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国际话语权和传播能力等一系列问题，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论述逐渐深入具体。而伴随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实践的不断升温，国内学界对于这一主题日益重视，思想政治宣传、文化产业、国际传播等领域的学者成为这一主题研究的主力军，其研究成果对于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内涵、总结创作与传播中国故事的经验、制定相关对策建议、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目前进展如何，是否有助于推进“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这些都值得重点加以考察和评估。
本文以CSSCI来源期刊（包括扩展版）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图谱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2013年以来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梳理分析，总结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特征、主题方向、研究框架与学科路径，分析问题与不足，以期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相对客观、有价值的参考，促使一个基于整体性视角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更好地聚焦并服务于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播实践。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概念。他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①在此之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词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被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仅有2篇，且均是来自新闻媒体的业务性探讨，缺乏理论内涵。
根据这一情况，本文通过主题词检索的方式选取了CNKI学术期刊2013年9月-2021年6月期间所有与“讲好中国故事”相关的文章作为抽样框，得到2578条检索结果。这一抽样框包含“学术期刊”1597篇，“学位论文”21篇，“中文图书”4部，“学术辑刊”17篇，和其他非学术文献939篇。就此次检索结果而言，“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全部期刊、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学位论文等子数据库中，发文量也都呈上升趋势。
考虑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抽样框的基础上，我们特别选取了更有学术代表性的CSSCI来源期刊收录论文作为最终的分析对象。在290篇由CSSCI来源刊收录的学术文献中，剔除掉新闻报道、卷首语、会议综述、成果介绍及内容无关的条目后，共得到有效样本216篇。
基于这些数据，本研究先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而这些复杂的知识关系正孕育着新的知识的产生。②基于此，可以形象地展示出“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领域的知识关联、研究趋势和热点主题等；本研究在科学知识图谱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质化的文献分析，查阅和梳理了样本，并运用总结和归纳的方法，从主题类型、研究框架、研究路径等角度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二、结果分析
通过Citespace分析得出的数据，本研究从作者与发文机构、论文关键词、研究趋势、研究主题等四个方面全面透视了“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现状。
（一）作者和发文机构分析
1.发文机构合作分析
根据“讲好中国故事”领域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图，共形成160个节点和41条连线，中介中心性为0，说明研究机构较为分散且机构之间几乎没有合作，多是基于业界经验和学界推理形成的个人观点，这说明多数研究缺乏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合作研究。从节点可知，研究机构的一级机构主要包括媒体机构、各类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三大类，二级机构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的二级院系如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等。发文量最大的机构是中国传媒大学，总量为9篇，其他发文量大于4篇的机构还有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作者及作者合作分析
根据作者的合作网络图可见，整个主体网络形成了以下主要合作团队，网络图形成了177个节点和36条连线，密度为0.0023，说明该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很不紧密。领域内发文量最高的作者是陈先红，发文量为3篇，占全部发文量的1.4%。田卉、邓杰、王晓萌、周良书、钟欣、郑敏、李伦、汤涛、卢小波等作者均为2篇，中介中心性均为0。这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虽为数不少，但领域内发文量明显领先的核心作者不多，这说明该领域作者比较分散。除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先红团队外，目前未形成明显的学术研究带头人和合作关系，尚未形成合作网络和跨机构合作，也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团队。这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未形成成熟的研究局面。
（二）论文关键词分析
1.基础研究领域分析
由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所示，该网络形成了258个节点和302条连线，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有：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叙事、国际传播、对外传播、习近平、一带一路、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新时代。频次排名前10位且中介中心性≥0.1的关键词有：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叙事、国际传播、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由此可知，这些基础性关键词均具有宏观性的特征，反映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三个学科研究路径：叙事研究、传播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
