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基于物质性的视角

20世纪以来的传播研究演进中，城市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通约语境。不管是放诸宽泛的多元学科背景，还是锁定严格意义上的传播研究领域，“城市”与“传播”的组合都带来了诸多经典研究议题，仿佛意味着一种“城市传播”路径呼之欲出。然而，真的有一种能够统一所有“城市传播”研究的路径吗？事实上，本土传播研究者并没有就“城市传播”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共识，他们在“城市”和“传播”两个关键概念及其关系上缺乏基本共识。这导致研究者经常在貌似相同的领域从事大相径庭的工作，无法形成有效对话。

人们对于“传播”和“城市”的理解之所以存在许多分歧，源于这两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的复杂性。比如，城市既可能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点，也可能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一个想象性的空间，还可能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绽出的事件或无声传递出有关某种意义之言说的符号。传播同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现为一个事件在时间维度上的线性呈现，也可以表现为信息、物质、关系等构成传播活动的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网状结构呈现。此外，除了让诸要素在实在的地理空间中传递撒播，传播活动也以自身敞开了一个意义的空间。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在“城市”和“传播”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多种排列组合方式。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指出，几乎所有传播地理学家的研究都可以归入一个由“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媒介中的地方”和“地方中的媒介”四项组成的矩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媒介地理学是一个极不稳定的领域，其中的研究主体视角差距甚大，与城市传播研究领域的情形颇为相似。在媒介地理学的框架里，“空间对地理学家来说是与自由、易损、潜能、运动、距离和抽象相联系的，而地方则与局限、保护/占有、稳定、意义和实在相联系”。在亚当斯看来：“空间和地方是决定传播范围、环境、框架和形式的载体……它们又是由传播所承载和生产的内容，也就是说，传播在书写、讲述、绘制、刻画着空间和地方，它们成为传播所承载和传输的社会现象和经验。”亚当斯的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在数字媒介遍及生活世界各个场景且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交织的今天，媒介有可能是决定空间和地方的范围、环境、框架和形式的载体而不是相反，甚至任何一个空间和地方，都有可能是被媒介建构或重新建构起来的存在。但是亚当斯的分类法提醒我们，在城市与传播之间起码存在着“城市中的传播”“传播中的城市”和“作为媒介的城市”这三种有影响力的“城市传播”思路。概言之，“城市中的传播”说的是发生在城市这一空间和地点的传播活动；“传播中的城市”说的是由媒介书写和描绘的城市；而“作为媒介的城市”指的是将媒介空间与城市空间叠加起来加以考察，关注媒介实践与城市实践相融合的研究路径。

具体来说，“城市中的传播”将城市视为自在、既成的现实空间，并左右着在其边界内展开的传播活动；“传播中的城市”恰好相反，强调传媒具有重组、再造甚至矫饰实在空间的能力，更多关注符号对物理空间进行再现或者在虚拟空间中另行建构空间表征的能力；“作为媒介的城市”则通过综合前两种思路实现了一种拓展，主张将城市理解为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第三空间”。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与传播双生共构，本身就充当着勾连生活世界实在与隐喻两个面向的媒介，能动地支持和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城市传播”路径从物质性视角同时开启了对于“城市”和“传播”两个关键概念的重新审读，并提醒我们关注一向被视为惰性的物质，何以积极地建构了现实世界与人自身的“在世存有”。

实在的空间与“城市中的传播”

从20世纪90年代起，如果将“城市”与“传播”相提并论，多数研究者首先联想到的是处于城市之中的地方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地方大众传媒组织，以及与这些组织相关的内容生产、传播效果与经营策略。这类市场化传媒组织扎根具体城市，与兼顾农村生活的省级或中央级媒体形成了对照。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的学科语境下，“城市-传播”通常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城市中的传播”。此处的“城市”，直白指代一般意义上的市级行政区划，表现为一个边界已知的空间单元。在这种既定的外部环境中，以都市报、城市广播电视台为代表的传播主体被视作为信息内容的提供者，其社会角色抑或“功能”，主要体现为生产、经营和分发信息产品。围绕它们展开的传播研究，期待能够帮助传播主体不断调整自身传播策略，充分适应和利用特定城市的具体条件，从而开拓更大的受众市场。

尽管此类文章的作者未必将自己的探讨视为一项“城市传播”研究，但这些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思想史史料。这些文章在无意中刻录下本土传播研究的学科意识在开蒙之初，想象与言说“城市”和“传播”二维的一种早期“常识”。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文章中或许不少都会遇到来自理论贡献和研究方法“科学性”两方面的商榷，甚至可能会被划归为资深从业者基于自身观察的经验介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型论文。但通过它们，我们仍可间接读出彼时正在构建自身学科认同的本土研究者，对于传播研究在社会生活与知识生产之中用武之地的想象与期待。

