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传播性”：城市公共外交的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

公共外交是国家及其相关行动者面向外国公众开展的对外沟通与关系建构实践，区别于政府间谈判式外交，通常借助传播、文化与交流等方式争取理解与支持。城市外交广义上可界定为“城市官方代表与其他行动者——尤其是其他城市、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开展的对外关系活动”。作为地方外交的重要形式，城市外交的核心在于“通过协作、合作、文化联系、公民交流与善意展示，推动与国际行为体的良好关系，同时提升城市的贸易、政策与全球形象”。因此，城市开展的外交行动往往被认为“主要是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实现公民国际赋权明显而有效的途径”。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以全球化城市作为流动空间理论的重要例证，将城市视为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各种流动要素连接而成的网络节点，主张挖掘城市在网络社会中的流动价值，使其地方特性被“界定为网络里的优越节点”。其实，以网络空间思维推进城市公共外交已形成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并可在经验上区分出不同代际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方式。“第一代”城市公共外交以兴起于二战前、于战后普及并制度化的双边友好城市关系为基础，运行机制以政府间交往为主，虽能推动文化与经贸交流，但在议题拓展与社会动员上较难突破主权框架的制度边界。

进入21世纪，“第二代”城市公共外交以城市间网络为核心，依托多边项目、城市宣言与市长机制等实现扩展，但以洛克菲勒基金会2019年终止资助“100个韧性城市”项目为标志性节点，跨城项目型网络的脆弱性亦随之显现。网络思维并未终结，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组织形态，以跨城项目为主要载体的“彼网络”，正面临数字平台社会“此网络”的重构压力，促使基于平台化连接与参与机制的“第三代”城市公共外交开始浮现。社交网络是指在Web2.0与移动互联条件下，围绕人际网络关系的生成与互动环境的维系而形成的线上社会交往与传播结构。诸多社交媒体平台经过逾20年高速发展，已然形成了一个影响力更加深远、更加复杂的全球社交网络社会。这一变革对城市公共外交的冲击，不仅体现在技术逻辑对传统外交范式的解构，以及互动秩序中形成的新型关系网络对国际权力格局的重塑，更在于多元主体在更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消费、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对叙事传播过程的改变。

近年来，城市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公共外交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城市外交并非民族国家外交职能的简单下沉，而是城市政府围绕本地治理需求与跨国议题展开的对外行动形态。有研究指出，作为“领土性非国家行为体”，城市的国际角色虽被纳入国家外交框架，但其运作逻辑并不等同于主权外交，可谓“沿着同一条路线，却在不同的‘车厢’里”，甚至有研究认为“权力的集中已经从国家和州级转向区域、大都市和城市层面”。在其重要性和独特性被不断强调的同时，亦有学者指出，城市外交与公共外交存在高度动态重叠，皆以国际交流、文化纽带和公众参与为路径，以政策的协作、倡导和行动为功能，其中“建立和维护关系作为城市外交的优势是两者之间的关键交汇领域”。而针对当前数字平台与全球危机交织的情境下，城市公共外交所呈现出的网络化、平台化和参与主体扩展的趋势，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于个案层面的描述和分析，对叙事如何在平台参与中由多元主体生产、扩散并转化为公共外交行动的过程性机制阐释不足，这也为在社交网络传播过程与参与层面重新审视城市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空间。

更关键的是，在平台化沟通成为常态的社交网络环境中，城市公共外交的意义难以再靠一厢情愿的传播来呈现，它越来越依赖公众的传播参与、互动与再生产，城市本身也因此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为一种持续发生的传播过程。詹金斯的可传播性（Spreadability）概念原指“受众出于自身目的以意想不到的参与逻辑分享内容的潜力——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是公众通过社交网络积极参与媒介内容流通，并提升其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的能力。有必要将这一概念引入城市公共外交语境，以此追问城市叙事如何在全球社交网络多元主体的持续参与中获得生命力。而更具“可传播性”的城市公共外交则不仅是信息在媒介环境中的流动潜力，更是城市叙事在全球社交网络中被公众主动分享、再创和延展并最终融入公共外交行动的能力。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有望且正在造就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新条件、新要素和新样态，从而创造新的城市流动价值。

