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由紫金传媒智库、南京市信访工作专家智囊协会和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时代的信访：从矛盾化解到矛盾减生高层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论坛下半场，专家们继续献计矛盾化解及矛盾减生，尤其针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针对信访群体的群体、心理等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为今后我国矛盾建生问题提供建设性建议。
第三单元
紫金传媒智库信访与社会矛盾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华民
在主题报告《社会主义协商治理与减生社会矛盾研究》中，紫金传媒智库信访与社会矛盾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华民指出，协商民主是我们时代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协商民主的实施也是迈向幸福中国的一部分。为此，南京市信访局专家智囊团与紫金传媒智库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一年来南京市信访局的重大案件中，专家介入重大案件矛盾的化解，在108个案件的过程中使用民主方案。她认为减生社会矛盾应当是在信访之前就开始的工作，而非到信访的部分才关注减生，在矛盾刚开始时就要采取协商民主方式来解决。
彭教授分析大数据资料发现，目前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的困境，政府在信访上付出的努力和社会满意度不成正比。她还分析了相关关键词论文数量，2011年以来，学者们对协同治理的研究逐渐增加，但由于信访话题的敏感性，对治理和信访、协商治理的研究仍然不足。因此，学者需要不断推进相关的研究，这包含了社会中心、国家中心对立到互通，从合法性到有效性，从公民抗争到以法抗争，从政权稳定到人民福祉提升等。彭教授还表示，在减生矛盾和协商治理中，需要识别公共事件、建立公共权力、完善公共权力、强化群众参与，同时要设定边界、公众空间讨论空间。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施国庆
在主题报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信访减生对策研究》中，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施国庆指出研究信访矛盾减生有特殊背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流动迁移和老龄化，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变化，利益冲突不断增加，公民正义的要求不断增长，公民的财产权益的意识不断强化，维权的方式表达的多元化。
施国庆教授通过分析南京市目前信访状况发现：第一、南京市各类信访案件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城乡建设、劳动社保、组织人事、政法以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案件数较多；第二、城乡建设与劳动社保呈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第三、除组织人事类别在2011年突增外，其他类别信访案件数均分布平稳；第四、与征地、房屋征收、征收补偿安置、旧城改造方面有关的信访事件数量在信访案件总量中常年占据主要部分，且信访量居高不下，成为信访源头分析和减生的重点与难点。因而他将研究信访源头减生治理重点聚焦在征收类信访。
在信访的预防和减生方面，施国庆教授认为应该从政策、法规、制度建设、管理流程再造等进行源头治理。针对征收类信访问题，他认为减生社会矛盾与信访事件的措施包括：第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更加明确；第二、征收程序中需增加事前公共利益认定程序；第三、完善土地和房屋征收公告制度；第四、增加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度和程序；第五、提高征收补偿安置水平；第六、高度重视生产生活安置和恢复重建；第七、全面实施征收项目社会评价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第八、建立信访减生与控制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瑞昌
在主题报告《功能溢出与制播选择，“电视调解”运行的知识机制》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瑞昌介绍了课题组针对电视调节进行的研究。课题组下载并观看了现存于互联网上的《打开你的心结》《甲方乙方》《情感大裁判》《幸福词典》等15个电视调解节目，涉及自2009年至2016年的8119期的视频。研究初步发现：第一、情感沟通型节目开办持续时间长，卫视和地方有线电视台均有开办；第二、纠纷调解型节目源起于卫视台，兴盛于地方有线电视台；第三、法律评判型节目兴办于地方有线电视台多；第四、“电视调解”节目的地方性知识含量越高越容易由地方有线电视制播，反之亦然；第五、“电视调解”制度功能评价无定论；“电视调解”制度功能溢出的反比例定律。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第一、“电视调解”节目具有“电视节目”和“人民调解”双重属性，当其越向“电视节目”靠拢，节目内容越多呈现出当事人的案例情节，越容易录制成情感沟通型或纠纷调解型节目，也就越能适合于卫星电视播放；第二、而当其越向“人民调解”靠拢，节目内容越多呈现出调解过程，越能制作成法律评判型节目，也就越适合于地方有线台播出；第三、法律评判型节目兴办于地方有线台的根本原因在于“电视调解”节目所隐含的地方性知识。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田先红
在主题报告《地利分配与农民上访的逻辑》中，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田先红对珠三角地区因征地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进行了剖析，提出利益政治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珠三角农民的集体抗争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弱者反抗，而是农民和村集体与政府围绕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展开的一种利益博弈。