除去上述在较为偶然和随意的语境下使用“城市传播”这一表述的研究，差不多同一时期，另有一批学者继承了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衣钵，他们在后者奠定的基础上，将城市化与媒介使用作为一组相关变量来展开讨论。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相似，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同样处在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这种新聚居模式带来一系列亟待阐释的新现象与新问题，而芝加哥学派对此做出的主要历史贡献之一，即在于拓宽了人们对于“城市”的理解，揭示出它不仅是一种地理现象，也具有文化与社会心理的面向。

尽管芝加哥学派成员讨论城市现象的切入点和展开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仅以人口规模、城区面积之类机械的指标来界定和度量“城市”——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恰恰是解剖城市常见和公认的做法。芝加哥学派成员普遍认为，人口数量的机械增长，并不是带来城市生活独特气质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中新增人口的异质性与匿名性。这种视角的渊源可以上溯至G.齐美尔（Georg Simmel），他认为大都会的特质集中体现为瞬息万变的快节奏生活。由此带来的全新感性体验，使个体清楚意识到自己此刻正身处于一个与乡村和小城镇截然不同的城市世界。这种独特的日常生活，也塑造了都市人精于算计、严格守时、自由独立等风格鲜明的精神气质与社会心态。受到齐美尔影响的芝加哥学派成员讨论城市问题时，对上述观点亦有回应与拓展。例如在R.E.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学生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笔下，齐美尔关于城市的诸多具体观察与描述，就被概括为“城市（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聚落成员基于“量”与“质”的变化，将城市塑造成为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陌生人社会，从而带来了一种与传统乡村共同体截然不同的生存体验。

在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潮涌入、人口激增等社会现象，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个案，从而激发研究者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入手，围绕五方杂处的城市共同体如何生成、维系和自我修复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其中，帕克将是否具有阅读报纸的能力、需求和习惯视为判定某一个体或社群有没有形成“市民性格”的重要指标，并指出报纸发行量的增长趋势和受众市场覆盖范围，与城市的产业转移现象和城市外延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步性。这种判断也启发帕克通过追踪美国不同区域内日报发行范围和发行数量的变化，来图绘城市的地理边界在城市化过程中向周边地区推进的轨迹。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学派成员中，E.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R.D.麦肯齐(Rodericke D. Mckenzie)等学者也秉持着与帕克类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些学者都将城市想象为一个多元群体与多重要素在互动中达成了动态平衡的自洽小生态。其间自发的“优胜劣汰”持续塑造着城市空间的物理形态，带来了诸如“同心圆”结构等独特的人文地理风貌。

受此启发，20世纪末的本土研究者，也将大众传媒与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推进对应起来进行讨论，并尝试以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为基底，重新演绎芝加哥学派提供的经典理论与研究方法示例。在这些早期的本土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大众传媒或隐或现地被阐释为城市伸出的“触手”，它们所触达的地区和人群顺着技术的腕足获取信息，模仿城市人的做派，逐渐将自身塑造为“新市民”，并借助传媒技术为自身在城市中的生活建构意义。在20世纪末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发展传播学的观念亦在这类“城市传播”探索中若隐若现。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观照，时常直接或间接地回应着“媒介如何促进现代化”这一现实议题。城市化由此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及其在现实地理层面的投射，而横跨在城乡之间的大众传媒，则为人们架起了通往现代世界的桥梁。

20世纪90年代国内涌动的“民工潮”，某种程度上营造了与20世纪初的芝加哥有所呼应的社会历史情境，因此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遗产被引入本土传播研究便水到渠成。彼时已有不少国内研究者将信息通信技术（ICT）视为体现城市特质的关键性物质设施之一，而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和以这些技术为中介实现的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进入城市、适应城市的重要途径。在这种视阈下，有研究者观察到大众传媒已经开始辅助甚至替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网络，成为驱动农民告别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大城市“掘金”的主要推手。而当农民在学习如何从新的媒介渠道获取信息时，其实也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之中。此后十余年间，围绕进城农民工的媒介使用与城市适应，涌现出不少在主题、框架和研究方法上，与帕克讨论报刊如何帮助移民融入美国城市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本土探索。这些研究者追随芝加哥学派的足迹，深入城市中农民工聚居的社区展开参与式观察，了解他们在媒介使用方面的特征、偏好与困难，并在帕克使用报刊发行量蠡测城市版图的基础上触类旁通，通过统计外来务工者居住地的ICT设施分布，对“城中村”的社会空间展开制图学分析（social-spatial mapping）。

