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系列新概念，是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义取向，可作为从对外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媒体话语、企业话语等不同路径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逻辑基点和理论资源。而“一带一路”话语内容创建、翻译转换和对外传播又为实现中国新世界主义的发展贡献了共议、共商、共享、共鸣、共生的跨文化生成路径，二者作为当前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核心“话语群”，可互促共进。
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长期以来，一个重大的困扰就在于频频遭遇“失语”，这种“失语”状态，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行动布局，在全球话语场域遭遇一些误读和误导也就在所难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万国来朝宗藩体系”“新殖民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提法，试图去挑动和利用的却往往是对另外一种中心主义的担忧和警惕，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假想。
事实上，与这两种中心主义截然相反的是世界主义，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便是一种生发于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理念。基于这一理念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体系，将有助于在话语内容创建、翻译转换和对外传播诸环节激活文化自觉、突破中心倾向、超越二元对立、参与全球对话、走向世界交互。
一、新世界主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话语
追溯世界主义理念的阶段性学术脉络可以发现，在关乎人类共同体当下与未来的问题上，以一种世界格局和时代高度自觉参与学术共议、不懈探索学术共识是这一理念绵延至今的原因所在。一种创新模式要想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引擎，引领世界变革，其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理当优选学术话语的有效传播。毕竟，学术是一种公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较之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具有更为天然的交流和分享特性。
（一）走出学术话语的边界迷思
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所覆盖的是65个边界清晰的国家单元，语言相异、风俗不同、法规各立。然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一带一路”所联接的却是65个频繁互动的国家角色，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共享权利、共担责任。从单元秩序观转换至角色秩序观是“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学术话语创建应有的世界格局，也有助于解除外界对“中国中心主义”的警惕。这就需要在学术话语层面走出凡事以中国划界的闭门学术思维，针对沿线国家做普世研究、在地研究，尝试解决世界性问题；二是走出以版图划界的单元学术思维，围绕“一带一路”做交叉研究，做互动研究，尝试解决角色性问题。
（二）弱化学术话语的战略意图
“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以国家级顶层战略的概念出现，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大多以“战略”为研究意图，在对外学术话语交流中易产生以中国为中心的误区，若不去有意克服这种思维，仅仅凭借禁用“战略”这样的特定表达难以解决他国忧虑。只有有意识地强化新世界主义的“去中心”思维，抵抗西方中心、拒绝东方中心，才能充分体现学术话语的中国特色。
（三）淡化学术话语的政治色彩
浓厚的政治色彩表达和意识形态输出，势必打破跨文化学术共议关系，加大学术话语翻译转换的难度，造成学术对外传播的困境，最终导致世界学术精英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质疑、防范和否定。因此，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各司其职，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关键。
二、新世界主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世界主义倡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天下大同”思想——一种从一开始就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情怀和政治话语。
与历史长河中任一阶段、任一地域、任一政府、任一学者所持有的世界主义理念有所不同的是，新世界主义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选择的国家立世取向。新世界主义实现了融通中外，以一种克服了中心主义、包含地方主义的社群世界主义，建立起接轨世界的政治话语。以新世界主义为话语起点，经由“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推出中国解读，确立对外政治话语的中国特色，可以走出一条跨文化共商路径。
（一）确立话语内容的适用度
