性货物”（symbolic freight）的承运者（carriers），而且也是一种容器或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塑造者（crafters）。如钱佳湧所说：媒介之为“媒介”的本质，在于它在自身之内敞开了一种富于意义的空间，使人、技术、权力、资本等传播所牵涉的要素在此交汇融通，共同构成一个“行动的场域”（fields of action）。所以在本体论意义上，媒介很可能暗含某种日趋连贯的整体性逻辑，具身性、可见性、可供性等一系列新概念开始作为媒介性内涵的组成部分，得到讨论。在可被预见的未来，对共通的媒介性的研究将成为媒介本体论中愈发重要的命题，给予“复数形式而非单数形式的媒介理论”以统合的可能。
三、媒介的物质性与基础设施媒介
传播学建制化过程中的导向性，让媒介的物质性长久地被隐蔽在功能主义的工具性之下，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彻底颠覆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技术逻辑，物质性的讨论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从物质性角度进一步发展技术、身体、空间等媒介理论，能回应媒介的现实建构问题。
曾国华在系统研究了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的主要理论、方法论、学术渊源后提出：由于“媒介”概念的“中间性”和“中介”指向和“传播”的广泛包含性，大多数物质性研究的分支领域，如物质文化研究、物的实在本体论、关系本体论、技术哲学都能成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理论给养。
由于实体性对学界的顽强影响，很多传播者将物质性研究当作了对媒介物本身的研究，并由此产生了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认为研究媒介物是不务正业，表征才是传播学研究的正宗；另一种则认为媒介物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物都当作媒介，比如作为媒介的船、作为媒介的桥或作为媒介的蝴蝶。关于这一点，许煜说得十分清晰：物质性的焦点并非习惯上被当作客体的物品本身，而是物与人的主客体间性，乃至多重物质间的客体间性。但这些观点并没那么容易被接受，要让某些传播研究者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石头和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的石头之间做出区分，从而有一点形而上学的思维，比讨论媒介本体论或物向本体论本身要困难得多。
我国学者对媒介物质性的讨论，起初更多是将媒介视为影响现实生活与生存的“背景”，强调构成媒介的质料、物质、技术如何限定具体的传播实践和场景。复旦大学一批学者发起的城市传播研究，便是以物质性的视角参照数字技术下的新型城市生活。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者充分探讨了城市的物理空间与物质设施如何组织、安排、调节城市的日常生活，并赋予其特定的时空节律，同时也解蔽了虚拟赛博空间所依赖着的光纤、计算机、服务器等物质性基础设施，认为城市是具有动能的物质体系、是实体化的基础设施媒介。在数字媒介快速发展的今天，媒介的物体系以技术载体的形式重构了社会的业态和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想象失去网购、外卖服务、共享单车的生活，不得不承认这些技术元素已经像水、电、天然气、公交工具一样成了我们社会的基础设施。更进一步，当二进制成为当下交往空间的最基本构成元素，一种全新的、跨越虚实边界的数字化生存和交往方式，也在这种数字化技术的基础设施之上逐渐成型。
基础设施媒介展现出了媒介的另一面，正像“基础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静默无言，低调回避。这似乎也是媒介的一贯表现和一般品质——为了彰显别的人或事而将自己遮蔽隐藏起来”。媒介既可以有万人瞩目的外观，也可以成为像基础设施那样完全透明却又无处不在的背景。正像克莱默尔所说的那样：“传媒的作用就像玻璃窗：它越是透明，越是在我们的注意阈之下不引人注目，它就越是更好地完成任务……只有当传媒的有效作用受到干扰的时候，或者传媒崩溃的时候，传媒自身才被我们想起。”这种现象被现象学的学者高度关注，比如唐·伊德就将之称为媒介与人的具身关系。
媒介具身性体现出了媒介物的独特性，而国内学者显然关注到了媒介技术在传播中的退场和隐身。如芮必峰和孙爽认为，媒介并非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知觉体验的具身化的现象媒介。杜丹则认为，媒介物的中介化过程有赖于其“上手”且“透明”的意向，只有当媒介物“变得‘退出’（withdrawal）、透明或‘延伸’”，人的具身化实践才能持续进行。而胡翼青和赵婷婷则评价说：一方面经由庞大媒介技术体系中介的传播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人们却怎么也“看不到”媒介技术本身。这一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使媒介技术体系本身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幽灵。