与前一种旨在提升特定地方媒体传播策略和受众市场保有量的对策性研究相比，承袭芝加哥学派衣钵的传播社会学研究，打开了更开阔的研究视野，体现了更宏大的理论关怀。其关注焦点不再止于某一家具体地方媒体的生死存亡与传播效果，而上升到了能对结构性社会变迁展开观察与分析的层面。不过总体而言，这两种在20世纪末首先浮现的“城市-传播”讨论，其实都将“城市”理解为一种直观的经验现象，而较少从思辨的意义上探讨其内涵。如果说前一种聚焦地方媒体传播效果的路径，出于其实用主义的立场，会对“城市”概念做便于操作的简化处理，那么后一种传播社会学路径如此界定其研究对象，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经典理论范式的影响，与它们所效仿的芝加哥学派一样，都将城市默认为直观可见的物理空间区域。很多本土研究者在借鉴帕克等人运用的方法工具时，其实已在有意无意间承继了这些形成于20世纪初的理论中关于“城市”的实体化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展开的研究，虽多少可以借助理论传统示例中“约定俗成”的做法，绕开界说“城市”的麻烦差事，却始终无法回避另一个指向其研究合法性根基的更尖锐诘问——为什么是城市？城市中的传播有何独特性?

就此而言，上述谈及的两种本土“城市传播”探索或可归于一类，统称为“城市中的传播”。它们都将各自锁定的具体城市想象为某种预先给定的“控制变量”，而各种媒介技术手段则是包含在城市基础环境中的既定前提。当研究者在“城市中的传播”路径下组合“城市”与“传播”两维时，“城市”主要作为一种既定的实体空间出场，而媒介技术和各种层次上的传播行为，仅在这个物理区域既定的“硬性”边界之内，型塑其中盛放的生活方式、文化惯习、人际关系等“软性”的人类活动。这种媒介及其承载的内容，被研究者看作是包含在城市生命体内部的一套自我支持系统，既要通过适应城市条件来维持自身生计，又要帮助受众接受和融入大都会的日常生活。在媒介技术与传播行为背后，城市被假定为栖居者精神生活形成过程中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固有条件。它对包括传播活动在内的人类实践发出沉默却难以抗拒的指令，而其自身的存在却仿佛无须赘述、无须理由：“大城市的各种现象完全有权在我们面前摆出一副法官的架势，而我们作为细胞的短暂存在属于这整个历史生活。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或原谅，而仅仅是理解。”

空间的表征与“传播中的城市”

在“城市-传播”视域中，代表性的一类研究是围绕城市形象宣传片展开的分析。进入21世纪，用以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增强旅游市场竞争力的城市形象宣传片开始被大量创作并投放。北京申奥成功带来的示范和激励效应，也让各级公共管理者看到了筹办大型国际赛事、会议中蕴藏着的拉动地方经济、宣传政府形象的潜能。国内一、二线城市竞相加入办会办赛大潮。城市形象宣传片作为这类活动中的“标配”越发炙手可热，内容编排也日趋精细考究。向来紧跟热点的本土传播学自然不落人后，很快对这一新趋势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其具体表现便是一众运用内容分析方法、针对各地城市形象宣传片叙事文本和传播效果展开的实证考察，此外还有一系列围绕重大节事活动如何推广城市形象、文化上的“他者”如何想象中国与本土城市形象等话题展开的阐释与分析。

为提出对策性建议，很多研究者“跨界”援引市场营销和广告学总结的实践经验，尝试将城市这类地理学意义上的实体，转化为某种同样可用各类符号加以包装的特殊“商品”，继而辅之以各种宣传营销策略，以打造有口皆碑的“城市品牌”。自打以微博为先锋的自媒体平台开始反转传统新闻业的内容生产与信息发布格局以来，如何应对网络空间中迅速发酵的“危机事件”，成为城市公共管理面临的新情势。新媒体环境中的城市形象推广与政府危机公关，随即被纳入到围绕“城市”展开的传播研究版图之中。具有一半广告营销血统的公共关系学，于是也在本土传播研究领域活跃一时。此类研究被认为可以帮助地方政府维护与民众这类特殊“客户”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时已在本土人文社会学科中崭露头角的传播学，也开始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迎接跨学科对话。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在哲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领域风头正劲的文化研究，也顺势在本土传播研究中播下了火种。尽管在狭义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般特指伯明翰学派，但20世纪末的国内研究者通常在更宽泛的语义上，将法兰克福学派、法国日常生活批判、以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等西方左翼思想，以及一部分聚焦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的符号学、叙事学和文艺批评理论一并囊括在“文化研究”旗下。2000年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人关于空间和人文地理问题的讨论，被本土研究者作为文化研究的一脉系统引入中国，并在2005年前后掀起一波高潮。这些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孕育的代表性思想，代替1990年后渐成显学的芝加哥学派，成为国内研究者探讨城市问题时的“理论新宠”。

