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又到了返乡的季节。春节无疑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年节，人们在这个时候总要和家人团聚。即便是核心家庭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人们也会在这个时节以长辈为中心，阖家团聚。这是一个开春纳福的“仪式”，扩展家庭是这一“仪式”实践的主体。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春运”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尽管当下中国经济形势不同往年，在可预见的将来，“春运”可能不如前一二十年那般红火，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见证。我们谈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提及怀乡和归途，都无法不想到它。
春运出现的原因是综合性的，除了团聚这类亲情和文化上的因素之外，如果没有城乡二元体制等其他制度性因素，春运之潮大概不会这么壮观。置身于春运浪潮当然不会是十分愉快的事，但比起归途游子的兴奋之情，令人窒息的拥堵大概也变得有些可爱。春运引起局外人的不快之感使我思考，如果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是否会有春运？因为没有城乡户口限制，人们可以在所工作的城市里安家落户。如此一来，还会有春运吗？从这一角度思考，春运的确是户口制度所造成的城乡隔离的后果。但想想没有户口制度的美国，每年感恩节也形成类似中国春运的流动浪潮。所以，只要亲情还在，即便没有户口制度，春运大概也不会消停。但在程度上和流向上，肯定大不一样——或许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会到生活在城市的亲人处欢度春节也未可知。
春运的火热程度还紧密地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为了它的晴雨表。是的，春运的起伏确可以给人以或是鼓舞或是沮丧的信息，它透露着国家经济状况的“火”与“不火”。春运是流动的直观展示。它本身就是流动的，而且它所承载的也是流动的——流动着的人与物。流动，在传统中国大概不那么受人青睐。我们历来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这是农业社会使然。当然，这并不排除孔飞力（Phillip A. Kuhn）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的观点，一旦人们确信流动比不流动收益更好，那流动就不会是不得已为之之事。只要能保证不会与家人失去联系，人们就会为了美好的前景，迈向远方、飘扬过海。记得数年前在塔夫茨大学开会，有一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移民的深层动力是“爱”，我觉得很有道理。
为爱而离开所爱的人是很矛盾的。但对于采取这一行动者而言，这不过是暂时性的牺牲。如果不走比走好，他们一定不会选择离开。所有海外游子都期盼全家团聚的日子早日到来。早先，下南洋的人们并不把移入地视为家园，他们总想着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尽管经常未能如愿。今天，因为各种技术条件的改善，跨国移民与家人和故乡的联系已经不再难以为之。许多国家对于亲属移民在理论上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尽管在具体落实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虽然仍有着不少国人抛妻别子背井离乡，但他们无不相信家人必将团聚。春节，对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们来说，有时会是一种折磨，对亲人的思念在这样的时刻里毫不吝啬地刻骨铭心。对于那些有着合法身份者如此，对那些缺乏合法身份的铤而走险者更是如此。此刻，故乡是情之所系，是对亲人的牵挂，是为精神的寄托之所。
对于移民来说，做到“直把他乡当故乡”得有一番历练。记得留学时当助教，曾经自作聪明地选了片 Nation or Notion 的纪实电影在课上放映。电影说的是曾经有人试图建立“格陵兰共和国”，但在事实上，它根本不曾存在过。影片最后的一段话很朴素，也有些哲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大意应该是：如果一个地方不会让人产生“家”的感觉，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是不会构成民族(nation)的。
显然，对一个地方产生“家”的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点，相信有在海外生活经历者都有体会。如果说，格兰陵岛严酷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令人难以对之产生“家”的情愫，那么，“他者”之社会文化环境带给外乡移民的被排斥感，足以令人精神消沉、畏缩不前。克服这种心理症状唯有两种途径：玩命地工作、挣钱，以求重返故土与家人团聚；或者积极主动地在地调适，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第一种途径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在异国他乡延续“祖制”，继续发展故乡的文化传统，所谓的“离散社区”（diasporic community）是以形成。“礼失求诸野”，我们也因此得以一窥数百年前的祖居地文化。我们没有必要把早年下南洋的闽粤移民的文化认同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而且也非人人如此。
除夕当日下午，我与老朋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刘宏院长相约喝茶闲聊。刘教授带来一本他与班得瑞(Gregor Benton)教授合写的专著《亲爱的中国：侨民书信与侨汇》（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我们就此聊了起来。我觉得书名有煽情之嫌。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概念的“中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海外侨胞接受这样的概念虽然早于国内一般民众，但在很长时间之内，只有祖先和故乡才是他们的认同之锚。许多来自闽粤的移民先以“唐人”自命，后又以“侨”自居，固执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他们的乡愁早就通过固守文化实践而寄寓于生活日常当中。刘教授同意我的观点，他和班得瑞教授也曾经考虑过其他书名，但因为大量的“侨批”（闽南话“信”音同“批”）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而且侨胞来自不同的地区，以任何一个具体地区作为书名都不太合适，所以就用了这样的书名。晚上六时许，我们互道珍重，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围炉”过“除夕”——这是回家过年最重要的“仪式”场合
对我们来说，故乡的意义归根结底并不在于其山川景色或者其他物理性存在——仅此岂不同留下尿味表明“领地主权“的野兽无二？故乡的意义其实在于亲朋故旧，在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原生社会网络。因而，正像孔飞力所说的那样，如果家乡能始终萦绕于移民的脑际，如果游子能与家乡保持畅通，那就有助于形成一种小生境（niche）。这样的小生境其状如哑铃，两头分别是故乡和移入地，中间则是大量“侨批”等信件往来汇集的“通道”——“哑铃”的柄。故乡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是一个情感的归宿。一旦这样的网络不复存在，故乡也就成为了一种符号或者象征——它不再是情感的，尽管它依然可以是一种想象的，甚至是社会动员的资源。