四、媒介化研究的多元取向：
表征、建构和自我生成
媒介化是一种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其在欧洲的兴起也与英国和北欧的媒介社会学发展息息相关。这种视角进入中国早于媒介本体论和物质性，而且它比较符合人们观念中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描述，相对比较具象。然而，理论的大面积扩散未必是好事，因为1000位传播学者可能有1000种关于媒介化的理解，而这种现象在当下中国显得特别突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来自西北欧的媒介化研究都遵循着制度和文化的两种传统。在做出这一区分的库尔德利看来，媒介化的概念适用于批判性地分析媒介、传播的变化与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夏瓦认为，制度分析方法（institutional approach）才是媒介化的核心分析方法，“制度构成了人类在既定时间和地点在既定领域中进行人际交流与行动的框架。”事实上，这两种研究取向的区别，是对媒介化之“媒介”的不同界定导致的。
在我国的媒介化研究中，越来越多学者看到了“物质性”取向的媒介化。这和我们前文叙述过的媒介物质性研究——基础设施媒介的发掘有深刻联系。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新的结构社会的力量，其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与以往任何一种“旧”媒介不同：它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赫普将这种能力称为“深度媒介化”。陈昌凤在论述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时说：如今的社会交流中，人类依赖的中介不是内在的精神现实，而是基于发生在技术平台、媒介体系上的交流和意义的建构。比如，当以二进制为基础的二维码深深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场景，以逻辑统一的技术机制重新整合了社会系统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码之城”。
也有学者把媒介化理解为社会的可见性问题，即如何更容易实现内容在媒介上的可见度、如何设定议程等，如舒尔茨试图将媒介改变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归纳为四种类型。对此，戴宇辰认为，舒尔茨虽意识到媒介逻辑深刻影响社会现实，但他所描述的“媒介化”仅仅体现出了媒介的呈现性。这种呈现性媒介观所引导的“媒介化”只是作为物质性基础设施的媒介为我们的表征提供了多种可能。换句话说，这种媒介化只将媒介视为一个负责转译的中介，此时的技术逻辑只是一种符合相应载体表征偏好的语法。比如，党东耀就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再媒介化过程，通过新媒介的修正和创新，旧媒介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并认为新老媒介可以在互动中成为一种新新媒介。但这种新媒介对旧媒介的“赋能”在刘庆振理解的媒介融合进程中，只能被界定为初级阶段，更高级的媒介融合表现为智能技术基础上的媒介产业的重构和颠覆性变革，最终对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媒介化”观念中的媒介，只是一种广义社会环境改变的代理者。
欧洲学者构建起的媒介化理论，建基于他们在大众传播时代中对媒介的经验性认识，缺乏连续性，而对媒介权力和因果关系的默认又使其极易落入媒介中心主义的陷阱。因此在面对深度媒介化时，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就很有限了。要理解媒介的这种能力，我们不妨从物质性的媒介观出发进行思考：麦克卢汉通过“延伸论”暗示人在经由媒介通达世界的同时也将技术转化为媒介；西蒙东看到了技术系统使系统内的技术物互为媒介；基特勒则反转了麦克卢汉的命题，指出技术将人转化为媒介。这三个观点同时指向了媒介的生成性：媒介的生成性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
从“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视角观照当今世界的深度媒介化现实，我们会发现：作为基础设施媒介的技术逻辑，二进制的本质就是让人与物在相遇之中不断发生新的意义、不断生成新的媒介，所以深度的媒介化就是媒介在生成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世界。