这些西方左翼理论审视当代空间时聚焦“消费”与“权力”，并相应诟病此前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这两个关键性维度的关注不足。作为理路先驱之一的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生成于权力的不平等运作，认为当代城市空间实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物质层面的投射，在看似自然、中性的表象之下包藏了一整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加诸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安排。被后世看作为该理路另一重要旗手的福柯虽偏好探讨有别于日常情境的“异托邦”空间，但其阐释同样沿着“权力如何塑造现实地理”这一线索展开。随后崭露头角的卡斯特尔和大卫·哈维，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入手，指出西方城市管理者对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的投资，已经成为当代资本纾解内在矛盾、规避增长极限的重要途径。由于垄断着负担和组织这类大型“集体消费”的强大社会能量，因此资本事实上成了当代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主要的幕后操纵者。

上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中的经典议题，与它们的早期国内传播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恰好吻合。这种知识社会学语境，也让他们在介绍和运用理论时有所取舍与侧重。因此当西方左翼空间理论与本土经验相遇之初，首先开启了一系列关于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工业如何在当代城市炮制景观与符号的批判性反思。受此感召，同一时期涌现的类似研究，亦多着眼于日常生活与休闲消费场景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关注符号如何堆砌出一种表征性的空间。在这类分析中，传媒呈现的影像被研究者视为当代符号生产倚赖的重要手段，而这也为传播研究者参与到这波其他学科关于城市空间的考察埋下了伏笔。

传播学所研究的“符号”，通常指的是语词、图像等没有物质性“身体”的抽象符码。由它们所编织的文本透过光纤电缆流动，将“沉重”的实体空间转化为观念与认知层面的“轻盈”表征。例如有研究者从对媒体语料的内容分析入手，阐明作为文化产物和再现性事实的“城中村”，如何在观念层面通过媒介话语的表征建构起来，以及这个过程中隐含了何种社会权力运作。亦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当代城市中公共场所大屏幕上的影像，探讨这种符号展演何以能够让抽象的“公共空间”具有实感并重构其内涵，而这一时期民间NGO组织的活跃表现，也让研究者开始留意公益组织如何运用各种符号表征，将“城市”的意象移植、嵌入到乡土社会中。另有研究者指出，西方左翼空间研究中已经成为“奇观社会”经典案例的迪士尼乐园，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如果将其比作一家“网店”，其销售利润实际上主要来自“线上”的图书、电影等传媒产品。通常被人们当作是迪士尼公司事业里“重头戏”的主题公园和度假村带来的收入虽仅次于传媒产品，但在整体销售额中其实只占30%，至多只能算是辅助“线上”的传媒产品进行“线下”展示的“门店橱窗”。就此而言，媒介不仅辟出了一个基于文化认同而构建起来的符号空间，也不断重新划定现实世界中原有的边界，从而揭示出现实权力关系的形态、分布及其变迁。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当下、缺席与在场的分野被媒介一次次瓦解、重构。这些现象充分彰显了媒介的表征性再现对当代世界的强大建构力量。

尽管这些讨论涉及的具体议题和理论观照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它们都侧重于展现媒介技术中蕴藏着的某种挣脱现实空间束缚的潜能。现代媒介技术空前激发了蕴含在符号中的表征能量，从而仿佛能将实在的世界“平移”到通过传播活动另行辟出的、游离于现实地理之外的一方天地中，这种非实在性的隐喻空间“延伸”了主体的行动与言说，使之能够突破现实世界中物理距离的藩篱，从而展开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线上世界”画卷。更有甚者，当代传媒的表征实践甚或令能指与所指、虚拟与现实之间传统的力量对比关系出现了局部的反转，前者不再只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后者，也开始反过来引诱现实模仿媒介中比现实还要逼真的“拟像”。这种观察也引出了一个颇具后现代思想气质的反思性主题——置身“超真实”的世界，现实地景的构造也离不开符号这种特殊的“建材”。当“真实世界”相较于“虚拟世界”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并且事实上也难以将两者截然分开时，日常生活将会发生一系列深刻的重组与变迁。

如果从审读城市与传播关系时的侧重点来看，试图将城市作为一个品牌加以包装推广、经营维护的“城市形象”研究，与西方左翼文化批评与空间理论启蒙下针对当代城市文化想象展开的讨论，其实对“空间”持有相似看法。这两类研究在处理“城市-传播”的关系时，都突出了符号构造的表征空间对于现实空间的反向回馈甚至压倒性的塑造作用。因而当“城市”在这两类讨论中出场时，被赋予的角色不再只是加之于各种传播活动的硬性“给定条件”，而是反过来表现为媒介描摹建构的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对媒介再现倾注更多关心的“城市-传播”探索考察的是“传播中的城市”，是一种坐落在精神与想象地平线上的表征性空间。只不过一些研究者志在从中发掘可兹利用的媒介形象整饬策略，回答如何更好地调动符号资源表征现实空间的具体现实议题；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站在更加宏观和抽象的立场上，关心表征性空间崛起之后的日常生活新形态，提示人们注意：当原先两脚陷于实在土层中的观念、文化、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纷纷插上媒介的翅膀飞向一个被再现的表征性空间时，有必要更加全面、审慎地考量这种现象可能带来的全新范畴。