所谓“何以能”，意在追问城市公共外交的可传播性得以生成的条件。尽管国际事务常被置于国家中心的解释框架之中，但是“城市才是行动的中心”。城市更直接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移民流动与产业转型等跨国问题，这些治理压力往往首先在城市层面显现，并通过跨城交流与网络协作进入国际视野。因此，城市公共外交的运作往往具有公共性与参与性取向，其行动需要借助叙事、符号与互动过程建构公共意义。社交网络叙事实践正在成为连接传播过程与公共意义的重要中介，也由此构成理解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问题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社交网络时代的叙事传播更关乎内容如何在公众的参与中被理解、讲述与再生产。詹金斯的“可传播性媒介”意在更好地解释在社交网络时代如何以及为什么传播，其所承载的媒介内容则高度依赖普罗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交网络叙事传播。牛津英语词典将叙事界定为对一个社会或某一时期的解释性或说明性讲述，作为历史、文化、时代精神与个体选择的复合载体，叙事具有“跨国家、跨历史与跨文化”的潜能。与强调传播的集中控制并试图保持信息纯度的黏性（Stickiness）模型相比，可传播模型更契合这一叙事参与过程。它并不强调直接复制的模因式传播或流动迅速的病毒式扩散，而是允许并期待内容不断被语境化、本地化、关系化和社群化，通过公众的二次利用与持续改写生成附加值。结合上述传播逻辑与城市公共外交的行动特征，可以将“何以能”的答案归纳为三类支撑：叙事传播转向、全球社交网络与新型公共外交。三者分别对应传播逻辑的方法论依据、媒介文化的现实土壤与战略实践的转化渠道。

（一）传播逻辑维度：以参与为本质的叙事传播转向

以参与为本质的叙事传播逻辑，指向单向信息呈现的式微，也指向以意义生成与公众参与为核心的过程性传播日益凸显。学界提出过分析范式层面的两次叙事转向：第一次源自内部的叙事结构转向，聚焦于“故事”本身；第二次转向叙事实践，更强调“讲故事”。这两次转向强调了“讲故事及其场合与传播的内容一样重要”。第三次转向可理解为叙事传播意义上的转向：“人物与事件透过第一手之‘叙述/自述’、第二手之‘转述/他述’，再经第三手‘再述’”之后，会在众人关注和互动之下常讲常新，这种“传故事”的关键性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后变得尤其突出。如果说此前故事的广泛流传大多归因于元叙事超越个别叙事的“可泛化性”，此时故事的全球流行可理解为基于个别叙事的小叙事共享、连结和参与而成的“可传播性”，而且传播的“规模是全球化（global）的，更是全球在地化（glocal）的”，“在本土/区域层面和跨国/全球层面同时运营”。正所谓“文本产生之后或许更精彩的故事才开始”，以参与为本质的叙事传播转向为城市公共外交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逻辑，即公众通过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使城市叙事具备了跨文化扩散与再生产的可能性，从而奠定了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理论基础。