2.聚类研究领域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视图以及配合时间视图分析，可以发掘“讲好中国故事”领域研究的现状以及研究趋势。聚类图的两个显著指标是模块值（Modularity，Q值）与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S值），通过Q值和S值可以判断聚类效果的优良。当Q值大于0.3时证明划分的类别是显著的，当S值大于0.5时认为聚类合理，当S值大于0.7时则说明聚类的效率较高。通过聚类视图（图5），在预设分析条件下，选取“讲好中国故事”领域内聚类排名前10的模块展示，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Q值）为0.8736（>0.3），聚类中的社团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S值）为0.9739（>0.5，>0.7）。通过Q值以及S值可以看出聚类显著并且效率较高。最大的聚类是＃0中国故事，其次是＃1对外宣传，再次是＃2国际传播，其后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梦等。
（三）研究趋势分析
1.整体研究趋势分析
本文采用Citespace工具图中的时间线图和时区图进行分析来研究“讲好中国故事”领域的发展趋势。根据关键词时间线视图，时间跨度较大的领域有：＃0中国故事、＃1对外宣传、＃4中国梦等，长期存在新关键词活跃状态的有＃0中国故事、＃3讲好中国故事。从关键词的时间线分布来看，大部分高频、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集中出现在2013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以来，多次对其必要性、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高文化软实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等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也随之在“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频繁出现。如2019年以后出现的重要关键词有：制度优势、治理效能、（思政）教学效果等。这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增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增强思政课有效性”等密不可分。分析可见，该领域的研究与国家政策的趋势一致，研究侧重点紧跟主流话语和相关政策，高度关注国内外政治形势，体现了较强的政策性。
2.阶段性前沿研究领域分析
根据“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图，从关键词突现的演变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2009年-2013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这一阶段的文献较少，仅有两篇学术论文被CSSCI来源期刊收录，并没有形成理论自觉；早期（2013年-2014年）突现的关键词比较具体，以媒介机构、故事载体为主，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较快，集中在媒体机构以何种故事载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经验总结等；中期（2015-2017）突现的关键词逐渐趋于抽象，集中在国际话语权、对外交往、“一带一路”等议题，从经验总结逐渐走向学术研究，在紧跟“讲好中国故事”的论述的同时，与重大时事和国家战略相结合；近期（2017年-2021年）突现的关键词集中在国家形象、文化输出、大学生思政教育、跨文化传播等研究上，同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结合的研究增多。阶段性的演变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在逐渐形成自身研究领域的同时，与我们国家执政理念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
（四）研究主题分析
根据前述的关键词基础研究分析、聚类研究阶段性分析、研究趋势分析和阶段性前沿研究分析，“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主题类型、研究框架和研究路径大体如下：
1.研究的主题类型
目前“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大致围绕着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哪些中国故事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展开。这一方面体现了该领域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领域理论深度不够。许多论文更像是在回答试卷上的论述题，破题立论较多、学理探索偏少，理论建构就更是寥寥无几。
（1）“讲好中国故事”的本质核心——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
这一类研究试图回答“讲好中国故事”何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它有什么理论内涵，又有哪些构成要素。在多学科汇聚的此研究领域中，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回答主要有：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或对外传播、国家叙事、公共外交、思政教育等活动的要求和目标。这一概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何谓“中国”？二是何谓“中国故事”？三是何谓“讲好”中国故事。既往的研究对前两个层次有比较多的成果，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领域所借助的概念资源。
例如在第一个层次上，王义桅的“三个中国”概念，认为新的中国观应该是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合一。这一观点被许多研究者借用。在第二个层次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个故事”的论述，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发展和细化，也有了丰富的阐释。而对于第三个层次，即何谓“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目前的研究处在建立评价体系和构建模型上。例如从“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国家叙事行为的视角，建立科学具体的国家叙事的互文叙事模型，提炼“讲故事”“话语权”“软实力”三个要素，③从单维度渐变、多维度整合两方面，构建了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多维度国家叙事框架④等。这些研究不仅试图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核心，还将一直以来分散于“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的文化、叙事、话语、传播的研究勾连起来加以关注。
（2）“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意蕴——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是奠定“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基础，也是提炼有效经验的基础。这类研究主要论述“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意蕴。
