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性变革”成为继“媒体融合”和“媒体深度融合”之后党中央对主流媒体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出的又一新要求。一般系统论创立者、著名哲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认为，系统是“处于自身相互关系中以及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的要素集合”。我国系统科学创立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则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可见，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是系统论认识世界的基石，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结合是管理系统的重要原则与方法。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强调“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系统集成”是此次《决定》起草过程重点把握的原则之一，即“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基于以上理论逻辑，应该如何全面理解“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意义和内涵？这一新要求对于主流媒体的未来走向又有哪些重要启发？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样需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出发，把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适应媒介化生态性革命的背景以及推动中国传媒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中进行系统思考。
一、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落点
钱学森先生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有结构的，而且有不同层次，层次与层次之间不是割裂的，从一个层次到另外一个层次有飞跃，不是简单的延伸，是量变到质变。”毫无疑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涵盖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系统工程，而“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是其在传媒领域的重要落点。我们要全面认识这一新要求的背景和意义，不妨把它放在《决定》全文的文本结构中，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三个层次来理解。
（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
《决定》第一部分总论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概括起来是“七个聚焦”，其中第三点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位列经济、政治之后。《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从这段表述中不难看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两个重要前提。而在第二至第十四部分的分论板块，唯一与文化对应的即“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再次说明文化体制机制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体制、机制是此次《决议》中频繁出现的两个重要关键词（体制81次、机制242次），13项分论中也有7项是关于体制或机制的改革。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需要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更灵活的文化体制、机制则是创新、转化的基础保障，贯穿于文化事业产业的方方面面。
（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在“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大致包含四项任务：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显然，意识形态工作居首位，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既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又构成了社会安定团结、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各方面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思想保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各环节多方责任主体，因此《决定》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前使用“完善”一词而非之前广泛出现的“落实”，意在强调尽快完善缺失的责任主体和已有责任主体中亟需补齐的短板，不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
（三）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落点
如果以句号作为意思表达的节点，不难发现在“（38）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一点中，共包含约12项具体工作，涵盖政府、研究机构、主流媒体、文明建设、互联网治理等不同责任主体。其中“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居第四位，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之前，这三点共同构成了《决定》对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具体要求。“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以全媒体为大背景，以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为前提，构成了背景-前提-目标的逻辑关系。这是在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基础上适应环境变化对主流媒体提出的新要求、新期望。如果说从全媒体传播体系到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体现的是深化，那么从媒体深度融合到系统性变革则更多体现出了全面，这与《决定》的整体导向完全一致。
二、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是适应媒介化生态性革命的迫切要求
系统的良性运转和功能发挥既离不开内部不同单元之间的互动，也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我们要理解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意义，还需把它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尤其是当前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质生产力浪潮。推进系统性变革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人类加速进入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必然选择。相较于大众传播，智能传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呈现出技术功能不断人性化的过程，有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媒介化生态性革命”，具体表现为媒体属性的泛媒介化、媒体功能的泛社会化和媒体形态的泛平台化。