（二）媒介环境维度：以参与为文化的全球社交网络

全球社交网络以参与文化为底色，并在持续互动、共享与再生产中形成其最为基础的传播结构，也为叙事参与提供了赖以运行的媒介环境。当然，与“旁观”相对应的“参与”作为一种共享的社会实践，并非社交网络空间独有，毕竟文化的形成便是参与性的，只是数字文化的参与具有更高的能见度和普及度，社交网络形成的混合媒介生态又高度强化了社群间的参与实践和流动，进而共同造就了一个参与性日益凸出的社会。在高度参与性的媒介环境中，平台更像是参与共同体维系社交、分享彼此并协同产出的媒介支撑，通过支持多元分散的公众创造力，推动形成了一个“更具参与性”的参与文化高峰。具有文化本然与社会应然意义的参与实践，在高度可见并加速扩散的数字参与环境中，逐渐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与逻辑，比如新的社会归属定义、社会等级划分、社会专业门槛推动了以社群为形态的深入参与，并体现出新的媒介社会性；又如社交网络参与已非商业或政府定义的受众参与，它可以是主流性的，也可以是抵抗性、替代性、边缘性、批判性的。全球社交网络中的参与并非少数群体的特权，而是“数字文化最强大的精神”，这就为城市公共外交的可传播性提供了文化与技术条件，使城市叙事能够被公众主动接收、解读和再创造，推动城市公共外交的多向共建。

（三）战略实践维度：以参与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外交

新公共外交的兴起，使以参与为本质的叙事传播转向以参与为文化的全球社交网络，能够被纳入公共外交的制度化渠道与战略实践之中，经由吸收、组织而转化为具体行动，从而为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实现提供制度与战略层面的条件。新公共外交（NPD）被用来“描述人们就共同或冲突的国家和全球利益所采取的参与行为”，相关讨论在近年持续深化。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的“engagement”和以媒体、NGO及个人为主体的“participation”作为“参与”概念的两个向度频繁出现，公共外交也因此“被构想为一种‘参与’的话语”，推动着参与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原则。政府的单一主导性在弱化，网络多元行动者的作用在走强，越来越多成功的公共外交项目建立在社交网络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这些项目往往通过创设持续性的交流平台来接触、对话并动员参与者，搭建微观场景、描绘宏观背景的同时也坦诚地分享困境，其目标在于通过社交网络公共外交“让社会行为体参与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过程中来”。以参与为核心的新公共外交强调参与的公共性与共创性，并在路径上更重视社群性，讲求以个体层面的参与动员为起点导向集体行动的组织化，在过程上则强调战略传播的组织性、目的性与可传播性，在结果上则更关注整体影响、解释共通、多元融合与素养赋权。在制度化渠道与战略性引导中，新公共外交为公众叙事的汇聚与转译提供了关键机制，从而成为叙事参与实践实现行动转化的重要环节。

全球社交网络所孕育的“大众自我传播”，由于结合了大众传播（接触全球受众的潜力）与自我传播（选择内容与方式的自主性），被卡斯特描述为一种在信息交换中由多元主体的非正式网络共同构成的流动空间。在这一传播结构中，不拘一格的城市社交网络叙事所塑造的新型公共外交话语，围绕传播实践的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与之相应，城市公共外交在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中逐步形成以参与性、叙事性与社会性为核心的传播要素体系。与此同时，它也更强调以集体化组织、协作化基调与公共化行动来激活这些要素，使其相互支撑并共同作用，达到强调存在、提升声量和扩大影响的公共外交传播效果。这三大可传播性建构要素，也令城市公共外交的讨论重心超越了单纯的形象展示，转向城市叙事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组织成可持续的公共行动，并由行动反过来沉淀城市的全球传播意义。

（一）谁来说：参与性及其协作化基调

在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中，“谁来说”首先构成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关键要素，其核心在于由多元主体参与所形成的协作化叙事生产结构。用户生成内容、标签聚合、互动挑战、社群共创中实现的参与式城市叙事将关系而非信息置于传播核心，它所激活的关系动能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城市单向展示。普通网民、在地居民、国际游客等多元主体替代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成为叙事生产者，以散在叙事增强了城市公共外交叙事的真实性、情感性、多样性和覆盖性，从而更易获得跨文化认同和城市身份认同。比如2010年以纽约为名发起的社交网络摄影项目“Humans of New York（HONY）”，鼎盛之时的2017年，其Facebook账号拥有超过1800万粉丝，帖文常能获得数十万人的点赞和分享。摄影师与大街小巷随机偶遇的陌生人攀谈，以影像邀约和故事讲述相结合的方式触发了社交网络用户的仪式性参与和情感化叙事。将城市街区符号融入个人的故事表达，点赞、评论、转发的可见性反馈又放大了纽约市民的主体意识，伴随算法对高互动内容的优先推广，全球用户自主创作和分享的欲望得到进一步激发。整个项目凭借纽约市民和全球网民的协力共同形成了可观的公共外交传播效应，既以多样性和真实性丰富了纽约城市形象，又以分享性和交流性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在以融合性和包容性有效推进纽约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同时，又带动了城市形象资源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外溢。