所谓中国特色是指能够锦上添花、为人读懂和理解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文明深度。可以请翻译人员和跨文化传播专家介入，从“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政治话语的创建源头，就开始顾及他者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和兴趣关切，充分考虑不同话语体系在国际交流互动中的现存问题，切实提升国际传播适用度。
（二）增强话语翻译的认同感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话语翻译只有具有了针对性、解释性和当代性，才可能提升跨文化认同感，并真正地实现政策相通的目标。所谓针对性，需要译者关照读者的心理，预判读者的知识储备，承认读者的期待差别。所谓解释性，需要译者在述中有作，注意到沿线各国政治话语的差异性，在把握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找相似性，即打造融通中外的表述。所谓当代性，需要译者聚焦和审视沿线国家的当下，以现在进行时的思维架起沟通之桥，提高话语的共鸣感和认同感，促成中国政治话语的世界阅读和理解。
（三）维持话语传播的稳定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政治话语若要免受误解和误读，需要保持一定的话语传播稳定性。这其中，首先有赖于话语的原则性和确定性，通过大量语境的再现和各种具象的描述来形塑“一带一路”倡议政治话语的核心和内涵，确保其能够被准确认知；其次结合建设开展的实际进度，准、快、频地推出政治话语的常态表述，让“中国表达”具备为国际接受的机会乃至具有稳定传播的可能。
三、新世界主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民间话语
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民间话语构建，需要一种冲破个体、社会和国家地域囚禁的理论观点作为原则，通过日常化、接地气的民间路径去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最大程度地避免概念漂浮和话语空转。世界主义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冲破国界限制的人本主义驱动理论。
（一）以人本主义为话语驱动
民间话语的独到之处正在于把学术、政治、媒体、企业的“一带一路”实践作为背景，将人本作为主角突出，以本土“根据地”为基础凸显民间话语，以命运“共同体”为动力激活民间话语，将“和而不同”作为传而通的前提，以“人人平等”的世界主义心态和人性触动去促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公众，在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话中达成公共理念。
（二）以民心相通为话语根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同样也是话语根基。民间话语的构建只有跳出政治话语主导，走出“以驭其民”的统治思维，才能真正站在草根化、日常化的“民间立场”。在多元文化混合的“一带一路”共建语境下，将创造各国民众跨境自我生存和共同生存的诸多可能性视为目的，植根于平凡，以期实现民间话语口语化、真实化、平民化和本土化的跨文化沟通和交往。
（三）以普遍利益为话语目标
让“一带一路”倡议弘义融利的新世界主义义利观在民间话语场域中趋于共识。意识到“只予不取”或“少予多取”均是违背民间常识的非正常表达，顾及和惠泽各国公众之普遍利益才是民间话语的目标。应意识到民间话语场域中最为活跃的公众从来都不是海外中国专家，而是不了解中国文化、不熟悉“一带一路”倡议的57亿外国民众，从无国界意识的世界主义原则出发，了解对方源于自我发展和相互交流的内需，从而以平和的心态创造更多的民间话语无国界流动的可能性。
四、新世界主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媒体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跨越地域和文化区隔，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以此作为方案去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媒体话语，形成对外媒体话语策略，去融合、唤醒、培养沿线国家公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便可拓展一条跨文化共鸣路径，必将对世界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有所贡献。
（一）从注重宣传到着力纪实，体现国际化、多元化和人本化的理念策略
面向媒体机构和记者，培育一种新世界主义导向的新闻介入伦理和社会责任，在媒体对外传播的报道实践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主义自觉。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加大媒体话语的纪实性、减少宣传性，更多地去呈现和思考“一带一路”中中方参与者和沿线国家公众个人、集体彼此之间的生存和生活关系，用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提升媒体话语自身功能，同时增强与沿线国家在母语表达、文化观念之间的关联度和舒适度。
（二）从讲求宏大到关注细节，寻找民族性、普世性和共通性的主题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媒体话语在主题选择上不能总以包罗整体的宏大叙事和诠释集体的宏观视域为主，毕竟宏大无法满足民族性的普世性的张显和共通性的点亮。相较于那些触动人心的细节和回味无穷的思考，信息饱和、阐释频繁所带来的媒体话语气势，会导致参与“一带一路”个体的情感和心理在媒体话语中被模糊、湮没，甚至缺失。当务之急是对外媒体话语从主题而非素材的层面去重新考量这些细节，转换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线索，追踪纪录“一带一路”人。