田先红研究员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后，土地股份制强化了农民土地财产权意识，凸显了村庄利益团体的性质，农民也具有越来越强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冲动，与此同时珠三角集体经济存在“地利分配失衡”的现象。抗争农民有诸多不同的斗争策略，如以宗族为基础的抗争、以征地程序存在问题为理由来争取地利重新分配、村干部充当村庄的保护人等。面对此类抗争案件，地方政府通过完善历史用地手续、照顾村集体的利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干预股权分红收益等策略进行应对，在实际运行中，面对政府不同的政策，农民仍有不同的回应和策略。
在完成对博弈机制的剖析后，田先红研究员对该现象进行了总结和讨论。对于此类农民抗争利益政治属性及后果，他认为这是农村、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发展权而展开的竞争，矛盾原本是属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农民抗争方式把利益转化为民生问题和权力话语、转化为政治问题。此外，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强社会”与“弱政府”格局，宗族、土地股份制和维稳的政治环境等各种因素叠加，强化了社会对政府的反制，形塑出地方“弱政府”的特性。最后是对土地股份制，他认为该模式能保护农民地权收益，但也可能蕴含着村庄集体土地利益固化等弊端，仍然值得思考。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宋亚辉
在主题报告《信访人的行为预期与社会矛盾治理》中，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亚辉阐述了信访人的行为预期与社会矛盾治理之间的关系。根据调研他发现，今天的信访领域呈现出“小事闹大，大事复杂化”的异常现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价值导向相背离。这一现象源于信访人的行为预期，而信访人的行为预期又深深地嵌入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政府决策逻辑中。例如，信访人把简单的财产纠纷包装成政治事件，把单纯的侵权事故闹成群体性事件，或者长期纠缠于已经被法院审理终结的案件，这是因为，信访人相信，“缠”“闹”“赖”等行动策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之所有会有这样的预期，是因为政府部门对信访案件的决策基准是“稳定压倒一切”，信访人为了促成问题的解决，刻意制造“不稳定”，以此逼迫政府以“稳定”为目的出面解决信访诉求。当然，面对信访人的“缠”“闹”“赖”，政府的选项不只是满足信访诉求的“胡萝卜”策略，有时候还可能选择压制型的“大棒策略”。针对“压制型的大棒策略”，部分信访人可能忍辱负重、放弃上访，但还有一部分信访人会借助各种力量和资源进行激烈对抗，这将加剧和激化社会矛盾。如今，官方媒体有意无意地选择性报道“无理上访”或对抗型的信访人，进一步加剧了信访人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不信任，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宋亚辉副教授提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回归法治，只有始终如一地依法办事，才能为全体公民提供普适性的利益分配规则和承诺，确定的规则和可置信的承诺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的行为预期，这有助于减少误判、猜忌和机会主义倾向，进而避免或化解不必要的社会矛盾，最终达致良好的社会秩序。
紫金传媒智库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孔繁斌（左）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黃菡（右）
紫金传媒智库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孔繁斌评议认为四位教授发言为未来信访研究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考：彭华民教授从协商治理角度阐释如何减少社会矛盾发生，用数据、用智库、用国情将理论分析与个案考察相结合，提出了社会矛盾和民众期望的上访者循序建构的模型，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施国庆教授基于跨十年的材料进行了大量数据归纳整理，对18个信访类型进行了宏观描述，呈现了信访工作动态的情景；李瑞昌教授通过介绍电视节目播出频道的相关功能，将视角转接到制度，认为制度选择有自己的功能性阐述，功能性阐述取决于制度具体的微观结构设计和相应的把握；田先红教授把侵权行为抗争、非侵权抗争进行了区分，一个是应对侵权而造成政治上的抗争，一个是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这个其实是很模糊的，模糊性可能是突出的特点，如何解决这种模糊性是非常有理论深度的问题。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黃菡对宋亚辉副教授发言进行了点评。黄教授认为宋亚辉的报告从法学行为预期理论出发抽象出当下一些上访人的信访行为策略生成机制：行为预期如何决定信访行为策略，行为预期又如何受制于信访相对人的行为策略与决策基准。报告人认为，上访人的行为表现并非仅仅决定于其人格特征或心理状态，而是上访人与信访相对人相互建构、博弈出来的。由此，信访工作者在工作中要对上访人行为有正确归因。黄教授也建议，报告人对于如何改变上访者的行为预期、“事前和事后两端发力”、”事前有引导、事后依法办事”的具体阐述可以更加深入详细。
第四单元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雪松
在主题报告《移民风险感知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思考》中，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雪松以陕西省秦岭山区移民案例为研究对象，以可持续生计视角出发，对移民风险感知进行研究。郭教授指出，案例中的移民降低了当地资源能力风险，但也使人们生产生活改变，导致搬迁者出现就业困难等问题，从而发生集体上访，引发其他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对欠发达地区来说，移民搬迁可能面临题地方财政有限，使部分群众因搬迁负债，使移民增收有困难，因此降低移民风险的过程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与扶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矛盾减生应该嵌入到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来减生社会矛盾。