以参与性破解“谁来说”问题，并非纯粹强调社交网络各抒己见地随意表达，其成败的关键在于形成城市公共外交的协作化叙事参与基调，尤其需要通过符合社交网络场域特征的共同规则制定、社群资源整合和趣缘价值对齐来引导分散的用户自创内容指向公共外交战略方向，进而达到重构叙事生态的目的。城市只有充分认识到社交网络叙事参与的公共外交潜力，基于全民共情共振以协作化思维重构叙事生产链条，将每个参与者作为支点撬动城市叙事的次级传播，令其关系链中的亲友强连接与兴趣弱连接共同构成传播裂变的基础，才可能以更低成本实现更精准的跨圈层触达。

（二）说什么：叙事性及其集体化组织

在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中，“说什么”构成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关键环节，其问题不在于信息量的多少，而在于叙事内容如何被组织为具有公共意义与传播潜力的表达。一以贯之的叙事框架本身就有助于降低文化折扣，雅典“西方文明摇篮”的历史叙事、重庆“3D魔幻山城”的环境叙事、耶路撒冷哭墙的场景叙事均成功地凝聚了城市“符号系统中的一种描述，使主观聚焦的事件序列得以呈现和传达”，达到了改变故事就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境界。社交网络叙事参与则进一步通过情感化编码、符号化聚焦和开放式协作放大了叙事性的优势。“熊猫成长日记”“饲养员日常”的成都熊猫外交“微叙事”，通过标签、提及和转发的碎片化传播和短视频、图文帖的轻量化内容，以低认知负荷和跨文化共情传递出城市亲和力，在社交网络用户的自发解读、转译和传播中超越地域符号，成就了具有全球公共外交价值的文化意象。

不过，叙事性的优势要真正释放出来，往往离不开集体化的叙事参与组织，毕竟稳定的组织安排能够为叙事传播提供制度韧性，使参与不至于停留在偶发热度上。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交流资金支持的“美国全球纽带（Global Ties US）”公共外交项目，采用公民外交网络整合全美50州的城市资源，仅堪萨斯市2023年就接待来自89个国家的国际访问者共426人。其社交网络叙事参与策略就是将集体组织机制之下的志愿参与和社交网络用户自创内容紧密衔接，国际访问者和本土志愿者全方位、全过程地参与到家庭款待、公民交流圈、特色交流活动、青年外交体验式学习和学生探索营当中，他们被转化为社交网络分布式叙事节点，其日常活动被编码为可传播的叙事内容，作为叙事共同体分享城市故事与文化特色、搭建城市间线上合作社群、传播真实而多元的“公民外交官”故事，有效提升和延展了城市社交网络叙事参与的可能和广度，实现将世界带到身边的公共外交叙事性目标。集体化组织下，城市公共外交在叙事性上保持了国家意志的导向性与基层创新的多样性，借由社交网络的跨国用户内容共创完成了个体表达向战略传播的转化，使得更具可传播性的城市公共外交有能力成为数字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载体。

（三）怎么说：社会性及其公共化行动

在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中，“怎么说”作为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关键要素，其核心在于城市叙事能否在社会性互动中被接入、扩散和转化为可持续的公共行动。