（三）从流于模式到多样表现，挖掘多视角、故事性和艺术性的叙事策略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是从媒体话语这一路径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而讲故事即为叙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所主导，中国媒体作为对外叙述者，极易表现为从叙事到阐释、到评价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事实上，叙事策略应当多样交替，丰富呈现，或者选择当事人物本身作为主体叙述者，或者纯粹地依靠事件发生、发展的脉络自然叙述，尝试使用全知视角、旁知视角、介入视角等多种叙事方式更为立体、深入、生动地诠释“一带一路”倡议。
（四）从追求规模到诉诸常态，整合商业、艺术、娱乐和技术的营销策略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国际合作性，可以考虑达成国际媒体联合投资、报道的意向，从而扩大传播的受众市场。适当对相关媒体产品进行商业包装，加大前期广告、营销策划的投入。甚至可以考虑加入时尚因素，有针对性地邀请沿线国当地名人明星参与媒体产品的推介工作。在技术层面，网络是跨越国界的最佳传播方式，在积极融入网络媒体平台的同时，为国际社会化媒体度身定制专项媒体产品传播营销方案，扩大覆盖面。
五、新世界主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话语
探索“一带一路”企业对外话语路径，可以考虑从顶层设计、在地实践和平台变革等多个层级切入，前瞻性地将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整合进跨国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挖掘对外行业话语的在地创新，从而发现跨文化共生路径。
（一）以合作项目牵引企业话语规划，纵贯产业链
2018年两会记者会，商务部部长钟山提出了“丝路明珠”概念，即以重大投资合作项目、援外工程为重点，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作用大、各方面都受欢迎的示范项目。“一带一路”企业对外话语规划可以采撷“丝路明珠”为牵引，从国家顶层规划切入，由专业定向组建的跨文化企业话语内容创建团队、翻译转换团队和对外传播团队针对具体项目，引导、协助企业量身策划、定制覆盖项目生产制造全程，上延伸至研发设计环节，下拓至市场服务环节，纵贯产业链，整体提升对外企业话语的高端品质和示范效应。
（二）以在地协作聚焦企业话语生产，嵌入价值链
“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与全球化相对的另一种趋势——“在地化（Localization）”，即从根本上认可一个地区或国家。任何一种经济或商品流动，必须适应地方需求，才有可能加速发展。这就要求中国跨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在进行项目研发设计、生产建设、品牌营销和市场服务的合作时，借助在地协作的便利性，按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化需要对项目或产品进行加工、包装，使其满足本土市场用户对语言和文化的特殊要求。
（三）以传播技术变革企业话语服务，赋能创新链
跨国企业因其跨文化碰撞与融合而具有天然的创新潜力，形成中国本土无法复制的创新链。然而，当前跨国企业在对外话语上面临三个基本挑战：一是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多语言本地化问题；二是内外部交流中语言和文化障碍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上述两个问题存在任务需求庞大，专业人力严重不足的困境。这三个挑战显然阻碍了跨国企业创新成果的产生和转化，而目前人工智能语言服务平台在技术上已能够实现语种全、传达准、网络化的企业话语服务，如果传播技术和专业人力融合设计充分，甚至可以从信息、文化、专业等多个层面帮助企业实现话语增值服务，为跨国企业，特别是跨境电商的创新链提供加持。
长期以来，世界主义理念颇受质疑，世界主义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称：“世界主义是一种继历史地衰退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可望实现的伟大思想。”[1]而19世纪中叶的海因利希·劳伯却认为世界主义“永远只能停留在思想阶段。”[2]
欲祛除长期以来世界主义颇受质疑的理想化色彩，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世界主义主张，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体系，或许可作为世界主义思想的具体形态。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转型期和过渡期，倡导责任分担、义务共履、权利同享、利益共赢，致力于人类最终走向公正和平的、“去中心”的世界主义秩序。这既实现了“天下大同”这一中国世界主义理念在新时代的古今承续，也完成了与西方“世界主义”思潮在新时代的中外融通，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走出困扰、克服困境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资源，二者作为当前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新世界主义核心“话语群”，可互促共进。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埃德加·格兰德.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M].章国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2]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M].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注：本文选自金苗《基于新世界主义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18(11):16-21.（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