一是从文本出发，对领导人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论述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主要有“底气”和“必要”两个维度，底气来源于传统文化、现实成就、道路制度，必要是基于国际了解中国的需要、破除国际对中国模糊认识的需要、国家软实力要与硬实力相匹配的需要。⑤“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战略性问题也是技术性问题，对其反复强调，说明其既有经验价值又存在改进提升的空间。⑥
二是从实践出发，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早在2012年，新华社记者郝亚琳在《传媒》杂志发表理论文章《讲好“中国故事”》，结合实际工作论述了讲好中国故事在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⑦不同实践领域中，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回答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传播研究中，强调舆论控制的意义，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应对所谓中国“渗透论”“威胁论”“称霸论”“不负责任论”等国际舆论，是进行媒体报道方式创新和提升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需要；在话语叙事研究中，强调文化软实力的意义，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外交战略，也是文化战略选择，具有国际话语权、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时代价值。在思政教育研究中，强调教学实效的意义，能够在话语的主体、客体、内容、形式上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弥补文化自信缺失的问题，增强课堂感召力、课程亲和力和针对性。研究呈现出兼顾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特点，在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传播效果、思政教学实效等“讲好中国故事”的子主题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往往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
（3）“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主题——讲哪些中国故事
在讲中国故事是讲什么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五个故事”，即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⑧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或结合理论、或结合形势、或结合热点，对讲哪些中国故事进行了解读、剖析和延展，丰富了中国故事的内涵。
除了在整体上的内容主题研究外，2013年以来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故事题材分布对于理解讲好哪些中国故事具有启示意义，对宏大主题的研究从强调意义论述、定性分析到分类化、具体化、深入化的研究是其必经之路。从对2013年至2021年涉及故事题材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成果的统计可以发现，出现频次最高的故事题材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8篇），说明这是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在故事题材上的兴趣点，也有研究者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⑨其次是战疫故事（4篇）、脱贫扶贫故事（3篇）、新时代的故事（3篇）。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研究与政治和时事的结合与对应。整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的子命题研究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逐渐深入并强化资政功能的趋势。
（4）“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议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在本研究分析的216篇文献中，涉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或如何讲好中国某某故事的研究有134篇，占所有文献的62%，由此可见，大多数研究都以“如何讲好”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体现出“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可分为三种：一是研究实践经验。选择典型性案例进行经验研究，从对经验的梳理、分析和提炼中，得到具有一定借鉴和推广意义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路径、模式等，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产品，包括媒体栏目、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二是借助理论资源。随着对经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从理论角度介入。其中，早期研究首先借助的是宣传或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如议程设置、传播图式、强调传播效果等，或对传播实践主要是内容进行传播学解读。2016年前后转向跨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并开始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种角度，研究对象不仅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内容，也关注人及其文化。近两年借助的理论资源逐渐细化并开始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三是研究讲话精神。解读领导人论述，提炼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将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分为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等几个维度并加以阐释，⑩或将反映形势与政策热点的主题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相结合进行解读。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主题领域，从2013年起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早期研究有较强的经验介绍性质，更多高质量的成果集中出现在2018年以后，以不同学科背景、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参与并聚焦研究为特征。
2.研究框架
