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这种人与生俱来的情愫，是对亲人、故土的思念之情，因人、因时、因地、因景而异，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中早已被充分阐释。在现代，乡愁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城乡流动而生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加上巨大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每年有几亿中国人在城乡流动，这带了城市发展，也有乡村凋敝。
在姜全保教授看来，城市化才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应该“适度鼓励移民城市化，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稳妥实施新农村建设”，不管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要做到“实”，而不能只停留在“名”或者“形”上。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姜教授，我国每年春节期间数亿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穿越重重困难渡过重重劫难返乡又返城究竟是为了什么？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中国人是不是更加眷恋家乡？
姜全保（以下简称“答”）：春节前返乡，是为了能在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与父母、亲朋故友团聚。春节后返城，是为了在城市工作（谋生），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隆重、最为热闹的传统节日。炀帝留诗《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太宗留诗《守岁》。春节期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扫尘、祭灶、春联、鞭炮、祭祖、守岁、拜年、佳肴，普天同庆。千百年来，春节回家乡与家人、亲戚、朋友团聚已经渗入中国人的灵魂，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春节不能回家会有惆怅之情，所谓“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中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加上巨大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此外，即使定居在城市的人口，很大一部分与乡村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赶在春节放假回去团聚，形成了中国春节期间的大规模的流动，这体现了眷恋家乡，与亲人团聚的愿望和情感。
眷恋家乡，思乡，乡愁，对家乡、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留有自己记忆的地方的思念，是一种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的真挚情感。德国文学家赫尔曼·黑塞的《乡愁》，罗伯特·勃朗宁的《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美国文坛的“甜菜一代”（the Beet Generation）等等，都有着眷恋家乡的乡愁气息。至于眷恋的程度，很难做出比较。但是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中国这种传统的乡村社会以及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人更加眷恋家乡和故土。
问：“乡愁”并非是学科概念，智库目前为止已经访谈过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城市规划、农业遗产保护等各个学科的学者，每个学者都会从个人经验和研究学科领域去解读“乡愁”。在您看来，“乡愁”是什么？
答：自古至今，乡愁都是永恒的话题。乡愁是天涯落日，海上明月；是林下清风，岭上白云；是江心烟波，客舍细雨；是枫桥钟声，塞下羌管；是旧林羁鸟，老树昏鸦；是杯内浊酒，囊中尺素。乡愁是慈母手中线，是清辉玉臂寒，是遥怜小儿女，是此事古难全。乡愁是边声连角起，是马策与刀环，是无定河边骨，是马革裹尸还。乡愁这种人与生俱来的情愫，是对亲人、故土的思念之情，因人、因时、因地、因景而异。对被掳北上、谁可与语的蔡文姬来说，乡愁是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对凯旋而归的花木兰来说，乡愁是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几年前写过一篇关于我生活的村庄的随记。那是鲁西南的一个村庄，小时候河水是清的，可以洗澡摸鱼；河堤上是成林的矮树，夏天很多知了；麦子黄时吃杏，捡麦穗；村里成群的小孩，晚上一起藏猫猫。我在回忆了小时候在村里面捉知了，逮蚂蚱，摸鱼儿等等儿时旧事之后，这样结尾：破败了村庄，陌生了父老，连门前的大杨树，也枯萎了。现在村庄也发展了，纵向比肯定比过去的生活要好。但是小河已经干涸，河堤挖没了。年轻人外出谋生，也只是在春节的时候回去，来去匆匆，一方水土已经养不了一方人了。村里小孩也少了，要么随着父母外出了，村里小学也随着停办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人。诗人说邑有流亡愧俸钱。看到这么多的父老乡亲要外出谋生，而不能在本乡本土安居乐业，觉得十分无奈。对我来说，乡愁是看着自己生活过的村庄没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愧对父老乡亲的这样一种内疚和惆怅。
问：您有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是否也有对“乡愁”切身感受？您有没有观察到西方社会也存在“乡愁”？
答：最近一次访学是2017年9月初到普林斯顿大学谢宇教授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待了一年时间。在2017年8月25号，那时候还在西安，写东西写的比较晚了，我拿了一罐啤酒，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题目就是《夜半的啤酒》：酷暑渐渐转变为清凉/弥漫着淡淡的惆怅；听《父亲写的散文诗》/那词让我忧伤；1976/1986/1996/2006/2016/2017；流淌的岁月/飞逝的时光；我到了中年/您苍老在故乡；我也要带着儿子远行/就像您当年带我一样。
2018年3月，普林斯顿的雪很大。我用纳兰性德的词记录下自己的心情：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然后写下了《夜于普林》：雪花/敲打着窗；黑夜/亦没有光；过往/不堪思量；人海/从此茫茫。算是一半忆过往，一半念故乡。
我接触的人比较少，也没有留意西方社会的乡愁。但乡愁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愫，一些文学作品都表现了西方社会的乡愁、对家乡和故土的眷恋。他们在节假日也会回去看望亲友，但应该没有中国这种二元社会下的乡愁强烈，也不像中国这种“春运式”的返乡这么集中。
问：在中国，农民工的迁徙给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给农村家庭带来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家庭、留守老人家庭，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凋敝？
答：农民工进城务工，增加了家庭的平均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人口已达2.86亿，这里面1.72亿是外出农民工，还有1.45亿是本地（本乡镇地域之内）农民工。由于城镇义务教育门槛高、城镇生活日常支出大，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选择将子女或老人留在农村老家，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独居家庭，或者留守老人照看留守儿童这样的隔代家庭，在农村数量庞大。