（一）媒体属性的泛媒介化加剧主流媒体的系统竞争
互联网媒体的内容形态和传播方式虽然与传统媒体存在明显差异，但本质上它们之间的竞争仍是具有相似媒体属性的不同平台之间的竞争。而在智能传播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更多具有泛媒介化属性的新形态媒体，它们虽不具备传统媒体的形态，却具有媒体的功能，如信息传播、沟通交流等。这使得媒体与人、媒体与媒体、媒体与非媒体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万物皆可媒”的趋势越发清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让更多内容生产者如普通人、机器人、数智人等达到甚至超过专业媒体人员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主流媒体的中心地位进一步被瓦解。不仅如此，媒体属性还广泛渗透在不同行业和领域中，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传媒产业将面临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竞争与融合。各方作用之下，媒体平台之间渠道、内容的竞争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主流媒体的系统竞争正在加剧。
（二）媒体功能的泛社会化倒逼主流媒体的系统转型
媒体功能的泛社会化是指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媒体将发挥社会交往的桥梁、人机互动的手段、生产生活的工具以及社会治理的载体等更多具有社会意义的功能。《决定》提出：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智能新技术引发的媒体功能的泛社会化对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无异于一次系统改造和转型的契机。一方面，近几年众多具有泛社会化媒体功能的AI产品已陆续上线，它们在逐步分流主流媒体核心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倒逼主流媒体完善现有产品的功能设计，实现从看（听）到用，再到动（互动）的系统改造。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需要面对更复杂的人机关系，包括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人机共生等在内的多元关系将挑战主要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价值导向的传统主流媒体，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等也将面临系统转型。
（三）媒体形态的泛平台化加速主流媒体的系统升级
智能媒体本身就是以模仿和学习人的机能为前提，它需要大量的用户数据作为支撑，平台型媒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这两句表述为包括智能化平台型媒体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媒体形态的泛平台化使得它提供的内容和服务更加全面，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大，用户反馈互动也能更及时有效，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是智能传播技术的强大算力和精准算法，这是传统大众传播技术无法达成的，因此主流媒体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升级正在加速。
三、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是推动传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建设下一代智能化新型媒体平台，而推进系统性变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方向。
（一）技术转向，加快推动传媒创新动力的系统性变革
《决定》在“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开篇特别提到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这说明从媒体融合到媒体深度融合，再到系统性变革，推动主流媒体创新的动力已经从传统的大众传播技术向智能化信息技术转向。如前所述，智能传播技术并不局限于信息交换和沟通交流的媒体功能，更强调人性化趋势和技术与人的互动。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人与技术之间的创新关系，从过去人类发明和利用新技术的单向创新到人与技术相互学习重塑的双向创新。当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创新正在部分各级媒体渐次开展，全员、全程的AI化逐步实现。例如深圳报业集团今年3月上线推出AI应用开放平台，全员配备“AI助手”，深度介入采、编、播、设计等内容生成全流程，鼓励员工与AI共创共学。
（二）融合转向，加快推动传媒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在媒体融合的第一个10年，融合进程主要聚焦在内容和渠道的外部层面，全方位、深层次的内部融合却动作较小或尚未开始，使得部分主流媒体外部融合与内部壁垒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提出：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主流媒体作为具有事业企业双重属性的文化单位，接下来需要从媒体内容渠道的表层融合向传媒体制机制（如工作机制、激励评价体系、内控体系、经营管理、团队建设等）的深层融合加速转向、系统谋划，而智能传播技术恰是推动融合转向和系统变革的重要动力。例如新华报业传媒集团2024年全新启动“数智新华行动方案”，自主研发上线了包括“新问”AIGC智能内容创作平台、“新盾”跨模态内容智能审核系统、“新湖”集团数据资产服务中台、“新链”区块链版权运营服务平台、“新维”智慧一体化运维管理平台等在内的18个项目，在内容生产、内容审核、数据服务、版权运营、内部管理的全链条推进集团数智化转型升级。
（三）模式转向，加快推动传媒产业体系的系统性变革
《决定》提出：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解构了许多传统产业的固有模式，打破不同产业之间的边界壁垒，而如梵·迪克（Van Dijck）所言，“媒介逻辑（media logic）对社会上其他领域运行逻辑的影响，也正让传媒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基础力量。”因此，传媒产业体系将从传统思维中的媒体与信息行业向各行各业拓展，“媒体+”“文化+”有望逐步成为传媒产业的核心模式。例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近几年着力打造“浙报数智”品牌，围绕“文化+”赛道积极拓展元宇宙数字展馆建设、舆情动态监测、媒体智库、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等业务模块，推动媒体+政务服务商务的系统发展；湖南广电则于近期全新上线数字文博大平台“山海”APP，汇聚全球数字馆藏，提前布局文博类AIGC创作、数字藏品、IP开发等文化科技产业，并与媒体主业板块形成互动。
《决定》从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体现出整体与部分的包含关系，亦体现出层层递进、步步落实的逻辑关系。同样，在智能传播背景下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技术、体制、模式）作为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服务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传媒领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的重要落点，当然也是我们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践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