“第三空间”与“作为媒介的城市”

空间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还是主观精神的想象性产物，我们必须选择站队吗?自从城市成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共享的研究主题以来，相关著述虽汗牛充栋，但这个问题该如何选择一直不断地困扰着该领域的研究者。

对此，苏贾顺着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勾画的分析思路，提出“第三空间”概念。在他看来，列斐伏尔在这部集大成之作中，实际上区分了三种“空间”形式。第一种形式的“空间”表现为可凭借经验观察予以描述的具象物质，拥有肉眼可见的物理实体。人们可以直接感知这种空间，并在质料层面对其展开“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第二种形式的“空间”则是人们以语词、图像等符码作为素材，在观念层面搭建的“关于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它缘起于人类精神或认知形式对于自身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空间性”的深思熟虑。这两种空间形式，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前文“城市中的传播”与“传播中的城市”理解“城市”时内在的“空间观”。

不过，在苏贾看来，列斐伏尔最重要的创见在于提出了一个勾连铆合上述两种空间形式的“第三选项”，并将这种“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视为都市日常生活的真正舞台。“再现的空间”指的是将实在的空间与关于空间的表征合二为一的空间形式，苏贾称之为“第三空间”。因此，与其将列斐伏尔“再现的空间”和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解为一种全新的空间形式，不如说二人的理论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为研究既有的空间现象勾勒出新的思考方式。

“第三空间”发端于将物质和精神一分为二的传统观念，但它的意义却在于提醒人们超越这种已经呈现固化苗头的经典现代性思维。按照苏贾的看法，以往的地理学、建筑学、城市研究或者城市规划理论等等与“空间”挂钩的学科，总是习惯于全身心地扑在物质或精神两极中的一端。然而这种二选一不仅不必要，也很容易遮蔽视野，阻碍了人们认识当代空间问题的要义。现代性思维的强势话语总是想要发现世间万物的“本质”，在如云聚合、难解难分的现象之间判别出“虚”与“实”，却忽略了这种认识世界的图式，恰恰会逼迫生动的现实为抽象的理想类型削足适履。基于二元对立生成的认识论虽然会让纷繁的经验世界变得清晰明了，却也容易因此粗暴地将复杂现实简单化。就像空间一样，事物的属性总是随着情境的变换而不断转化。绝对守恒的本质很可能只是现代性观念炮制的一种迷思，以此为界碑，进一步分辨何为“非本质”的虚构与假象，则更是强人所难。

不过，列斐伏尔和苏贾对现代性“二分法”下传统空间观念的评价虽鞭辟入里，却依然绕开了那个令人困惑的关键问题——既然与人照面的空间同时具备实在和隐喻两个维度，那么实在层面的物质性构成要素，何以能在城市环境中，与人的心灵、交往等通常被认为隶属于文化世界的一切发生关联？而从另一面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为何同处一城的居民，却总是表现得宛如置身于某种无形无状、四下弥散的共识性氛围之中，分享着大同小异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所直接经验的那种实在的空间，何以能够与对于实在空间的表征一道，汇聚成亦真亦幻的“第三空间”，并具体呈现为“城市”这种独特的人类文明产物？

平心而论，如果传播学对本领域的自我认知止于狭义上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意识到媒介催生“第三空间”的过程本应是包含在“城市传播”中的重要研究议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传播研究领域所谈论的“媒介”，专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组织，它们被视为讯息和意义的发布者，所供应的内容基于人的尺度设计编排。尽管当时的研究者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媒介具有影响力，却一再重申它们只是社会生活的前景（figure）而非背景（ground），虽然抢眼却并未在日常生活的生成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种20世纪的刻板印象，无形中将传播实践与人们所置身的“真实世界”对立了起来，前者被当作是对后者的“客观反映”或“主观建构”，而媒介只被当成二者间默默承运“表征性货物”的管道。在这种观念架构下，“城市-传播”的“叙事母题”，要么是“城市塑造传播”，要么是“传播反映城市”，始终跳不出现代性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对于这个难题，以“物质性”为标签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化解之道。它反对将观念世界与物理世界截然分开，关注二者在人类生存活动中以各种方式达成的“汇聚”现象。在媒介物质性视角下审视“城市-传播”时，最为鲜明的观点之一在于对“媒介”更为丰富驳杂的理解与想象。在物质性的语境中，媒介不仅包括内在于城市肌理之中的报纸、广播、电话之类发送接收信息的机构，城市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紧密交织在人类传播实践中的“容器型媒介”（Vessel Medium）。