由于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负责农村的农业生产，这弱化了农村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经济组织功能，直接制约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子女外出使得农村的留守老人在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口，我们能经常看到关于农村老人悲剧的报道；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的土地流转不畅造成了农业生产“农民荒”并导致土地抛荒；人口外流使得大量宅基地与住房闲置；而且，由于生育下降，人口外流，很多规划失当的新建基础设施比如小学只得关闭，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都直接阻碍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和谐发展。
进城务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就业压力、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由此带来的农村空心化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农村的整体性衰败与凋敝。此外，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二代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融入不了城市，适应不了农村，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1949年以来70年间的历史来看，在改革开放前严格的城乡二元经济和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国家通过剪刀差等方式来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而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之后进城务工人员虽然提升了收入，但是他们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个人收入也不能反映他们的贡献。当前，随着快速的城镇化，中国城市虚高的房地产市场又严重超出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
国家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得农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社会风气等方面得以改善。国家还会进一步对交通、水利、电网、商业服务、园林绿化、文化、教育、卫生、养老等进行一系列基础改造，这些都会推动农村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农村人口比重不会太高，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农村和村庄的凋敝。当前中国的村庄空心化，小学校舍的废弃，也预示着很多村庄会被合并或者消亡，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未来中国会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社会，出生数量减少，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所以，应该“适度鼓励移民城市化，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稳妥实施新农村建设”。不管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要做到“实”，而不能只停留在“名”或者“形”上。
问：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产生了一种媒体上称作的“大都会乡愁”，即指都市人的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褪，返乡潮暗流涌动，逆城市化、乡村复兴也成为热门话题。在您看来，回乡发展是否可能带来乡村振兴或乡村复兴？乡村振兴或乡村复兴的关键点在哪里？
答: 户籍制度、房价畸形、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孩子入学困难等因素导致大城市的吸引力降低，返乡潮开始出现，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回乡发展”从农民工群体蔓延到白领阶层。这使得“大都会乡愁”，逆城市化等成为热门话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大都会乡愁”和逆城市化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现象，但不是目前的主要趋势。城市化才是主流，是中国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中国乡村振兴或乡村复兴的关键点，是城镇化。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农村人口数量少，比例低，农民职业化程度高。中国农村人口多，比例大，人均资源少，生产效益低，土地和宅基地等资产不能变成资本。只有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资源，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所以，国家发展和乡村振兴，应该“适度鼓励移民城市化，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稳妥实施新农村建设”。
中国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新农村建设等政策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随着逆城镇化、返乡潮趋势的发展，人口和各方资源向郊区或农村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部分乡村的复兴。政策方面，国家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乡村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政策支持。在此机遇下，掀起了农民工甚至是白领阶层返乡创业的潮流。返乡后选择自主创业的群体，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减轻了农民无业、失业或闲置问题。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许多返乡人员选择从事互联网电商、农副产品加工、特色旅游开发等工作。他们将地方资源优势与乡村产业进行创新融合，推动了农村农业生产经营的发展。返乡人员将就业和发展乡镇企业两者联系起来，形成就业与发展持续放大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对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一问题： 第一，总结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日本开展造町运动，韩国开展新村建设运动，台湾提出增强“营农信心”，这些经验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了借鉴。但也应该看到，即便如此他们的农业和农村依然会趋于萧条。韩国的“新村运动”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也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从这一点来说，城镇化才是乡村振兴的主要道路。