五、传播中的身体问题：
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
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主体意识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也被媒介重塑了。李沁认为，人与媒介的关系会经历从“内”、“外”到“合”的三个“媒介时代”。这样的描述似乎暗示了一种由彼此区隔到互相嵌入的关系转变，似乎人和媒介都重又被物化为某种可感的实体。而传播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是从重新理解“身体”开始的。
“讨论传播中的身体，必须回到麦克卢汉。”当学者们在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定位身体时，首先意识到的就是作为“义肢”的技术延伸了人原本的身体。VR是现代计算机技术支撑起来的数据化空间，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纯粹的信息。但这种虚拟手段，并非简单的形式模拟，而是要让使用者通过媒介技术获得与在外界物理空间或理想化幻觉空间中等同的感官体验。孙玮认为，不同于基于媒介技术的“模拟身体”，数字技术通过算法技术转化与生成具有高度解析性的“数据躯体”，实现作为主体的人在赛博空间内外的拓展，是“再造身体”。
杨慧、雷建军在对国外研究的VR特征进行归纳时发现了两个核心概念：沉浸（immersion）与在场（presence）。前者指用户的卷入程度，后者指用户的共在感知。对彼得斯所说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孙玮将其概括为“意会”。作为一种实现可通达性的方式，“意会”包含了身体以及物质场景元素——这是为脱离情境讨论传播现象的研究所忽视的。为凸显传播效果研究中身体及其知觉类型系统性的缺席，刘海龙和束开荣提出，“必须承认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受过程中扮演着的物质论地位”，以具身观念反观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奠定了以“具身性”观念解蔽和强调被技术遮盖的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的认知。近年来出现的“人肉搜索”“跨境代购”等都属此类具身传播实践，研究者应进一步探讨身体如何将人与技术连接在一起，同时作为辅助技术系统的“补丁”和干扰网络秩序的“病毒”而存在。
2021年，“元宇宙”概念横空出世，学者们对人-技术媒介-社会与世界关系的复杂变化的讨论更为激烈。陈昌凤认为：元宇宙逻辑将进一步改变交流的性质和人类的社会关系，它的价值观挑战着人的自主性与数字化人格和尊严。元宇宙声称提供一种摆脱物质存在的自由，唤醒人类驾驭抽象事物的深层心智能力，但其本质是媒介技术利用对人类大脑的感官刺激来实现自身扩展。骆正林和白龙以柏拉图洞穴寓言类比，认为元宇宙中的人就像“数字洞穴”中的囚徒，被束缚在自我思想的阴影和唯我观中，逐渐丧失知觉真实的能力。
六、认识论的延展：
媒介地理学与媒介考古学
当媒介的意象与时间和空间交汇，就形成了两个特别有趣的边缘学科：媒介地理学和媒介考古学。10年来，这两个边缘领域吸引了许多媒介研究者的目光，甚至超过了对媒介社会学和媒介生态学的关注。
袁艳通过对德国古典地理学的思想史考察，提出古典地理学与传播学“本是同根生”的见解。谢沁露发现，学者们对空间与传播的探索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一方面是因大众媒体改变了人的生活与社会文化发展，引发学者对媒体与环境关系的关注；另一方面，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的影响也起到了进一步的唤醒作用。
随着新技术的迭代，空间作为媒介的体验与实践渗透在人类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和想象中，空间媒介化的特征和作用日益显化，呈现出奇妙而丰富的人文与社会内涵。目前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为对其思想史和合法性的描述，然而，大规模经验研究的可能性已经显现。如张昊臣通过研究3种不同的制图方式发现：位置媒介能够杂合外部、内部、俯瞰视角与地面、技术、叙事视角，营造出具有流动、拼接、歧异等特征的新场所经验，这提示了由制图学视角重审媒介与城市关系的可能性。许同文关注到了自我追踪与移动技术关联可以促成不同的数据实践。他以“运动世界校园”APP为例，发现：由于媒介技术自身具有的媒介特性，在不同场景中，人与非人的因素通过位置媒介相互勾连，会形成殊异的数据实践。