一方面，城市的“日常化的行为只有与社群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拥有更大的社会性才能够被认为具备参与性”；另一方面，当前应对全球挑战的最重要途径已不是城市单方面行动或建立双边关系，而是通过发展强大而广泛的公共协商网络，将城市公共外交项目转化为由全球公民所感知、参与和延续的公共产品。社交网络叙事参与的强大社会性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社交网络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使城市公共外交在实践形态上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路径的场景，具体表现为信息传播与意义生产的去中心化、多元主体协同共创以及公共议题的日常生活嵌入。而且随着公民社会与社交网络的共同演进，城市公共外交得以与个体用户、民间组织、网络社群等核心外交共同体之外的社交网络关键行动者展开合作、建立关系，从而生产出更具包容性、渗透性和沟通性的叙事内容，并为城市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提升提供了更充分的叙事条件。

然而，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传统界限的社交网络，虽因强调个体和社群自主参与、情感表达和日常实践的社会性叙事而天然具备公共潜力，却并不必然促成公共议程和公共影响的生成，需要通过行动的公共化重构叙事生产体系，将社会性的个体表达汇聚为公共声音，让社会性的情感共鸣驱动公共参与，通过社会性叙事参与所获得的传播权力实现政府叙事到公共叙事的转型，方能成就社交网络公共外交叙事参与的“持续说”。世界上较早依托社交媒体和公众参与来创建、培育和推广城市品牌的格拉斯哥便是实证。该市于2013年通过社交网络数字对话收集42个国家1500多人的想法，以及该市50多位行业领袖的建议，将城市精神确定为“People Make Glasgow”，强调人是城市的核心资产。10年间，#PeopleMakeGlasgow 逐渐成为格拉斯哥在全球社交网络中进行叙事聚合与互动动员的核心标签。在政治、商业、文化、体育、教育、创意、公益和环保等由政府发起或社区主导的公共行动领域，这一标签持续鼓励、吸引和激发用户参与并分享城市经历、故事、场景和情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交网络传播运作链条：以真实故事分享和共同价值观传递建立情感连接、以文化活动信息和城市生活资讯提供满足公众需求、以持续内容发布和长期参与项目维持社群互动、以社区主导项目和文化参与活动增强品牌影响。

从全球实践看，城市公共外交的社交网络叙事参与已呈现出一条参与生成传播、传播牵引行动的路径，即参与在扩散中形成声量，又将声量在组织化实践中转化为行动。大量案例也显示，以社交网络叙事参与来建构更具可传播性的城市公共外交，虽在具体形态上呈现本土化多元实践，却在整体上体现出逐层递进的系统性：通过场所叙事参与奠定物质层的空间基础，在生活叙事参与中展现日常层的民众经验，由精神叙事升华为精神层的公共信念，以视听叙事构建符号层的跨文化想象，经创业叙事在发展层推动品牌化与全球化。这一递进过程由外在空间延展至日常体验，由内在价值生成走向符号表达扩散，并最终指向与市民福祉和城市未来相关的城市发展议题及其公共化组织与行动化推进。在这一层层展开的叙事参与过程中，分散的空间感知、日常经验与价值表达得以被组织和转化，逐渐汇聚为围绕城市议题展开的公共实践，从而使城市公共外交的传播逻辑在行动中持续运转。

（一）物质层实践样态：以城市场所叙事参与达成流行理解

作为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中最具可感知性与可进入性的实践层级，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推广，普遍都在追求空间到场所的转变，即将空间转化为拥有共享价值、公共意义和人类活力的场所。故事作为“新想象的塑造者”常常被视为场所营造的催化剂，然而“故事无法自己讲述，它们必须转化为叙述，然后被讲述。这种构建行为必然有选择和有目的，也就是说，必然是政治性的”。全球社交网络的城市场所叙事参与便成为展现公共外交空间政治的全新范式。