城市和语言文字堪称人类文明的两个典型表征，二者分别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支持着文化的积累与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史卷轴正是依仗着城市和语言文字这两大基础性媒介才得以铺展至今。只不过城市并非大众传媒出现以后，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输送信息流的“管道型”媒介，而是一种“容器型”的媒介。所谓“容器”，首先是一种空间。在人类为自身开辟栖居地的历史上与隐喻性的哲学讨论中，“容器”令人着迷的特性，并不是它阻止其内容物与外部接触的“密闭”属性，相反恰恰是它以自身所敞开的那种被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称为“虚空”的空间。“空间”在此不仅指实在维度上为人们遮风避雨、容纳各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栖身之所，亦指精神与文化层面上意义空间通过社会交往所联结的关系空间。就此而言，城市通过敞开这种虚实交织又包罗万象的“虚空”，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容器”。

诚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见，深刻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一次大发展不是社会权力的向外扩散，相反恰恰是一个向内聚合（implosion）的过程。原本分散的人类聚落与生产生活要素在权力的作用抑或战争、瘟疫、旱涝灾害等威胁个体生存的压力下被动员起来向特定中心地汇聚，并在城市的高大围墙中束集起来。在营造这方天地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尝试反抗自然的伟力抑或与之联手，统筹各种新兴的力量与资源，并一同驱动它们像一架机器般，在相互配合中行动起来。正是这些由城市促成和容纳的聚合过程，让人类交流活动的范围与类型得到相应扩展，从而衍生出更加复杂的结构与更为细致的社会分工。各种令人应接不暇、“以城为媒”的相遇、交往与协作产出的文明产品，随后以可储存、可复制的形式在城市中积淀下来，要么作为有形的建筑、设施等具象的地理景观矗立在城市的物理空间之中，要么作为城市特有的风土人情与社会秩序，弥散、渗透在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共同织就了一个无形弥散的意义空间。尽管后者总被看作是由语言文字来承载的精神活动产物，但在灵动多变且时常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交往实践能够被抽象为符号之前，城市就已经作为一种实体性的“档案”，以自身特有的时空节律和生活方式维系并传承着这些交往实践。

从这种意义上说，由城市的形成发展所引发的聚合过程，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各种要素堆放一处。这种“容器”不是惰性、中立的，而是像“炼丹炉”一般积极地施展着神奇的转化能力，以自身引出、解蔽了各种能“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的社会组织模式。在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看来，一个社会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秩序的事物，均可视为“媒介”。因此城市不只是文明的产品，更是让文明能够“成其所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它联结了直观可感的地景与表征符号，并藉此为特定生存形态提供容身之所与立足之地。各种抽象的时空秩序与文化观念在城市中通过建筑、街道、社会分工与生产方式等遍布日常生活角角落落的装置与物质性活动确立起来，在编织特定社会交往关系同时，也让情感、信仰、记忆等能够给予人“存在感”的意义向此汇聚。城市为其居民编排的生活世界，以及人在其中被赋予的存在意义，是这种“容器型媒介”所作的积极表达。因此可以说，城市在记录和传递信息之外，如同在20世纪深刻改变了文明进程的计算机一样，提供了一套用以组织或调度人员、物资、行动、话语等海量“文明数据”的系统性“算法程序”。

一旦把物质性交还曾被认为与物质世界截然二分的精神、交往与意义生产活动，不少似乎已被烂熟于心的经典理论又现出另一番风景。例如在芝加哥学派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中，物质性视角有助于与学派成员在学术气质上遥相呼应的芒福德等人关于城市、空间、社会场景等议题颇具启发性却长期被“主流”传播研究疏远的论述“再度发言”，而作为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标杆”的帕克，其实同样涉及了报刊这一媒介形式本身溢出信息内容之外、以自身媒介实体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在偏重信息内容而忽略媒介物质形式的效果研究如日中天时，蕴藏在这些观点中的思想光芒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空间转向”中的左翼空间思想旗手虽批评芝加哥学派失于“未经打磨的物质主义”（raw material），但这一评价更多针对的是“未经打磨”而非“物质主义”。他们反对的是芝加哥学派用“生态学”的立场解释城市的空间分布形态，认为这种表述潜在地将权力在空间中制造的结果粉饰成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但这些左翼理论自身并不“排斥”有关物质的讨论。相反，在列斐伏尔揭示城市环境与其生活节律之间关系，以及卡斯特尔和哈维从“集体消费”入手分析当代资本运作时，恰恰都试图阐明城市特有的物质环境与物质性的社会劳动形式，何以在那种明确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生活方式全面宰制当代世界的过程中充当跳板。而在左翼理论中看似最“务虚”的福柯，同样关注到了监狱、学校、疯人院等现实场所中蕴含的物质性隐喻——这类“异托邦”空间中潜在的纪律，透过作息表、空间分布等弥散的时空秩序渗入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从而让权力直抵人们身居的生存场景的神经末梢。