在关涉到时间维度的媒介研究中，媒介考古学打开了一条历史想象的路径。施畅梳理出媒介考古学兴起的电影考古学和德国媒介理论两条主干。主张“媒介变体分析”的齐林斯基在接受中国学者的访问时表示，他提出的“时间机器的乌托邦维度”，正是想通过重新探索过去存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让其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和对未来的期望相碰撞。
国内部分学者的经验研究中也出现了找寻此种连续的尝试。学者袁艳重审手账这一“慢媒介”的流行，发现年轻人从手账中感知到的“慢”和“断”并非反数字化的书写动作或“纸笔”的固有属性带来的，而是传统书写技术和数字化书写等技术之间、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生成、转化的结果。通过人和社会不间断的媒介化，技术、社会的流变形成了某种复杂的连续性，其背后甚或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权力关系变化。但要注意的是，“媒介考古学”对“媒介”的定义不能过于零散，不然便会沦为对主流历史的边角补充。
七、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迅速崛起，中国传播学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媒介研究思路，并为传播学的再度理论化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不断涌现，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当然，这些研究其实还在生成过程中，很少有深入的对话，有一些领域甚至还停留在理论介绍和历史描述的层面。所以，这狂飚突进的10年，相关研究还需要在内涵建设上更进一步，需要更多经典的回溯和深入的对话。
根据新事物的“30年原理”，在第一个10年给人带来的创新，往往会在第2个10年中遭到“全盘否定”式的质疑。如果不能应对这些质疑的挑战，创新就无法进入被人广泛承认的第3个10年。这一点，相信媒介理论也躲不过。以笔者的判断，如果媒介理论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什么挑战，那么问题首先出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到底什么是媒介。媒介理论发展了10年，其结果是几乎每个学者对媒介的理解都不一样。就像黄旦在评析《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时所说的那样：“《媒介考古学》中的‘媒介’，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而显得混乱，让人的印象‘媒介考古’实际就是‘考古媒介’，是任性所为的自娱自乐。”黄旦的批评提醒我们，隐喻是个很好的抽象方法，但隐喻也是最不容易达成共识的。关于媒介的不同隐喻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媒介的“不同向面”，但没有一种隐喻可以穷尽对媒介的理解，于是媒介理论家之间的讨论会变成“鸡同鸭讲”。如果将来哲学的媒介转向真正发生了，就像在德国已经发生的那样，那么媒介理论就会成为哲学家和传播学家之间的战争。眼下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虽然不少学者认同隐喻的方法论，但对于媒介到底应当被隐喻成什么，隐喻的对象是媒介还是媒介物等问题仍旧没有清晰的答案，而这也给后续研究带来了更多问题。对媒介的复杂多元理解已经给知识共同体的对话造成了阻隔。因此，能否就“媒介是什么”达成共识，将会是未来10年媒介研究的首要挑战和最大难题。
其二是媒介入射角到底强化了传播学的学科意识还是解构了传播学的既有知识体系、弱化了传播学的学科认同和泛化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这个问题同样非同小可。虽然从实体的角度或功能的角度理解传播学对学理的发展贡献甚少，但它意味着传播学的社会功能，也意味着传播学的名利场。也正是因为这样，站在自己切身利益的角度，有人会质疑媒介入射角有什么用，它关注的还是不是传播学的问题，它是哲学、社会学还是传播学，它为什么不能帮助解决舆情危机等实际问题。如果说“什么是媒介”是一个学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个学术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直接回应，但这是媒介理论必须直面的挑战，媒介理论只有在回应这些质疑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成长。如果媒介入射角无法最终在理论上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无法使传播学在第一哲学向面扎下其深厚的理论之根，那么它无法进入被广泛承认的第3个10年并不冤枉。从这个意义上讲，让这个挑战来得更猛烈些吧。希望媒介理论在应战中继续成长，最终如哈曼所说：“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