“超级街区（Superblocks）”作为巴塞罗那城市公共外交的呈现面向就得益于活跃的社交网络场所叙事参与。市民、游客和城市规划专业人士贡献了震撼的街区俯瞰效果、安逸的无车街道场景、友好的日常生活瞬间和精密的现代规划图纸，叙事参与被转化为代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场所符号。仰赖空间的可见性和公共性，在最直观的物质层面，城市场所得以在社交网络上被识别、体验和讲述，并成为叙事参与的起点。城市公共外交效果的生成逻辑在其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在全球网民的参与下形成的开放式情节编排、人物呈现、场景描绘以及语言节奏与意象体系，共同创造了公共外交的参与空间，让原本单方讲述的城市故事被听到、转述和二创；另一方面，以情感依恋、日常关联、历史记忆、生活回忆、期待想象为网络情绪触点的城市场所，吸引线上参与人群不期而至，时尚化、移动化和多平台化的传播进一步集聚社交网络“公开的陌生人对话”，最终成就了全球流行理解。

（二）日常层实践样态：城市生活叙事参与表达在地文化

相较于以城市场所为核心的物质层实践，生活叙事参与更多围绕城市的日常经验展开，它在城市个体经验和社群活动的社交网络分享中，赋予了城市公共外交更具烟火气息的可传播性。

作为20世纪工业繁荣象征的“汽车之城”底特律，一度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10年的城市再生历程与全球社交网络飞速发展的阶段几乎同步推进，并与多平台、多角度、多主体的在地日常叙事表达形成呼应。一大批活跃的组织者、智慧的创新者、巧妙的领导者、积极的问题解决者以社交媒体影响者的日常叙事参与了这一拼图式的城市品牌再造。如2017年推出城市首席故事讲述官项目，通过连接200个城市社区的“The Neighborhoods”交互平台和播客工作室，借力社交网络以现场采访、街头对话和日常讲述更新外界对底特律的叙事框架；2020年聘用网红担任底特律数字和社交媒体总监，以在地化的专业内容生产弱化官方叙事的单一主导性；2025年则由媒体服务部发起社交媒体影响者招募，以充实城市推广团队。政府由城市传播内容的控制者转换为故事生产系统的搭建者，在以经济多元化创新发展、人文社区精神重建、文化艺术复兴和工业遗产更新为亮点的城市韧性叙事中构建起“凡人即主角”的参与生态。社交媒体影响者则作为传统公共外交的变革性介入力量，凭借个人表达、持续互动与社群动员等方式，使城市形象以更真实、可感的方式被看见与理解。

（三）价值层实践样态：城市精神叙事参与成就公共信念

当城市叙事由日常经验不断累积并获得共享意义时，城市精神便逐渐显现为主导性的道德基础和价值认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会因参与和见证城市精神在政治与社会进程中的生成与积累而产生自豪感，同时又会因为城市是一种“世界性社群主义”，即其身份与价值认同并不封闭于地方，而是天然指向跨城市、跨文化的关联与共在，从而更有可能将城市精神认同推广至全球城市网络，在全球社交网络时代则直接体现为城市精神叙事参与所带来的价值符号跨国流动和共识构建。阿姆斯特丹“自行车市长项目”就是一项基于城市生活理念和价值认同而发起的全球公共外交倡议，源自2016年由非政府组织“骑行空间”设立的世界首位自行车市长。这一角色能够灵活地作为社交网络影响者与社会各界互动，并了解社会需求，项目整体亦致力于利用社交网络骑行社群传播骑行故事、分享日常体验和引导城市探索，设立创客大赛和互动游戏汇聚全球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吸引了全球30个城市和144名自行车市长加盟城市网络，激励了全球自行车友好型城市建设实践。以社群归属和合作意向为表现的社交网络公共外交叙事参与行为，推动“骑行之城”品牌从形象表述走向可识别的实践网络与合作框架。以独特的城市精神象征引领以环保可持续、健康自由、平等包容等为核心的城市公共信念。城市叙事由此超越经验层次，进入了信念塑造和价值传播的更高层级。