郭教授总结了移民搬迁中信访问题的两点体会：第一，社会矛盾的引发，除广泛关注的经济利益分配方面问题外，政府引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可能会产生利益解纷；第二，社会矛盾减生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嵌入到地区发展过程之中的。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桂蓉
在主题报告《项目制下的邻避风险治理过程与困境》中，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桂蓉基于N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的案例研究，提出在项目体制下，治理主体不能满足邻避风险治理对于准确判断、快速决策的要求，且受科层制中条块分割模式的束缚，专业性不强、治理资源不足；在国家主导逻辑下，公众无法全程参与邻避项目的推进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对评估方发挥其专家效用形成掣肘。项目制与邻避风险治理行动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最终邻避风险治理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她分析了治理主体与决策困境、层级关系与资源困境、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困境、目标管理与第三方组织参与困境，提出突破项目制的约束是有效治理邻避风险的前提条件。
张教授认为项目制下邻避风险治理应该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合理选择邻避风险治理主体，破除过去由项目代理方负责邻避风险治理工作的格局，以市（县）级主要领导为治理方的最高领导，维稳办参与邻避风险治理各项工作，达到准确判断、快速决策、及时调整的风险治理要求；二是将公众参与渗入邻避项目推进的各个环节，从项目选址和运营，各个环节向公众公开，把邻避项目的选址权利返还公众；三是细化邻避风险治理各个阶段的监管考核指标，加强项目推进各个阶段居民意见的采纳与考察；四是优化第三方评估工作，要求第三方及时反馈，政府应积极考虑第三方评估的意见和建议。
上海政法学院编审、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
在主题报告《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应当得到优先发展》中，上海政法学院编审、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指出：信访有两项功能，功能一是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功能之二是对遇到困难的人给予一定的帮助。他认为，人民建议征集是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集中力量抓好相关制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征集人民建议有利于实现依法维稳。征集人民建议，首先要提高政府工作的“能见度”，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是要解决“可参与度”；第二、征集人民建议必须不怕引来对政府的批评，制度建设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保障；第三、征集人民建议的关键是理念更新和制度建设；第四、征集人民建议不能搞“花拳绣腿”。
办好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亟待努力：一是以勇气和韧性抓好人民建议的征集、讨论、落实工作；二是把人民建议办理落实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事项；三是建立人民建议落实事后效果评估的机制；四是请征集工作中发现的双方“意见领袖”参加听证会；五是充分发挥建议人参政议政的作用；六是试行可行性研究与不可行性研究同步进行的决策程序。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研刘正强
在主题报告《“他”化的信访治理：僭越式治理如何扩展了社会矛盾》中，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研刘正强认为，信访矛盾增生，性别是非常具有解释性的思路。如果将中国制度体系人格化、人性化，赋予男女性别意义的理解，信访制度部分是中国相对比较柔和的一项制度，这种制度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由于信访具有更加感性化和情感化的特征，才显得不可或缺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该正确对待老百姓上访，使信访回归理性、文明与法治，让信访制度回归其原有特质，各种制度各司其美，不能发生角色混同，同时信访制度还要坚守，尤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要防止跑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小君
在主题报告《北京市城乡土地信访困局及其制度应对》中，北京市信访办矛研中心特邀研究员、广外土地法制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小君教授分析了北京市城乡土地信访困局及其制度应对问题。通过调研认为，目前北京市城乡土地信访困局呈现三个方面。一、土地信访数量总体趋缓，局部递增。其体现在：第一，土地信访案件总量下降，增长趋缓慢；第二，土地涉法涉诉信访总量呈爆发；第三，房屋征收类信访案件数量降中有升（棚户区增加）；第四、规划类信访数量增减幅度大。二、土地信访纷源集中，难题凸显。其体现在：第一，违章建筑类信访案件化解执行难；第二，土地信访案件多由行政纠纷引发；第三，土地信访为非常态信访高发区；第四，土地信访案件历史遗留问题久拖难决；第五，土地信访功能更定位仍以权利救济为主。三、土地改革成效初显，信访风险相对滞后。其体现在：第一、土地承包和流转信访量先增后减，信访风险隐而未发；第二，宅基地信访量看似稳中有减，但与其他案件密切关联；第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疏解整治促提升同步，信访风险极高。