从该领域研究论文的研究框架上来看，综合上述“讲好中国故事”的本质核心、价值意蕴、内容主题、方法策略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框架：意义-解读框架、经验-启示框架、问题-对策框架。
意义-解读框架下的研究，一部分是对领导人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相关讲话论述进行解读、阐释，另一部分是对相关热点政策的解读，并将其他国家战略和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例如，如何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梦”等国家战略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意义-解读框架下的研究丰富了研究者对“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主题的认识，解释了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哪些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研究落到实现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目标提供了思想指导。
经验-启示框架主要是概括经验、提炼规律、得到启示。实践经验根据媒介的不同虽各具代表性，侧重于故事产生的不同环节，但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大众传播形式的经验之上，早期研究偏重对于具体经验技巧的介绍，研究形式和方法也较为单一，近期研究更注重传统媒体之外的一些具有“可供性”的经验或现象，如有研究者进行作为中国故事传播中介的“在华留学生”的中介传播研究，⑪对案例的选择也从单个案例研究转向多案例研究，进行获奖作品的聚类分析、群像文本分析等。除当前经验的总结外，有研究者研究历史经验以启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考察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如何讲好“延安故事”对当今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⑫以及20世纪美国、日本争夺国际传播权和树立国家形象的历史经验对于树立本土传播创新的借鉴意义等。⑬
问题-对策框架则是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资源开发、媒体实践、思政教育等领域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研究。总的来看，目前研究关注的问题比较分散，呈现出多学科研究路径的特点，主要研究的问题有话语体系不能与国际接轨、传播效果不理想不精准、叙事风格缺乏创新、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安全受到西方思潮冲击等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策略，通过对这些研究的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可见，研究者提出的对策中，频次较高的有：多元主体、拓宽渠道、转向受众为中心、议题设置、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理念、市场化运作等。
三种研究叙事的框架组织起了目前“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意义-解读框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意义解读和理论指导，经验-启示框架和问题-对策框架相呼应，主要在实践层面，结合各学科的理论进行实用主义倾向的策略研究。
3.研究路径
根据前述的基础关键词和关键词聚类情况，结合对文献的研究，从研究的学科路径上看，“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主要有叙事研究、传播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等三种研究路径。
首先，叙事研究更侧重于故事的创作环节，传播研究更侧重于故事的触达环节。但也有研究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不作清晰的划分，认为“国家叙事”是叙事学视野下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治性传播。⑭戴维·赫尔曼于上世纪90年代在《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角》（1997）中对叙事学的发展演变提出“经典—后经典”的阶段划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立足于印刷文学的“叙事语法”或“叙事诗学”研究，关注作品内部的结构；而后经典叙事学关注的是读者和语境。这两种叙事学研究方向，导致了“讲好中国故事”叙事研究的两条主要路径，一是文本内部的语构分析，二是对情景、叙事者和效果的分析。
其次，传播研究路径受近些年大众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变的影响，早期研究是具有大众传播学底色的国际传播研究，偏重定性化的宏观研究和策略研究，偏重对大众媒介机构特别是国家旗舰级媒体的研究；近几年的研究除继续保持对国际传播的关注，研究者们更加注重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媒介融合有关的研究。 最后，思想政治研究路径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国际政治与外交的角度，将“讲好中国故事”视为一种公共外交，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如何通过文化传统的叙事讲好中国政治发展、治国理政的故事，特别是在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何以“困难”方面，提供了比“媒体问题”更广阔的视野；二是从思政教育的角度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里主要是把“讲”理解为“课堂讲授”。这部分研究相对独立，主要是教学研究，关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技巧、教学效果等。
总的来说，三种学科研究路径都分别在各自学科背景下对“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叙事研究路径聚焦“作品”，传播研究路径聚焦“媒体”，两者联系更为天然、紧密。思想政治研究路径虽然相对独立，但也提供了比“作品”和“媒体”更广的一种思路。
三、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自2013年以来，“讲好中国故事”领域的核心研究成果，立足于国家战略，聚焦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现实需要展开，形成了具有实用性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同时，聚集了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一批研究者，从叙事研究、传播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三种学科研究路径，在意义-解读、经验-启示、问题-对策的研究框架下，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论依据，并不断与时俱进，在逐渐形成自身研究领域的同时，和国家其他重要战略相结合，凸显了学术研究的资政育人的作用。然而，该领域整体的研究质量并不能与数量相匹配。与此同时，和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相比，相关研究也更有迫切需要提升的空间。这种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策可操作性不强
