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developing country”概念在全球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垄断全球政治话语的历史。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developing country”一词就开始出现在一些国际场合。当时，对全球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的主流词组仍然是“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和“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或“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y），新鲜的“developing country”一词还未受到广泛使用和认同。然而，随着全球局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动，深受发展问题困扰的一些落后国家对传统的“发达—不（欠）发达”词汇表现出了抵触情绪。就构词来看，“不发达”（under-developed）或“欠发达”（less-developed）都是在与“发达”（developed）的鲜明对照中生成的词汇，而且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
因而，“发达—不发达”词组的每一次使用都会将读者或听众再一次拉回这场失败的比对场景中。这就在无形中激化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也捕捉到了这一点，而新兴的“developing country”一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developing country”中的“developing”一词，明显区别于“不（欠）发达”等强调静态对比的完成时，以其独特的“ing”进行时描绘了其他国家正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情境。
这一概念不仅给其他国家的未来发展绘制了美好的蓝图，也弱化了其他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developing”一词本身就有其意涵所指，而无需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才能确立自己。美国国会的一次讨论中对这一新概念的兴趣就证实了这一点。诺贝尔奖得主纲纳·缪达尔也曾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动采用“developing country”概念，就是将其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外交术语”和“委婉语”，以为这些国家描绘一个正在发展和继续发展的幻象。
自此，“developing country”一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力推下开始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六七十年代以后，“developing country”一词成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中最为基础的概念，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一个客观中立的流行语，而忘记了其产生与扩散的历史。
然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对既有世界格局产生冲击时，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拿起了话语霸权的武器意图维持旧的世界体系。
针对“发展中国家”概念，当前，至少有两种西方话语手段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悔其使用客观指标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惯常做法，而是为一些表现出众的发展中国家强行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以此要求这些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被发达”目标，在诸如中国申请加入WTO或参加全球气候会议等重要档口，中国“被发达”的西方声音就会频频出现，显然，西方国家并无意纠缠于概念本身，而只是借此要求中国承担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额外责任。其二，在上述手段收效不佳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一些要求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声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世界银行在2016年前后的做法。世界银行宣称，“发展中国家”概念已经过时了，并为此给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渐趋同、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存在很大差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了新议程等多种借口。
稍作考察就会发现，其论据不充分，论证不严密，结论不成立。首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仅在国内发展的一些现实维度上仍存在差距，在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上更不能同日而语。其次，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要找到群体内部具有重大差异的例子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更为重要的是，分类概念的本质在于类别与类别间的差异，而非类别内部的不同，此乃人类认知的基本常识。最后，联合国倡议的新议程本身不仅没有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反而从多个层面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此类质疑“发展中国家”概念的西方声音显然违背了基本事实和通用常识，也将西方话语霸权的现实及其意图展露无遗：在旧概念成为自己利益实现的障碍时，他们可以迅速让一个新概念变成全球流行语；而当一个通用概念变得对自己不利时，他们又要求抛弃这个概念。
这就是西方话语霸权下的“developing country”概念，它俨然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试图维持旧秩序的话语工具，其概念内涵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和自身得失的计算而不断被调整，如果说其中有什么不变的元素的话，那就是其作为话语霸权工具的属性和工具意欲达成的目标没有发生变化。
“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中国内涵
中国一直以来都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这两个“没有变”是基于对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而提出来的。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定位“没有变”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决定的，也是对我国现实国情的另一重表述。尽管我们在经济建设、民主法治、思想文化、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全方位和开创性的成就，但在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发展质量和效益等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定位“没有变”是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再次重申，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把握发展机遇和迎接发展挑战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这四组有关发展的定语准确地将中国自身的国家发展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衔接了起来，而这一精辟的归纳正是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为起点而提出的。
这些重要表述反映出，中文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并不是西方话语中“developing country”一词的翻译，而是蕴含了中国对自身发展与国际关系、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独到理解。
首先，如果说西方话语中的“developing country”概念是以外在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为考量提出的，其目标是通过打压、遏制或干涉其他国家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因而其内涵是飘忽不定的，是被西方国家操控的；那么中国话语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则是立基于本国的现实国情而提出的，其目标是一心一意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因而其核心内涵是持续的不变的。
其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话语中的“developing country”概念都严重依赖总收入或人均收入等少数指标。这就会使人们对发展的理解狭隘化。毫无疑问，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一个国家的发展面貌不可能靠一个或几个指标就能描绘出来。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收入和许多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其他重要指标上也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此类量化指标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无论是总量思维还是均值思维都存在其明显的局限性。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除了继续谋求总量和均量的增长，我们的发展理念将更加重视发展的均衡性，从而让全体人民都能共享发展的果实。因此，与西方“developing country”概念强调少数量化指标不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凸显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强调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被量化的，但在老百姓的真实感受面前永远是从属性的。
第四，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方面却有待大幅度的提升。
因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不仅是中国的话语，也反映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诉求。为此，我们就需要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努力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最后，受制于旧的国际秩序，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走出发展困局，没能实现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成就证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盲信西方发达国家宣扬的所谓历史经验，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和发挥本国优势的特色道路。中国的发展路径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其他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但这仅仅是“选择”，我们不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强迫别国遵照某条发展路径。
综上，与西方话语中的“developing country”概念不同，中国话语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不是矛头向外且变幻无常的话语工具，而是能量内聚而持续坚守的自我定位；不是过度依赖少数指标的片面发展，而是指向多层次多维度的全面发展；不是简单追求量化得分的数量式发展，而是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内涵式发展；不是在旧的国际体系下寻求零和式的发展，而是谋求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发展；不是强行输出国家意志的霸权式发展，而是强调立足本土的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