陈教授指出，北京市城乡土地信访困局成因主要在于：第一，行政复议制度僵化，缺位土地行政纠纷化解；第二，调节制度衰落、仲裁制度不健全，民间制度化解土地纠纷乏力；第三，司法改革成效未显，诉访分离尚待探索；第四，信访法治化程度有所提升，信访立法的科学性仍显不足；第五，城乡法律法规不完备，地方立法衔接不到位；第六，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度不高，对信访反馈机制重视不足。她根据这些困局针对性地提出了两套化解的建议，一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完善，包括推进行政复议试点改革，发挥复议化解涉行政信访的主要作用；完善调解、仲裁制度，发挥民间制度化解土地纠纷的重要作用；利用司法改革试点机会，使司法真正成为土地权利救济的终点三个方面。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综治，包括推进治理体系科学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两大方面。最后陈教授指出，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减生是有着密切关联，即减生不是孤立的，只有矛盾化解得好，才有利于减生矛盾；此外，有效减生矛盾，须有制度的设计和方案，比如约束和激励机制的规制、人民议案征集与合理采用等。
紫金传媒智库信访与社会矛盾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华民 紫金传媒智库信访与社会矛盾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华民在点
评中指出，五位学者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她认为，郭雪松教授在数量庞大的研究对象中挖深根，提出来可持续生计的问题、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在此基础上讲述移民的风险感知，使得风险感知有一个立足点；张桂蓉教授在新管理主义盛行的时代，讲到政府外包、投标、分包实施的过程，探讨招标制度是否成熟以及其中需要改善的问题；汤啸天教授启示我们研究一定要接地气、要有服务社会的理念，持续推动人民建议、推动优先发展以及减新化旧的思路等都值得借鉴。
南京大学房产处处长方文晖
南京大学房产处处长方文晖评议指出五位报告人分别从公共管理、社会学和法学等角度进行了汇报，体现了信访工作在学科上的交叉性工作内容上的与广博性，。他用“新”一词精准点评了刘正强的报告，他认为刘正强以新颖的题目和新鲜的内容吸引了在场学者，信访工作本身也应该是刚柔相济阴阳调和的，信访工作必须理性、文明与法制。陈小君教授报告可以用“实”评价，用实实在在的例子说明问题，详细利用具体数据分析现状，最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
第五单元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师资博士后张帆
在主题报告《社会性治理技术：社会组织对社会矛盾的化解之道》中，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师资博士后张帆通过实例来探讨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化解社会矛盾。
张帆研究案例中的社会组织是J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是为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和各政法机关化解信访事项而成立的专为信访人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民间社会组织。根据对该组织的访谈研究发现，社会性治理技术是突破传统政府一元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自下而上生成的具有民间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化解技术，体现为互动形式、专家式、组织式、联动式等，相较于政治资源和行政资源而言，具有独特的优势，收获了良好的效果。拥有“社会性治理技术”的社会组织成为“国家——个人”直接见面之间的软连接。
张帆认为，在强调社会组织所特有的“社会性治理技术”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承认，社会组织是“嵌入”在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当中的。单纯的“硬连接”不利于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单纯的“软连接”也不利于秩序的形塑。如何实现“政社互嵌”，既发挥政府的行政、制度、权威等优势，又强调社会组织的独特治理技术，将成为此种模式持续发挥作用并不断提升的要点。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玥琳
在主题报告报告《涉地信访减生研究》中，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玥琳针对土地信访工作，以南京市地铁建设所难以回避的土地征收和房屋安置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探讨了访民、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信访动机和解决路径。王玥琳将案例中信访原因归为：第一，“道义保护型”失范行为，即访民通过群体作为个人“护身符”，迫使政府迫于群众压力而妥协；第二，“机会成本式”的补偿结构，即由于拆迁补偿价格难以清晰评估，使得被拆迁人站在机会成本角度认为原有补偿价值与现有补偿价格不匹配；第三，访民存在“去理性化”闹访的现象，迫使政府息事宁人。
王玥琳对访民、实施者和政府的行动逻辑进行了梳理，指出信访事件有特有的博弈逻辑及解决路径：第一、针对访民，需要正确引导其在“拆迁户”舆论帽子下的“道义保护型”失范行为，限制其在地缘和业缘基础上发展出容易产生群体性信访行为的“社会圈子”；第二、针对地方政府，要对“去理性化”的闹访行为有着清醒而谨慎的认知，不要墨守成规地谨守科层逻辑，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而增加个别被拆迁户的利益补偿，要在“按政策办事”基础上灵活的“及时就地化解”；第三、针对评估方，评估方不完全是第三者角色，而是经常跟拆迁方合谋构成利益共同体，侵害部分当事人权利，需要评估者以公平独立姿态从政府淡化出来，给被拆迁者更多的话语权。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星
