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在整个人类社会科学领域中是一个分支，社会科学是一个知识共同体，是对人所生活的社会系统进行认知研究的学科领域。涉及新闻传播学，往往面临身份和归属的尴尬：新闻传播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我们始终处于左右为难、身份尴尬的张力当中。吉登斯认为，需要打消盲目地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幻想，如果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发现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就会将社会学与历史割裂开来。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必须要理解人类是如何积极介入历史，与此同时，历史又是如何形塑着我们人类自身，并产生各种从未预见过的后果。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总体性社会事实"，涉及的学科非常多，需要多学科共同从不同的面向、角度进行学科的研究与探索。社会科学的研究，无论是从人文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讲，都一定依附于语境。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世界由大量的各种场域组成，由社会的小世界、小板块构成，每个小世界有自身逻辑和客观的必然性。基于这样的原理，社会科学的研究依附于社会语境。但是社会语境把人放进去后，人对社会的理解，一定是基于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复合体。所以，人对周遭环境的理解一定有主观性的代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完全祛除价值，或一味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纯粹真理或知识，就需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把社会科学研究客体化，意欲排除主体性的干扰，进而把社会科学研究逼近所谓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胡同里，认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正道。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科学的误解。
以中国为方法的前提逻辑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基于问题语境的研究，有研究者主观化代入，无法做到绝对客观化。反观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科学的发展多依附西方的一些知识、理论和方法。出现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亨廷顿曾直白地说过，每一个文明都是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要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赛义德也认为，欧洲人认为其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做新闻产品研究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文化语境抽离出来，把问题从其语境中抽离出来。西方的新闻传播学，包括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其实有深重的西方背景。如果把它普世化，脱离其语境，直接移植，这是有问题的。东方和西方，对社会的理解，对人自身的理解，其知识传统是不一样的。
哲学学者孙向晨认为，汉语思想传统没有本质和现象两分的二元世界，因而也没有很强的认识论传统，甚至没有明确的真理概念，重视在“天、地、人”的整体世界中找到“中和”的状态。这是和西方知识论在传统上的迥异。学者赵汀阳认为，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哲学以“物”为中心，中国哲学则以“事”为中心。中国是把人放进去，是更加整体的思路；西方是二元的，强调把认知对象化。西方的社会科学传统是认识论的。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向“西天取经”的，即向西方取“经”的。经过几十年的学徒生涯，我们的知识、理论、方法工具箱变得越来越拥挤。但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西方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过度依附。
根生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方法是一种“他者”语境下的知识系统和认识论逻辑，其内生于西方的问题语境，如果将其挪用到中国语境，其理论效度的前提条件和约束变量发生了变化。若不加思索地直接套用，反而会遭到“他者”的反制。仅靠这些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是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场域下的实践命题的。因此，绝不能满足于“他者”知识、理论、方法的中国空转，必须要回到中国问题的场景。
当下正处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非常好的时期，所以新闻传播学者在这样巨大的社会现场面前，需要重新回归到以中国作为总体社会现实的现场，基于中国问题提炼理论和方法，当以中国作为方法，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告别学徒期，真正在理论和方法上站起来，建立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