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40周年本期访谈嘉宾是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崔向群。作为“老三届”，崔向群教授在“文革”期间下乡，1972年进入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了中科院天文仪器专业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国，后又归国投身于科研事业，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她身上，我们见证了时代巨大变迁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崔向群，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二届（2010-2014）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南极天文中心副主任，国际天文学会（IAU）光学红外技术分会组委，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南极天文和天体物理学（AAA）科学规划组成员。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谈第五期邀请到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崔向群，曾任南极巡天望远镜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国内LAMOST（郭守敬望远镜）的总工程师。访谈崔院士的是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众享科技区块链实验室主任颜嘉麒博士。
崔向群出生于1951年，“文革”爆发那年她刚上初三，只能离开学校下乡当知青。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她在下乡时自学高中物理和数学，并于1972年成为华东工程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前身）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她成为江西大茅山5318厂的一名工人。1977年，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也在随后恢复，崔向群从广播里获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考了中科院天文仪器专业，成为恢复研究生考试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中科院派崔向群公派到英国深造，她后来在德国慕尼黑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了八年。1994年，LAMOST工程启动，崔向群被召回国，担任成为LAMOST总工程师，成功研制了世界上新型的最大口径的大视场和光谱获取率最高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为中国在大样本天文学特别是宇宙大尺度结构、暗能量探索和银河系形成演化研究走到国际前沿创建了平台。
改革开放让崔院士这样有科学理想的人重新读书，有机会可以学以致用施展所长，不仅在大科学装置方面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又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社会民众知识分子发声。谈及这40多年的人生经历，崔院士感叹，人生本来就是不定的，重要的还是能坚持学习，干一行爱一行。
颜嘉麒（以下简称“问”）：崔院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谈。您在“文革”期间下乡，到1972年进入大学学习，再到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国，后又归国投身于科研事业，时代巨大变迁让您的人生发生了多次转折，您能与我们分享这些经历吗？
崔向群（以下简称“答”）：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学习革命先烈，要有抱负，为国家努力学习。
“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们不仅不能读书了，还要批判老师，“红卫兵”破四旧，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让我困惑了，感觉没那么有希望了。“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我正初三，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一起被称作“老三届”。有些学生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结果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读书学习，后来要去下乡。一开始大家都满怀革命情怀，走的时候还唱着歌，可到了农村之后就有人哭，特别是低年级初中生，完全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我当了三年知青后，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学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是1972年的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只需要简单考试，不过我当知青时抽空自学了数学和物理，知青高中生有课本，就请教他们。
我在建设兵团当知青，我的好朋友就是赤脚医生，我们天天看赤脚医生手册，还相互扎针灸学习，要是能去学医，我会很高兴。72年连队推荐我是去上海第二医学院，但领导找我谈话说，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上学最好让上海知青去，要让上海知青家长满意，于是要我和一个上海知青换了，被换到华东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南理工。
我的华东工程学院报到证上写的是计算机专业，我也很高兴，计算机也是先进专业。等我到去报到时，学校又说：“你被换到光学仪器了”。我有点不愉快，心想学医学不成，计算机也学不成，来学这个光学仪器。当时学的军用光学器、火炮上的瞄准镜、军舰上的测距仪、打飞机的测距仪、炮队镜、指挥员用的双筒望远镜，都是军事上用的，当时我对光学仪器没多少认知。
华东工程学院前身是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是从哈军工分出来的，老师教学很认真，还穿着旧军装，学校是军事化管理，吃饭要排队，上课也要排队。一入学就进行数理化摸底考试，我没有上初三，没学过化学，结果化学考了零分，数学和物理都很好。
当年工农兵大学生群体差异很大，有的小学毕业，有的高中毕业，完全在于愿不愿意学习。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有的人本可以考更好的大学、选更好的专业。我因为想读书，当知青时就自学，到了大学更觉得来之不易，赶紧学习，很是珍惜。除了上课，我会去图书馆借参考书来看，特别是物理，我对物理光学、力学特别感兴趣。后来普通物理考试，全班就两个一百分，我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老高三。现在回忆起来，人生是很不确定的，完全碰来碰去，但不管学什么，只要你好好学，对它产生兴趣了，学一行爱一行就好了。问：您大学毕业后，坚持要到偏远的江西新光光学仪器厂（5318厂）工作。当时为什么要到山里去，而不留在城市里呢？