在主题报告《社会矛盾运行及化解机制研究：以H省信访局209个信访案件为例》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星汇报了他的研究。在H省信访局调研期间，通过访谈和查阅该局案例资料等方式，收集到了209起信访案件，并就此展开探讨。具体来看：现阶段社会矛盾在内容上，民生问题占主导，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矛盾中的主体关系归根结底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解决方式上，部分社会矛盾化解难度较大，需要推进政府多部门联动或政府、社会合作才可解决。
陈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矛盾的萌生，其原因往往是当事人权益受损或需求得不到满足，利益关系是社会矛盾中的主要关系。第二，社会矛盾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不是围绕着某些核心诉求展开，民生诉求是这里面的主要诉求。第三，社会矛盾在萌生和发展成为信访事件之后，需要政府和社会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综上，可以得到社会矛盾运行和化解机制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矛盾自身的演化过程，即萌生、发展、化解；第二个层面是演化过程中对应的三种要素，即主体关系（利益关系）、主要诉求（民生诉求）、化解方式（多元化解机制）；第三个层面是民众和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这三个层面的内容是相互融通、密切关联的。最后陈星也提出对策：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依法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致力于为民众打通利益诉求渠道；应借助多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运用多样化的手段和措施，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雪松评议指出，张帆与王玥琳两篇文章相得益彰，都是从利益主体及其互动关系切入进行研究。张帆涉地土地拆迁房屋的论述，从社会矛盾运行机制和途径进行了非常好的分析。王玥琳的文章主要以利益主体诉求为理论框架来判断个人与利益主体的归纳点，在理论上借用了博弈论理念，是进一步探讨社会矛盾的形成和化解问题很好的尝试。陈星通过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分配角度来看化解机制问题，文中关于利益主体的互动关系、社会矛盾产生涉及的主要议题和原因归纳呈现了完整的内容和逻辑框架，对未来探讨相关问题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在方法论上陈星从文本分析出发，通过案例形成数据库，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挖掘，代表了目前研究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瑞昌对青年学者张帆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并提出相关建议。他认为张帆论文选题很好，比较好地总结了文中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如何运营社会技术来化解社会矛盾的。李瑞昌教授也表示文中并没有提及社会组织为什么会用这种技术来化解这些社会矛盾、这些社会技术应用还有什么样的不足以及这个法律服务设和服务中心的经费来源是什么？因为经费来源不同就决定了该组织角色有差异。
闭幕式
中共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孔祥勇
中共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孔祥勇在闭幕式致辞中指出，为期一天的论坛，大家针对从矛盾化解到矛盾减生这一主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19位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9位专家进行了精彩点评，各位专家的演讲和点评对于新时代的信访工作如何减生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评论和解读，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发言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给人启迪、发人深思，使本次论坛成为信访法制化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领域的思想交流、观点交汇、经验交流的很好平台，最后三位年轻学者的演讲，给信访领域研究以后继有人的希望。
孔局长指出，信访与社会矛盾研究是重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面临着风险、成本和可持续的挑战，长期以来社会矛盾问题凸显与政府调解的压力，成为了难以回避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广大有识有志之士的努力，信访制度和功能逐步得到明晰，现行的信访制度是法制化的一部分，信访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体现了柔性社会治理的精神。中国现行的维稳制度和信访制度的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孔局长指出，本届论坛至少形成了三点共识：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化解与减生社会矛盾当中的主体作用；其次要着力提高政府服务的智能化和现代化的水平；第三要积极探索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着力提升矛盾化解的效能。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虽然保留着调控矛盾的权力，但是已转为社会管理，体现为互动式、嵌入式的管理模式。论坛中专家学者们的结论对今后信访体制机制的改革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孔局长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我们久久为功、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