第二，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持续释放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和财产的潜力。
第三，结合人才与乡村资源打造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效益太低，专业化要求不高，使得农村培养的人才大部分流向城市。未来要发展特色产业，包括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各行业，专业化程度高，要做好人才培养和储备。
第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标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状况。要在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安全保障等各方面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增加乡村的吸引力。要避免运动式的拆除村庄，折腾农民，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到人口变动及城市化规律，超前规划，避免造成如现在农村废弃小学这样的资源浪费。
问：作为人口学家，您对中国性别失衡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在学术上和媒体上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性别失衡问题在中国农村也十分突出，您曾经指出，飞速上涨的高额彩礼、经常有报道的农村骗婚现象，也都与男性结婚困难存在很大关联，您能详细介绍中国农村的性别失衡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吗？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否有什么途径可以破解这一问题？
答：当前的很多报道，比如飞涨的彩礼、跨国新娘以及光棍村等，使得大家能直接感知到农村婚龄人口的性别失衡问题，即男性多于女性，使得一些男性找媳妇非常困难。虽然在正常的生育情况下男性也会稍微多于女性，而且历史上一直存在性别失衡问题，但是当前中国农村的性别失衡地域范围广，数量规模大，影响持续长，不利于农村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和谐发展。1.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生育政策的执行和生育水平的下降，为了实现有儿子的愿望人们会寻求性别鉴定并流产女婴，使得出生时候女婴减少。虽然城乡的出生性别比都失衡，但是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更严重一些。2.虽然农村家庭在家庭资源的投资上还是倾向于男孩，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女孩通过高等教育离开了农村而融入城市，她们已经脱离了农村和农村的婚姻市场。3.经济社会的发展、迁徙流动的自由和农村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使得当前农村年轻女性也基本脱离农业生产，进城务工，这增加了她们通过婚姻迁移流动到发达和富裕地区的机会。在总体性别失衡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女性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婚姻迁移到发达和富裕的地区，从而加剧局部地区的失衡。4.中国传统上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使得处于不利地位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成婚困难。当性别失衡，男多女少，导致在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男性承担不能成婚的后果。5.为了增加婚配机会，男性会尽量展示自己的优势。高额彩礼，舒适的住房，以及小汽车逐渐成为农村青年结婚的标准配置。当然，这本身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分不开，但是很多农村地区儿子结婚一次需要几十年的积累甚至借高利贷，这本身也包含着过多的无奈。虽然很多婚姻花费，比如住房、汽车和彩礼都是转移给小夫妻，是一种资助，但是依然超过了农村人的实际承受能力。6.男多女少，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能力。由于担心儿子打光棍，对于女方的要求，男方尽量满足。哪怕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父母也是想方设法来满足。调查显示，有些女性在婚前就有协议，结婚后因为婚姻所欠下的债务由男方父母负责，对男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义务。7.性别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女性决策地位的提高当然是社会进步，性别平等的反映。但有调查显示农村家庭中女性决策地位的提高和对家庭财产掌控力度的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现在男多女少，所以男性再婚困难而女性再婚非常容易，所以男性只好顺从女性。一些数据表明当前农村中由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在上升。而农村中女性再婚比较容易。8.婚姻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尤其是父母的事情。传统上父母只有为儿子娶了媳妇，或者至少等到儿子结婚生子，父母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会倾尽所有为儿子的婚姻积累资源。而且农村是一个相对传统的熟人社会，面子问题和攀比也是存在的。儿子不能成婚，父母和家庭成员都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后果：1.性别失衡反映的是男多女少，女胎被流产，这本身是对女性出生权、生存权的损害。2.男性不能成婚，这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3.父母为了儿子结婚积累财富，节衣缩食，影响了他们自身消费，也影响到农业生产。4.男性过剩使得女性增强了婚姻缔结的议价能力，男性本身为了增加成婚机会而支付更多的彩礼和婚姻花费，使得婚姻消费和花费畸形。当前也有一些地方法规条文要求限制彩礼和婚姻消费，但在现实中作用不大。5.性别失衡和男性过剩，使得女性的通婚圈扩大，更多的贫困地区的女性通过婚姻迁移改善了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贫困地区的男性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择偶条件以增加自己的成婚机会。这使得一些非主流婚姻形势增多。由于有市场需求，拐卖人口包括拐卖外籍人口，骗婚（放鸽子）等现象也时有发生。6.中国农村家庭养老还是主要的养老方式。不能结婚没有子女，这部分男性未来的养老问题需要提前考虑。7.还有一些研究把性别失衡与更高的犯罪率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这些论断需要更多的证据。关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等全国范围的行动，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出生性别比。而且，当前高额的彩礼，儿子婚姻的巨大花费，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使得当前对于男孩的偏好有所弱化。对于确实不能结婚的男性，要尽量提供支持，尤其是保障好他们的老年生活。
问：姜教授，有关“乡愁”，您是否还有其他观点可与我们分享？
答：有人说，人生何处不是客。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何时何地，那山，那水，那人，才是我们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