从对“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结论分析中发现，目前的研究虽然在对策中提出要转向受众为中心，强调传播效果，却又鲜有效果研究性质的科学研究；强调内容质量，但也只有少数研究进行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可见，相关研究总体上注重宏观论述，政策解读大于专业研究，只谈“要做什么”，不谈“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这与我国国际传播的政策性特点有关，国际传播被称为“对外传播”或“对外宣传”，其政策性常常大于专业性，在实践中政策和经验的指导多于科学和规律的指导。⑮经验研究多以大众传媒尤其是国家级旗舰媒体为研究对象，少数研究关注到了人际传播、网络传播，但整体上仍以大众传播为主，且多停留于经验剖析，缺乏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成果的外推价值不高。许多研究的对策都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拓宽渠道”，这是典型的停留在大众传播的管道媒介思维。当前媒介已经下沉为社会的“元场域”，对于平台媒介传播的研究成果却很少，或仍然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总的来说，研究成果的同质化程度较高，重政策解读和经验介绍、轻科学研究和理论指导，导致见解相似，缺乏创新和可操作性。
（二）战略与策略的自相矛盾
综合分析发现，目前有一部分研究所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与国家战略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流行的做法是将中国的元素和内容，翻译成不同的外文，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传播。为了追求西方社会的“认可”效果，倒逼故事叙事要具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实则是在讲中国故事的“锦衣”之下，渗透进了西方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讲的是西方框定下的中国故事，甚至只不过是利用中国材料在讲西方故事。对这样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的契合“国际口味”的传播策略必然是削足适履、自我降格的。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目前研究在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传播理念的同时，却存在套用“冷战思维”的国际传播理论的情况。目前研究多批评宣传模式，而转向所谓的国际信息传播模式，但实际上会由此产生一系列尴尬，出现诸如对国际传播理论不加批判地使用的现象。“冷战思维”的国际传播理论，其本身就具有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目前“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中却有不少套用美国国际传播理论和西方媒体经验的策略，不仅不能消除文化边界，反而会制造更多的文化隔阂，势必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理念相矛盾。
（三）理论的错位与缺位
其一，源自西方的具有“冷战思维”底色的国际传播理论的简单套用，使“讲好中国故事”存在理论踏空的风险。回顾传播学的历史不难发现，宣传、国际传播、发展传播学、现代化理论均是战争的产物，将战争中“信息战”的经验延伸到了战后，有强烈的为美国掌握话语权服务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如学者姜飞所言，“冷战”以及基于“冷战”建构的国际传播体制和实践不仅没有消除文化边界，还构建了国与国之间的认知差异以及信息鸿沟，甚至新的信息理解边界/障碍。⑯
其二，目前研究多倚仗的传播学实为大众传播学主流范式，大众传播学的媒介基础是大众传媒，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大众传媒并不能完全代表媒介。彼得斯认为，它们（大众传媒）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但极少被认为有基础性作用，它们是前景而不是背景。⑰不仅不能代表媒介，大众传播学还使得媒介被窄化为信息运输的“管道”，交流就像是通过一根管子把所谓“信息”的物质单位从此地输送到彼地。⑱这种大众传播学视野下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只得将故事传播化约为信息的“5W”模式。随着主流传播技术从广播和电视发展到互联网，情况又回到了历史上曾有过的更为常态的媒介混乱的时代。⑲媒介是制约社会的基础性设施，受众迁移到网络，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假设也由此落空。大众传播学作为一种“插入式”学科，仅是传播学史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中，这种范式仍占据主流，而迟迟不肯退场。即便是传播学在呼唤或者说正在经历范式转型，但“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仍然在大众传播学中“自说自话”。
其三，“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研究关注比较多的是情节叙事。叙事学诞生之初曾被构想为一个超越学科与媒介的研究领域，罗兰·巴特在《叙事结构分析》中表达了跨越媒介叙事的愿景——“叙事是国际性的、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就像生活本身”。⑳但受到热奈特影响，叙事学后来演化为一个专门研究书面文学虚构的项目。正如大众传播学将媒介窄化为管道，叙事学将故事窄化为情节，均与印刷术所带来的书面文化的线性思维和主客体分离有关。有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讲好中国故事”关注的不仅是情节叙事研究，更应该是文化叙事研究。㉑但目前多数研究热衷的仍然是对故事情节的叙事学分析，这显然不能满足国家叙事宏大主题的研究需求。
其四，自主理论建构还需加强。“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始终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经验指导和政策解读为主，借用西方理论较多，较为缺乏能够融通“古今中外”的理论建树。在对西方国际传播理论所蕴涵的“冷战思维”和大众传播理论已失去理论假设的现实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亟待生发于本土实践的理论资源，这不仅需要更多研究去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本体论，也需要传播学、叙事学等学科的本土理论发展，以滋养“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
此外，据前述科学知识图谱显示，目前还存在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机构和作者间的合作几乎为零，学科间融合性研究少，未能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和梯队等问题。总之，与国家战略要求相比，“讲好中国故事”研究还不能及时跟上媒介变化和前沿理论的步伐，研究方法、理论和成果都较为落后，结论往往口号性强、同质化程度高、缺乏可操作性，存在策略与战略矛盾、理论错位与缺位的问题，缺乏跨学科的融合性研究与合作。
面对研究的不足和研究主题的特殊性，或许需要通过破界——学界与业界的紧密合作、融合——不同学科的紧密合作，以及创新——嫁接最新的理论资源等方式实现研究范式的变革。
