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每个传统中国人的执念，是深植于内心中的家国情怀和根文化。在成功学所引导的今天，乡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深沉与高雅的精神感召。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贺东航看来，中国的乡愁如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潮流，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密切相关，想要化解乡愁，只能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农村空心化和村治精英的流失问题，贺教授提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式“简约治理”与新一轮的“权力下乡”并行，是新时期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全面提升党在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和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负责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机制。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贺教授您好，中国春运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每年都有数亿人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返乡又返城，春运中寄托了中国人的无限乡愁。在您看来，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如此眷恋家乡？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所认为的“乡愁”是什么？是什么让中国人如此眷念乡愁？
贺东航（以下简称“答”）：孔子就谈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乡愁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人的孝道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孝道观不断强化，融入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个人的荣誉都高度关联起来。所以，孝也是一种声誉，是一种社会资源。
今天中国的乡愁，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潮流，还与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有密切关系。今天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中国的几亿农民工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进城打工，但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乡愁的另一个重大因素。辛辛苦苦在外工作一年，各种酸甜苦辣，年终腊月思念父母和亲人，乡愁更浓。来到了竞争激烈的市场和城市之中，成为无人看护的孤儿，这才是人们眷恋家乡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农民工生活境遇得到很大的改善。但社会流动正常化后，乡愁队伍更加多元化了，所有在外工作的各类群体，都能感受到在外打拼和父母小孩在家的辛苦。所以，乡愁不减。
深植于中国人内心中的家国情怀和根文化。中华文化情结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乡愁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家乡的依恋忧愁，而是人们苦于无从保护自己的孤独忧愁。
因为血缘是保护伞，所以人们拼命地建设人脉关系；因为地域是保护伞，所以人们拼命地建设同乡好友。许多专家学者嘴里的“东亚儒家文明”，无非是农耕社会的自然组织形态美化而已。
问：真正的农村社会生活并非只有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也有很多艰辛，比起城市生活来说显得较粗陋和不便利，相信很多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中国人都有感受，但乡愁又被赋予了一种浪漫化的色彩，您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心理？
答：乡愁的浪漫化是件好事。浪漫说明乡愁不仅仅是愁了，更多开心和幸福的成分。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上面所说的乡愁队伍的结构变化了，不仅仅是以前农民工主体，今天乡愁队伍涵盖各类长期在外工作，或者与父母亲人分开时间较长的工作者和劳动者。
二是，整个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生活层次都上了台阶。新的乡愁队伍中有相当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所以回乡一次也是比较轻松的休假。而且，生活水平提升后，回家的意义就更加多元化了。与家人团聚，回家休闲一刻，拜访朋友同学，发发微信等等，所以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把乡愁浪漫化。
三是，国家的各项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有很好的改善。“回家”不像徐峥和王宝强“人在囧途”电影中的情形，而是更加舒适的回家。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回乡人自驾，尽管很堵，但相比过去实际还是轻松很多。
乡愁浪漫化应该是反映这个情况。所以，乡愁不愁，乡愁的浪漫化，是件好事。没有必要将回家过年过的很囧，过的很艰辛。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第三重动力，那就是在城市社会生活已经非常漫长、成功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精英的人士。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疏离感还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深处。因而当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想象一个非常温情、安宁、温馨的社会心理状态时，他们也就不免给“乡愁”涂上了浪漫化的色彩。在这样浪漫化的想象中，有文学性的情绪和文化散文式的表达，催生了城市社会对乡村社会的那样一种眷顾心情。
这样的表达确实是由于人们对于“厚乡村而薄城市”的乡村浪漫化倾向有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认同驱动。城市生活里的高节奏感、冷漠感和寻求成功的艰难感，让这种浪漫化的、文学化的散文表达在人的内心深处极易引起共鸣。正是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对于这种乡愁的现代矛盾就更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
人们在城市社会中的发展，尤其是今天由成功学所引导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一种物质上的成功，比如说有房、有车、有地位、有名誉。相比之下，对于我们向死而生的人生来说，乡愁所带给我们的物质之外、精神之上的感召，也就来得更为深沉、更为高雅、更为吸引公众。这充分证明物质化的城市扛不住诗意化的乡村，都市的成功学也永远抵不过乡村里给我们的满足感。人总是有物质生命的同时追随精神生命。物质上速朽和精神上的不朽鲜明的对比，是浪漫化“乡愁”最重要的根。
问：近些年来中国乡村成了衰落的代名词，如乡村人口的流失、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等问题凸显，从您的研究领域国家转型和乡村治理来看，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是否有可化解途径？
答：乡村人口的流失、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可以近似看成一种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征——乡村空心化，即在一些村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留守农村的人口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与此同时，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阶层。农村人口结构俗称为“386199部队”，近年来这支部队又被基层干部戏称为“38619911部队”，新增的“11”指的是农村普遍存在的男光棍群体。
不过，我的调研显示留守儿童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很多。由于这几年对农民工孩子进城了一系列的教育保障措施，健全了工作机制，农民工已经将自己留在农村的儿童都能带到城里来，另外一个问题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大部分也只生一至两个孩子，这与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生三、四个孩子），比较容易带在身边监护。加上乡村振兴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根本上解决儿童留守问题。
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动根源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的实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自然流向城市，以寻求更多的收入。另外，“城市本位主义”的城市户籍制度、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管理制度排斥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迁移，不具备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老人就只能留在农村生活。即使中央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出台多项惠农政策，城乡社会发展水平、生活条件不断拉大，短期内农民流动依然以城乡的单向流动为主。农村空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农村人口空心化对乡村治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解决的办法如下，一是发展县域经济，二是让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回到农村，三是打造村庄的“城市休闲后花园”、“乡村文化体验地”，让乡村充满生气与活力。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未来乡村建设提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其中，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中心原则，通过整合农村闲置土地、重新规划和优化土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乡村人才培育等措施，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改变乡村空心化的问题。