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思潮释放了“形式”的力量，提醒我们知识或信息的意义离不开文本背后的叙事结构与隐含在思维过程中深层次的抽象形式，那么眼下关于媒介物质性方兴未艾的讨论，则重申了理解信息文本的结构与传播所建构的观念形式，不应与承载它们的具体“质料”剥离开来。正如20世纪70年代“转向空间”的认识论跃迁，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套全新的知识型那样，眼下传播研究领域“转向媒介/物质”的倡议并不意味着要对本土研究者此前在这个领域中做出的既有探索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希望通过联结“城市中的传播”与“传播中的城市”两端，将各自为营的二元整合为更广阔的“第三空间”视阈，并从中提炼更为清晰、独特的传播学视角。

截至目前，在这种路径下理解“城市-传播”的关系，已经孵化出不少可资借鉴的范例。有研究者从媒介承运的内容，转向探讨载体自身拥有何种物质性的技术形式，并尝试以这种视角开启媒介史书写的新范式。这种主张在本土学界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与不少颇具启发性的结论。在这种视阈下，近代报刊的媒介体裁一方面通过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实现了现代性启蒙，一方面也创造了一套全新的知识分发流通系统。作为一套运用复制技术传散沟通的社会设置，报馆报刊与小说、画册、录音、电影等其他跨文本、跨体裁的媒介互为征引，构成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空间，共同生产了历史与文化脉络交织中的“上海”。除了对传统上被视为媒介的事物进行“新解”，亦有研究者在拓宽了的媒介观下，探讨旗灯、钟楼、亭子间等器物、装置、场景，如何作为组织近代新型社会生活的另类“新媒体”，联结起体现城市特色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文化圈层。

随着物质性的视角在理论与经验探索中被不断廓清，研究者也开始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尽管物质性视角很容易被误解为“见物不见人”，但这种主张的本意却是号召研究者“见物又见人”“见人知物”“睹物思人”。虽然今人所见的哲学大厦多半落脚在主客二元论的地基上，但令人费解又不断诱惑后人勇攀险峰的终极问题，却是“主客之间缘何能够桥接勾连”。在这种语境下，与其将“容器型媒介”看作是城市固有的“本质”，不如将之视为一种在物与人的“交手”中获得激发的“可供性”（affordance）。

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曾以自己的方式阐释过詹姆斯·J.吉布森 （James Jerome Gibson）提出的“可供性”概念：“能供性（可供性）并非一个对象‘本身’所有，而是在它与其他元素进行组合时所可能之生成。”正如当“银”这种质料和被称为“盘”的外观相遇时，虽然可以备下“银盘”作为祭器服务于祭祀目的的可用属性，却无法让这种属性自行涌现。作为人的银匠虽立于银盘这种物的实体及其效果之外，却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特定的质料、外观对应着具体的目的而聚集起来。即使技术发展至今，其进化的规则与动力机制早已不从属于人的意向，但运用技术改变和超越现有处境却是人所特有的“超前”意志。因此蕴藏于技术之中的趋势与可能性同时包含人与物质两个侧面。就像形式不先于物质一样，人总是以既有技术为前提构想新的技术及其所能带来的超前图景，但反过来说，散入浩瀚物质星丛的可供性需要依靠作为技术操作者的人来联结、触发和实现。

因此我们所能够感知到的各种“城市传播”现象，同样不是城市这种媒介抑或人类传播行为所自带、固有的特征与属性。它们应当被作为“城市”与“传播”两方重叠交织在一起时，迸发出的某种特定的可供性来加以具体分析。这种可供性之所以越来越清晰，与当下仍在加速深入推进的媒介革命密不可分。今天的数字媒体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形态愈发隐蔽。但与此同时，却又在更基本的维度上作为一种动能被卷入当代的城市构造中，不断修订和重写当代世界的游戏规则。媒介已经从反映现实、建构现实，走向驱动现实和直接参与现实的运作。

余论

如果说人类文明所倚重的媒介演化到大众传媒这一代时，尚能辨认出它在人与城市之间占据的中间位置，那么数字媒介则正在从内部瓦解这种格局中原有的界限，与人和城市一同“进化”，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本体”。当下，不少本土研究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智慧城市”“数字城市”，不单是让数字技术为自己添砖加瓦，也把现实的地理与人的血肉之躯变成了可用来喂养数字技术的养料。城市的全面数字化反过来也帮助技术本身变得越来越“智慧”。在数字媒介不断“下沉”，已然成为当代城市世界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技术为自身开辟的“农场”。正在趋近于全面数据化的智慧城市平台，也为数字技术全方位捕捉和记录人的行动，并将其转化为可被机器学习、消化、利用的养料提供了极大便利。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城市的大脑，而麦克卢汉的名言也随之被反转——现如今，人体是数字技术的延伸。