首先，“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需要学界与业界的破界与联手。前述的图谱显示，目前领域内作者和机构间合作较少，业界与学界之间的合作几乎为零，这种特点导致的结果是，业界仅聚焦于作为组织机构的媒体的内容生产、组织运作等业务话题，必然更多地谈论“经验”而非“规律”，使“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难以具有学术理论深度。而学界则专注于领导人讲话和政策的解读，缺乏对业界经验和实操的感性认识，亟需更多的经验土壤以生发理论贡献。因此，业界与学界需要破除界限、无间合作，由业界提供最新的一手经验材料，注入学界的理论资源和最新研究成果，互相借力，才能促进“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深入和良性发展。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需要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视野。“讲好中国故事”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多面向、多维度的一个研究对象，在叙事研究、传播研究、思想政治研究三种学科进路中，前两者联系紧密，后者相对独立，但“传播”成为了三种学科进路的研究都关注的问题。在对文献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传播”是在所有文献中都频繁出现的话语，这说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意识到了传播的价值，传播问题也弥散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中，成为一个基础性问题。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命题，三种学科之间也需要跨界与破界，通过多学科融合性的研究，去丰富我们对于何为“讲好中国故事”更为整体性的认识，而非各学科圈地自萌、自说自话。多学科一体化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势在必行。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即运用各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摒弃落后的理论资源。如媒介本体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就完全可以应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命题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背后源于这样一种认识——真相并不直接向人们敞开，“中国”是不断被媒介所建构的。
目前研究者对于媒介的实体化理解束缚了研究的想象力，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被深度媒介化，媒介成为支撑社会运转的基础设施，重新发现和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探索媒介是如何打开一个故事空间、让意义汇聚于此并组织各方行动者的，既是运用媒介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摆脱大众传播学线性思维窠臼的关键所在。媒介的物质性对被编码的文本至关重要，这几乎是当代媒介理论的共识。沃尔特·翁奚落了大众传媒空洞的“管道式”的媒介观，似乎信息只是通过管道而不受管道的影响。然而事实上所有的媒介都是具有偏向的，在很多情况下，关于中国故事的误读完全是因为媒介使用不当所造成，甚至是一直不当形成的后果。“讲好中国故事”想要在当今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实现跨越文化、地域边界，就不能不考虑媒介的问题，即研究媒介在什么场景下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介质，而什么情况下则可能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无形的墙壁。沿用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我们可以将媒介这种制约叙事的潜在能力称为媒介的“叙事可供性”。当然，除了媒介本体论以外，还有太多的理论资源可被使用。也由此可见，颠覆原有的思维限制，运用最新理论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性研究才能够成为可能。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②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02）：242-253. ③王昀，陈先红.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7）：17-32+126. ④⑭刘瑞生，王井.“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范式和语境[J].甘肃社会科学，2019（02）：151-159. ⑤陈理.今天的中国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自己的故事[J].党的文献，2016（04）：50-54. ⑥罗自文.新时代视觉传播研究的使命与担当——从“讲好中国故事”说起[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S1）：115-117. ⑦郝亚琳.讲好“中国故事”[J].传媒，2012（03）：70-71. ⑧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重要论述摘编[J].党的文献，2020（01）：3-11. ⑨苏海舟.在伟大时代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8）：72-77. ⑩张子荣.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维度[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2）：26-28+32. ⑪王敏，王令瑶.中国故事的传播中介、传受偏差与传声纠偏——以在华留学生为中介的研究[J].新闻记者，2020（12）：56-68. ⑫邓杰.“延安故事”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4）：76-79. ⑬涂凌波，覃思.讲好中国故事的他国经验与本土创新[J].电视研究，2016（10）：51-53. ⑮邓建.做好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更多研究和更多人才[EB/OL].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69896，2021-6-20. ⑯姜飞.全球传播新生态呼唤国际传播新思想[J].新闻记者，2020（10）：80-86. ⑰⑲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6. ⑱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6. ⑳Roland Barth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J]. New LiteraryHistory，1975.237. ㉑慕羽.在世界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以敦煌题材的舞蹈创作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20，33（02）：1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