孔飞力的著作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要与故乡保持通畅，故乡和游子之间的关系必然是有机的。在前信息化社会里，离家的游子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持着与家的沟通，而不便的交通和对外界的隔膜，更使绝大部分的人口终老故土。在那样的条件下，游子对故乡的念想一定远甚于今人。人类学上有“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之说，指的是当一个人独处于全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时，可能出现的心理甚至生理的不适状态。强烈的思乡（homesick）而又无所倾诉与这种不适状态呈正相关。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高科技、互联网、卫星手机等使得人们易于了解到外界的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震撼”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流动——无论是身体的，或者是思想的——成为了常态。而且无论流动到什么地方，都能随时与家人保持联系。然而，这种“即时感”却吊诡地导致另一种情形的发生。除非必需，亲人可以不在场而日渐“虚拟化”（virtualized）。久而久之，见面也就成为多余，亲情成为负担而敷衍了事。众多的诸如“常回家看看”之类的公益广告，说明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社会已不鲜见。乡愁，大概不见于这部分人的情感世界。
文中提到的著作《亲爱的中国：侨民书信与侨汇》
乡愁在当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对故乡的眷念之情，或是带有某种怀旧情愫的怀乡（nostalgia）？于我而言，乡愁承载着儿时的记忆。比如，厦门美丽的环岛路，常常使我想到几十年前“天然的”的，全无人工修饰，带有野性的海岸；长满龙舌兰和木麻黄的鼓浪屿海边，以及鱼腥味的沙坡尾、避风坞，凡此种种。一个地方变化太快有时会令人不适，即便家乡也是如此。厦门从一个人口不到20万人的小城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常住人口的都市，就让我有些不适，在情感上似乎也有了些距离。闽南话几乎不再通行，是令我最为郁闷之处。对于一位以人类学为业的人，深知一种语言或者方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逝。但这有些无奈，一旦“流动”成为常态，难懂的地方语言必然面临险境。这，就是我的乡愁吧。
近些年来出现的所谓“返乡体”文字多半为乡村的挽歌，感叹田园牧歌般乡村在人去楼空的萧疏和田园的荒芜中日渐破败。众多的这类作者其实早已从以往的“局内人”成为了当今的“局外人”，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悲凉和感伤。毋庸讳言，这些作者所谈的状况基本符合事实。虽然并不是中国所有的乡村都如此不堪，但总体状况的确不容乐观。乡村沦落至此究竟是其宿命或是因为政策上的失误所致已经无需探究。在我看来即便没有任何政策上的失误，乡村也将在经济版图里大幅度地“消失”。即便是今天最发达的国家，在前工业化时代也是乡村为主的社会。但是，它们乡村的“消失”或者转型比起我国似乎“自然些”。至少在这些国家里，经济规划不是由政府所主导，除非处于紧急状态，政府绝不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许多农民被强制性地从土地剥离进入工矿企业，成为“无产阶级”。因此，当时或许也有过乡村凋敝。但在今天，乡村还在。这是否为后来所振兴的也未可知。多年前到英国开会，会后，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莱特（Tim Wright）教授夫妇领我逛了几处英格兰乡村。瓦蓝的天空之下，只见谷地里各色牛羊点缀着碧绿的山坡。不远之处则是绿油油的田地。山坡绿地上，圈地运动时鹅卵石垒起，约有1米5高的“地界”尚存。愚蠢的羊们就是无法“越界”——其实它们只需在供人穿越处掉个头即可。围绕着教堂的“乡野人家”可谓花团锦簇，风光旖旎令人赞叹不已。莱特教授告诉我，保持这样的环境是政府的要求，所以对农业必须有所补贴。
莱特教授的话令我想起美国的农业。包括美国在内的农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对农业没有指令式的规划。但是对农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却有着一些举措。美国从19世纪开始，各州都兴办起主要为农业服务的“土地赠与大学“（land granted universities）。今天，各州的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如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等等，都是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对所在州的农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今天能以低于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三的农业人口生产丰富的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市场，还出口到世界各地，这些学校所起的作用居功至伟。今天的美国乡村与我们印象之中的“农村”很不相同。由于人均耕作的土地广大，人们都分布居住在一片广袤的区域内。乡村的生活方式同样离不开现代的科技发明创新所带来的各种现代生活条件。难怪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所谓的都市化，简单而言，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业有自己的问题。它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但是，从传统产业转型为现代产业，美国农业应该是成功的。
作者与莱特教授 在英格兰乡村
“乡愁”如果仅是挽歌是无助于乡村振兴的。那种对对乡村生活田园诗般的憧憬其实不过是罗曼蒂克的想象。谢灵运《山居赋》那种田园诗般的乡村究竟在中国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很是令人怀疑。饥荒与贫困才是中国乡村在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历史中的真实写照。感伤的返乡体文字所描述的状况在我国许多地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文字也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解决和对待这些问题可能得从别处着眼，当前亟待注意的是在“振兴乡村”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成为一种运动。运动式治理成为成为治理之殇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振兴乡村应该群策群力，回到治理本身的意义上来。治理如果不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共同参与那就谈不上善治。因此，治理者应该站在被治理者的立场上来进行思考，让治理者参与治理。
书写乡愁仅局限于哀叹和怀旧，那作者岂不在某种意义上如同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乡愁应该转化为愿景。乡村振兴不应是办公室里的策划，而应该是全社会的关注；它不应是在意识形态化的信念下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在这个问题上，左与右的争论都毫无意义，它需要的是实务性的规划与安排。它需要乡村的“局内人”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局外人”的观照。如果各种返乡体的乡愁文字都能想法和建议，那一定对乡村振兴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