正如马修·福勒所说：“一门技术的发展效果，时不时会在两种本无关联的技术方法之间制造出一个突变域，使它们能够借由多种方式聚合起来，直到它们联结而成的某种或多种组合被一种表述行为的尺度、趋力、阐明方式，又或者被生产性或压制性的组合性动能所吸纳，从而获得一种疆域统一性”。城市与数字媒介通过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技术应用联结聚合，已经生成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媒介”统一体，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剖析它的肌理。曾几何时，数字技术被我们看作是与“现实”形成对照的“虚拟”一端。然而随着蓝牙、无线局域网与全球定位系统通过更为全面的轨迹捕捉与更加精准的定位，把人带入一种比肉眼所见的现实“更真实”的世界时，我们恐怕已无法如此决绝地下此定论。这种数码环境既是人为的也是自然的，与过去所说的“真实世界”同样复杂。或许迄今为止，它仍是一个会不时令人无所适从的陌生世界，而我们已然身处其中。

近年来，本土研究者从与数字技术耦合嵌套、难解难分的当代城市生活中，不断发掘有待探讨的新现象、新议题，将城市作为媒介的第三种“城市传播”路径也获得了更多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例如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的移动媒体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大数据，正在将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轨迹和时空坐标，转化成为一种新型的意义书写。这种基于数字媒体的实时反馈固然能通过提高传播速度，制造一种社会互动在空间中无限扩展的超时空体验，由此似乎会引发某种“去位置”的趋势。然而这一趋势，却也同数字媒介在制造新型地点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驾齐驱。数字媒体在“去地”与“置地”之间持续制造张力的现象，引发了研究者对当代媒介技术所体现的矛盾性的关注与讨论。有研究者就此提出了“位置媒体”（Locative Media）概念，主张“位置即讯息”。谷歌地图、美团等应用基于GPS定位精准推送相关信息，为用户量身打造“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让数字技术嵌入到既存的地点中，改变了人们感知、接近和使用原先空间的模式，从而在这个位置上生产出了新的空间。这些卷入了新型技术应用的移动行为不仅改变了位置，挪移了时间、空间和语境，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关系和思考、行动的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复杂变化。这也让“身体”的意义随之改写，而这种变化通过“随手拍”“打卡”等短视频技术下的新型影像实践，烙印于人们有关城市的感知之中。这类研究在发散传播学想象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关于当代城市生活乃至存在方式的深刻洞见。

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城市与传播的“双生互构”原本一直是种蛰伏的共识。它隐蔽却有力地塑造了20世纪以来传播研究复杂多变的精神气质。即便效果研究范式一度“后来居上”，亦不能抹杀这支思想传统散发的光芒。只是由于传播学科长期以来疏于理论建构，并且在大环境的功利主义导向下，对探讨与价值和意义相关的议题兴致缺缺，止步于测量传播机器的商业效果和政治效能，才导致我们始终难以找到一种底蕴深厚、视野广博、与此同时又不失操作性的“传播”视角，进而无法在面对作为人类文明史经典母题的“城市”现象时，提供出体现本学科独特视角的观察与阐释。

将城市本身视为媒介的“城市传播”视角有可能为此提供了一剂解药。它在既有的传播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城市，与此同时，也在“城市研究”这个多学科穿梭交汇的港口开凿了一个传播学的“登陆点”。这种路径的媒介本体论，再次让我们关注到“传播”的意涵除了在技术的“连接”中实现信息传递，还包括在日常交往中以实体或虚拟方式实现的“沟通”，以及文化层面的意义、情感、价值“共享”。它为人的“在世存有”编织关系网络，呈现出我们与他人在宇宙中的“共在”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传播中，“城市”亦非惰性的僵死之物。这种“容器型”的媒介在作为一种“存有”方式的传播实践中，提供了起支撑作用的物质性框架，凝结、物化着“存在的历史”。对此时此地的栖居者而言，实在的城市空间既是无法选择也无从回避的先验实存，又是他们与世界照面时所依凭的“路标”。

就此而言，传播串连了城市，而城市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传播，将“此在”的世界向它的居民娓娓道来。人们在千姿百态的传播中塑造了城市，而这个经由人类之手带出和端呈的世界中，也深埋着我们自己的“存在之根”。维持生存的物体系，既是我们在世间栖留给养的“脐带”，又扮演着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沟通社会历史不同场域、各个段落的信使，将万事万物连缀成一幅环环相扣的文明画卷。重思物质性带来的启迪，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捕捉和开掘“城市-传播”之间，那个小小的连词符里蕴藏的张力与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