问：您在文章中曾提到社会化小农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是村庄精英的流失问题。近些年我们也看到从农民工到白领阶层零星有人“回乡发展”（如2018年在视频直播网站上爆红的华农兄弟就是从广东工厂流水线上回归江西农村的年轻人，他们表示希望能扎根农村）。与此同时，政府也推出了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的项目，借助城市精英力量来改变乡村衰败景象，在您看来，这一现象是否有助于村治精英阶层的回归和发展？这个过程有哪些问题是需要警惕的？
答：近些年来，农民工回流现象受到媒体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华农兄弟”回乡发展的温情故事似乎给我们制造了一种乡村发展的良好愿景，似乎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到农村发展或事业有成的农民工“荣归故里”。我在湖北恩施州调研中也发现过“大学生回乡互联网养鸡”、“外出务工夫妻学到技术回乡养猪”、武汉市新洲区“农民企业家回村创办田园综合体”等等感人故事。他们是否会成为村庄发展的生力军？关键在于他们能否成为一个乡村中坚阶层。然而，事实或许是另外一番逻辑，因为这些案例只是少数。
不同时期导致农民工回流的直接动因是不同的。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下岗或失业的返乡农民工数量1100万人以上。再看看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情况。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创业收益少、创业风险高、创业资金单一、政府支持政策不足等问题。第一，农民工返乡决策呈现代际差异,年龄与选择留城的可能性呈倒U形分布岁组农民工回流返乡可能性最大。第二，人力资本是强化农民工留城决策的重要因素教育人力资本和技能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留城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返乡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均质的中坚阶层，他们的创业行动仍然困难重重，只有少数有技术有资本积累的返乡农民工可以适应乡村发展和取得个人成就。从我目前的调查来看，他们是否能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精英阶层，首先取决于他们能否适应目前乡村生活节奏和发展机遇，其次是能否获得政府的培育和帮扶。
一是促进产业转移升级带动返乡创业。拓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领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带动返乡创业。鼓励已经成功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充分挖掘和利用家乡资源和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家乡再创业、再发展。把小门面、小作坊升级为特色店、连锁店、品牌店。
二是支持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发挥既熟悉输入地市场又熟悉输出地资源的优势，借力“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现代商业，实现本地产品与外地市场对接。
三是鼓励创业基础好、创业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充分开发乡村、乡土、乡韵潜在价值，发展休闲农业、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是支持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创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业竞争力。
五是鼓励返乡农民工等人员积极参加各类机构电子商务培训，提高电子商务应用水平。扶持有条件的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创建电子商务、物流快递企业。在乡镇层级建立返乡创业电子商务基地、小型电子商务集聚区。
问：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您认为“简约治理”模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即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准官员”和“情法合一”等方式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您也提到，随着国家的发展，乡土社会也愈加理性化和科层化，乡土人情的联系也愈加弱化。那么在您看来，接下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将何去何从？
答：我团队基于长期对林改的田野调查，发现“简约治理”在林改政策落地中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打开了工作局面，但是随着各项制度的健全，基层政府的正式治理仍然占据主导作用。那么，为何林改一开始采取“简约治理”呢？“简约治理”是一个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基层政府藉由社会力量和非正式规则来治理乡村公共事务。但是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和本质是不一样的。
传统时期受农业财政约束，“王权不下县”，政治学界通常将传统农村的治理方式称之为“乡绅治理”，这是一种消极性的简约治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所需的财政、人力、物力均要从乡村汲取，乡村士绅劣化，简约治理退化成“赢利型治理”，造成一个诱发社会革命的结果——国家治理内卷化；“一竿子到底”的行政管理模式忽视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能动性，降低基层创造性，因此我们进行了农村改革；如今，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乡村建设工程的实施再次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考验，政府主动引入“新乡贤”、第三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启一轮积极性的“简约治理”，但是此时的简约治理不再是国家管理农村，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式治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等反映出基层治理也开始新一轮的“权力下乡”。这两个治理趋势并行不悖，边界清晰，形成既维护乡村社会自治又保障基层治理的合规性。
问：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关系到农村稳定和农村发展大局。您提出不能将公共服务只作为政治输出来研究，同时也应当加强在政治输入方面的研究，即要着眼于农民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和评价者的角色来进行研究。作为一种政治输入，您认为应当如何进行乡村社会力量的整合，从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高效性呢？
答：一、提高乡村社会力量的组织性。调研发现，但凡村庄能够组织起来的，拿到部门项目就越多，条线部门也更愿意把项目放到这个村实施。因此，提高村庄的组织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公共服务议题的设置。当前公共服务是以条线为线索的，部门有什么资金或项目，就让乡镇或村庄等争取。这意味着部门已经锁定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但是，国家供给的不一定是农民所需要的，因此，要从公共服务项目的设置角度，输入农民意愿，达到项目供给精准。
三、要以公共参与为核心，利用公共服务的资源，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培育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问：您曾指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机制对村民自治理论的丰富和改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您看来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机制具体是指哪种模式？它能给中国乡村治理带来什么？要通过哪些途径才可以真正实现？
答：我的理解是中国基层治理可以称之为特色的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集体产权之下的农村经济治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有制不会改变的情况下，基层治理必须基于这一点认识，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改没了，集体所有制之下的农村经济治理，这是治理的经济基础。二是集权的简约治理。这点就不展开了。不管是传统中国还是乡村振兴，都离不了“简约治理”。最后一点，中国的基层治理强调有效，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参与民主，以治理绩效为评价标准的。所以，“党的领导”与基层自治之间在此语境下是自洽的，特别是新时代强调的“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提升党在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和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负责，也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来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