（四）符号层实践样态：城市视听叙事参与调动世界想象

在城市精神通过叙事参与逐步凝聚为公共信念之后，符号层实践开始承担起将城市价值转译为可被全球感知与想象的表达功能。“文化多样性和数字连接性”正是这一城市想象生成的基础，前者表现为一种当下流行的世界主义认知框架，即将陌生视为熟悉的心理习惯以及对差异尊重理解的价值态度；后者则突出体现为数字平台所提供的跨域连接与流通机制，为以视听为载体的体验化叙事提供了更低门槛的参与入口与更高效率的协同扩散条件。在媒介融合技术发展、用户感官体验需求和叙事表达感染魅力的加持下，认知框架与符号表达共同发挥作用，以画面、镜头、色彩、语言文本、音乐、音效等视听符号资源的用户共创，调动起“身未动、心已远”“心无界、行无疆”的全球城市想象，从而超越本土获得全球共鸣。

国际城市联合组织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与全球社交网络声景平台“Cities and Memory（城市与记忆）”合作推出“Well-Being Cities”项目，以“一个优先考虑健康和福祉、韧性和公平的城市听起来是什么样的？”为主题开创了城市公共外交听觉叙事参与的特殊赛道。“城市与记忆”提供开放式和分布式播客声音创作以及互动式声音地图生成平台，通过6000余种用户实地录制和艺术家二次创作的城市声音，让全球用户自如探索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声景。这一探索声音与记忆、现实与想象之间关系的社交网络平台，通过声音采集、创作、聆听、传播和转化的符号层叙事参与让人们重新连接和理解城市，其沉浸深度、想象广度与情感强度，使之成为一种极具创意的城市公共外交载体，提升了叙事参与向公共行动转化的可能。

（五）发展层实践样态：城市创业叙事参与创新品牌推广

当城市公共外交的叙事参与在空间感知、日常经验与价值表达中持续积累，其影响逐渐转化为对城市整体发展的牵引力量。《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城市》著者罗西（Ugo Rossi）提出的“城市创业发展第三阶段”，在时间维度上与社交网络加速扩张的20余年高度重叠，并呈现出明显的平台文化烙印。具体表现为城市发展与“社会及自我的创业化”日益交织在一起，公民变成了自主、积极和灵活的城市代理人，而政府开始强调城市文化和共享经济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

致力于城市创业品牌重塑的“Brand New Helsinki（全新赫尔辛基）”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趋势，自2021年起，市政府将社交网络运营交由其全资的城市营销、投资与人才吸引机构Helsinki Partners负责，以创意化内容与跨主体协作为路径，向全球呈现赫尔辛基的创业生态、生活方式与文化魅力。官方MyHelsinki平台对标社交平台的交互机制，通过AI行程规划与流媒体功能，为游客、人才与企业提供统一入口下个性化的体验与互动服务；“Helsinki Curious”项目邀请全球艺术家和网络用户根据听闻与想象共创和传播城市影像，其创作发布与互动设计几乎全部在社交网络上完成；“Helsinki Exposed”以带有“冷知识揭秘”气质的系列内容形态进行策划与传播，突出描绘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平衡、人类自然和谐、家庭友好幸福的优势。政府做促动、企业为主体的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使城市创业叙事不止于形象展示或传播策略，而是在参与互动过程中对人才吸引、资本配置与合作网络生成产生实质性影响。立足城市发展目标，采用“‘参与式’和‘自下而上’的城市品牌推广”整合叙事资源，赫尔辛基在全球社交网络中塑造出的，不仅是可识别的城市形象，更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竞争力与合作可能性。

