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各位老师，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新闻观的批判》，题目实际上很大，因为发言时间有限，恕我无法全面深入展开剖析，我会在后续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具体呈现我的思考，今天只能开个头以管窥豹了。
一
就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整体思想转向，列宁曾经评论道，《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革命领袖列宁的这句指示，研究《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很多传统研究打上了强烈的预先目的论色彩，表现为沦为简单区分相关文章中哪些句子是“唯物”的和“唯心”的，或是哪些句子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并且想当然地就认为前面二者必然会实现往后面二者的一种平滑转向，如此一来马克思此时的新闻思想发展的真实逻辑反而被遮蔽了，特别是他对黑格尔新闻观进行批判的历史逻辑就此遭到了轻视甚至无视。
尽管多年来，学界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新闻观绝非黑格尔主义新闻观的简单翻版，相反应该是对后者的批判性改造——问题是青年马克思为何能够将保守的黑格尔主义新闻观改造为革命民主主义新闻观？
除了我们如今视作常识的黑格尔辩证法内部的革命性因素之外，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提醒我们不要忽略另一个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黑格尔曾谈到‘一个坏报纸的可怜的、败坏一切的主观性’，而马克思则回到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报》上论证了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是他在返回这个问题时，他的政治和社会眼界已经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所打开而大大地丰富了。”那么，究竟如何去理解梅林的这段评述？让我们回到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原初语境。
二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到柏林不久，马克思曾一度幻想用康德-费希特哲学为社会现实建构一套具备解释力的法哲学体系，但经历多次失败后他不得不承认让“实有”从属于“应有”的独断性和虚假性，由此理想主义的大厦开始崩塌，“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伴随着世界观的危机，马克思亟需“新神”来应对“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此时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和康德哲学影响的自由主义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将黑格尔哲学进行康德化处理吸引了马克思转向黑格尔，而看似保守的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革命意义在于以辩证法破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开始意识到，“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之时并未送走康德，故而他与当时思想倾向于康德-费希特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起初交往甚密，但是与他们将黑格尔进行理想主义改造不同，马克思更加重视黑格尔辩证法所指向的现实主义精神。
因此，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期愈发对崇尚空谈的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们表示不满，并且针对性提出过撰稿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象，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可是，与黑格尔对启蒙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也不同，后者虽亲历过主编《班堡报》并屡遭审查的“办报苦差”，但是他依然相信普鲁士国家才是“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市民社会则是一种无理性的野蛮状况，作为市民社会“败坏一切的主观性”的体现，报纸所代表的“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即黑格尔秉持一种国家集权主义新闻观，而这明显与马克思此前信奉的康德启蒙主义新闻观存在冲突。
于是，马克思新闻思想史上真实存在但是鲜有论者明确揭示的有趣一幕发生了：康德启蒙自由主义新闻观和黑格尔国家集权主义新闻观在《莱茵报》时期的青年马克思这里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复调逻辑”，前者的支配力量趋弱而后者影响日益凸显——据此这就可以充分解释我在开头提及的问题：《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新闻思想之所以“囿于但又异于”黑格尔新闻思想的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正是在康德启蒙主义新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批判性改造黑格尔国家主义新闻观，由此形成了一种既要强调报刊展现“精神自由”又要反映“国家理性”的独特新闻思想状态。
因此，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新闻观在《莱茵报》上体现为保守的国家主义新闻观与革命的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动态交织，并且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因素逐渐被马克思用于改造康德启蒙主义新闻观过于“理想主义”的缺陷。
实际上，在青年马克思要求新闻出版自由的著名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明显可以看到这种“复调逻辑”的内在运思：一方面，遵照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张通过国家力量施行政府和法律改革，“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要求废除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这不等于废除“国家理性”本身，而是通过制定符合国家理性的良法来真正实现国家理性精神；另一方面，马克思以一种康德启蒙自由主义的热情口吻写道，“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得不承认康德这位奠定马克思启蒙主义新闻思想的“旧神”依然灵验，这与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无理性的野蛮状况，“败坏一切的主观性”的体现，报纸所代表的“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截然不同。
三
沿着这一复调逻辑，马克思用黑格尔革命的辩证法“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由此在借助新闻实践进行“哲学的世界化”的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所作的分析，促使他不断从观念的云端沉降到现实当中，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遭遇“物质利益”的难题，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处处面临被私人利益所毁灭，“这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在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因此，作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动力的理性根本不能让自身得到实现，这就迫使青年马克思对一度让其信奉的黑格尔理性主义新闻观产生怀疑。
在《莱茵报》因为愈发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遭受查封之后，沮丧狐疑中的马克思被迫退回书房，随后经历思想的波折才逐步找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从被其憎恶的“下流的唯物主义”到亲近“人本的唯物主义”不能不说是一次思想骤变，而这只不过是他通往历史唯物主义新闻观的批判序曲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