全球社交网络叙事参与正在改写城市公共外交的运作方式，过去把城市当作传播对象的做法，越来越难应对数字时代的传播现实。所谓城市公共外交的可传播性，是指聚焦于城市叙事能否被多元主体持续参与、主动改写，并沉淀、转化为可被公众普遍感知和延展的公共外交效能。叙事参与在此既回答了如何传播，也将问题推向更根本的层面：何以外交。它推动公共外交从“传播城市”走向“城市即传播”，亦即在叙事性、参与性与社会性交互的全球社交网络参与过程中，将城市本身理解为品牌、网络与全球三重价值维度在流动与共创中持续生成的传播过程，进而转化为公共外交层面的影响与行动。基于此，讨论更具可传播性的城市公共外交，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城市传播的新视角，也为中国城市如何在全球叙事生态中开拓公共外交空间、形成价值共鸣，提出了更具实践可行性的议题框架。

首先是品牌价值维度。因为城市品牌能否在叙事参与中形成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流行理解”，往往决定了公共外交可传播性的起点。城市公共外交并非单纯的形象输出或符号展示，而是通过叙事参与不断影响公众的理解结构，进而获得跨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过程。当前不少中国城市虽已积极投入海外社交网络传播实践，但其品牌叙事仍多停留在内容发布与形象呈现层面，尚未充分转入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持续改写与关系化生产的叙事过程。正如前文所述，城市品牌作为国家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承载并对接宏大的国家叙事，“国家虽不是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却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且“绝没有价值中立的故事”。当城市品牌叙事未能通过社交网络叙事参与转化为公众可共享、可再生产的意义资源时，其公共外交的可传播性便难以充分生成。因而，城市公共外交在品牌价值层面所面临的关键约束，并非主要来自传播意愿或传播渠道的不足，而在于叙事参与尚未真正进入品牌价值生成的核心环节。

其次是网络价值维度。它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参与、互动与协作组织成稳定的叙事连接结构，让传播由点状扩散转为网络化扩展，使城市公共外交在关系建构与维护中获得更强的社会渗透力。社交网络并非仅是信息流通的平台，更是通过参与、互动与协作不断生成关系的社会空间。平台叙事建构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集体身份，“将一个不同声音的社区塑造成一个连贯的、多元的未来愿景”，城市作为平台上的社群单元，往往能借助社交网络达成一贯的区域叙事，实现“网络空间和城市空间之间动态互动”，放大情感共鸣、意义共享与集体协作，最终激发并传导集体共情。然而，在现实实践中，一些中国城市仍将平台主要视为传播渠道而非关系网络，导致叙事参与停留在浅层互动，难以转化为稳定而持久的关系连接。城市公共外交若无法在社交网络中形成跨社群、跨平台、跨语境的叙事协作，其传播往往呈现为点状扩散而非网络蔓延。城市公共外交的网络价值并非自然生成，而有赖于网络化叙事参与所塑造的社会渗透性结构，这也是当前中国城市公共外交实践中尤为薄弱的一环。

最后是全球价值维度。当数字平台空间已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程场域，城市能否以公共信念为价值牵引，持续进入全球议题的公共对话过程，决定其公共外交社会沟通力的强弱。全球一些主要国家已将平台治理、叙事竞争与社交网络参与纳入外交政策，并以更系统的方式嵌入外交实践。城市公共外交因此不能简单地与城市层级的国际传播实践画等号，它更多地将城市置入一个“由各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社会动态联系起来的网络国际社会”中。以全球南方城市为例，相当一部分城市在社交网络叙事参与上仍存在意识与行动的不足，既有的叙事精力普遍集中于各自精彩的展示性、本土化传播，极少通过社交网络叙事参与持续且充分地进入围绕全球议题的公共沟通，导致它们在全球层面更多表现为被观看的对象，而非开展对话、进行协商、拥有稳定介入能力的行动主体。事实上，社交网络叙事参与对于城市公共外交而言，不仅关乎传播效果，更关乎城市能否在网络化国际社会中形成具有沟通性的公共存在，从而有效地在全球实现价值表达与意义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