答：1975年我大学毕业，一开始被分到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我原来就在江西当知青。学校老师认为，崔向群是又红又专的学生，德才兼备，学习好还参加体育比赛，他们希望我留校，但江西省国防工办不同意。我去办手续离校时，老师说他都跟江西省国防工办交涉了三次，都不同意我留校，只好放我走了。我心里面还蛮高兴的，当时教育认为你学什么就要用什么，我们觉得到工厂去是最好的，因为学以致用。
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是一个很大的飞机制造厂。我想早点去工作，毕业回了趟家就直接去江西省国防工办报到，正赶上国庆节前。拿报到证时，对方告诉我要去洪都机械厂，我说：“我又不是学飞机的，怎么叫我到飞机制造厂呢，我学了光学仪器就应该到光学仪器厂，我知道有同学都分到了大茅山5318厂。”大茅山在浙江江西交界地方，非常偏僻。他说：“那个山沟里你愿意去啊？”我说：“我愿意去，我的专业就是这个，江西就只有那个工厂是对口的。”他说：“这在南昌，可是省会啊。”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些，说：“请你帮我改到大茅山5318厂。”他说：“我给你改是可以的，改了你可不能后悔哦”我心想，一个人总觉得自己要有用、要学以致用，我说：“我不后悔。”就那么短短几分钟，人生的路就改变了。
5318厂在江西大茅山德兴县花桥公社，现在可能叫花桥镇，交通很不方便，先坐火车到上饶住一晚上，到德兴县坐汽车翻山越岭，县城很小，只有一条街（现在有个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的铜矿），在县里要住一晚上，再坐汽车到花桥公社，走上三里路，才到那个工厂。到了那个工厂，我就开始有点泄气了。组织科办事员问我：“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这些人想出去都出不去。”我看走了那么多路，听了她的话，心里面也有点嘀咕了，说：“那我不报到了。”办事员说：“你都报到了，不能走了。”这就把我“拴”住了。
我被分到光学车间，工作是去球面班去磨透镜，这才知道是让我当工人。当时军工厂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大学生，很多是清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光学车间技术组就有两个北大物理系的、一个浙江大学光学系的。大学生太多了，工农兵大学生算什么？当然只能当工人了。我心里后悔了，拼着命跑到这里来要发挥作用，来了只能当工人。
后来我也想通了，觉得能尽力就尽力，就想办法改革车间里面的工具，手动的改成电动的，全经典抛光改成高速抛光，一个扬州机修工老师傅聪明手又巧，我画图让他帮我做。光学车间工人们还用手捏火漆，每天几个人边聊天边捏火漆，我就想办法做了一个火漆机，效率又高又一致；有些工作要用脚像踩缝纫机一样踩，就把它改成电机；手修的工人手推透镜手都变形了，我做一个工具卡给他们用，不就轻松了吗？我到处去调研高速抛光，将闲置的高抛机也用起来，做这些小改小革，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建院初期，解放军帮助盖木板房和铺马路
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前后是否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答：1977年我报考了研究生，这个印象很深刻。恢复高考是1977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也是那年。1977年，我听喇叭广播说要恢复高考，很高兴，心想我要再去考大学，就准备复习参加高考了。没过多久广播里说可以考研究生了，我就想去考研究生。我骑着自行车，跑了40里山路去德兴县城报名。1977年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还不需要单位批准，但单位领导并不高兴我去报考。1978年就需要单位批准了，如果迟一年，我恐怕就出不来了，也有一些人因此没有考成。和我关系好的一对夫妇，妻子是1968年北大物理系毕业的，丈夫是1966年清华大学光学系毕业的，他们改革开放后才调到大学当教授。
我报考研究生，有人说：“就凭你还能考研究生？”我说我想试试看，我一直觉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能考上好大学。“文化大革命”后，大家没了读书的机会，就算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报考研究生后，我平时的工作还是很重，每周六天工作日，每天至少要上十个小时班，有时还要加班，复习只能利用休息时间。
1977年我通过了报名，1978年全国统考笔试。我学的光学专业，那时只有中国科学院招生，我小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对天文有些兴趣，而光学仪器可以与天文结合，就走到天文光学这个领域来了。1978年，我拿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很多工人姐妹都为我高兴。不知道怎么的，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总觉得又一个路程要开始了，有一种压力感、或是焦虑。我听说120多人报名，才招收8个，我的同学之前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农村，有的当老师，还有的在边疆，很多人当时都是30多岁的老大学生，我是最小的，还是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差，因此压力很大。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特殊，老师辈的人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很多人在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也有很多人受到过伤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欢欣鼓舞，觉得抱负、事业可以实现了。1978年开科学大会，也是科学的春天，这是知识分子最高兴的事。我也觉得可以发挥作用、报效祖国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政治运动，重新读书、报效祖国，真的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邓小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前生活条件都很差，大家觉得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挺好，你差我也差都心安理得。但从国家发展来讲，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不能否认，建LAMOST时，我们购买有关设备和加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轴承厂、机床厂、造船厂起了很大作用。但改革开放后，国家才开始往现代化方向真正迈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的成绩非常大。
1980年，崔向群与研究生同学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实习时的合影
问：您是什么机会到英国去留学的？初到国外当时有没有什么印象？
答：1985年，我被被中科院选派赴英国Jodrell Bank射电天文台访问学习了一年多，后来我受聘于欧洲南方天文台，在德国待了近八年，一共在国外待了九年。 在国外，我也不断和国内比较。当时刚去英国一下飞机就看到伦敦高速公路，我就感概得不得了，欧洲的很发达很先进，我们和他们差距真的很大。我在德国呆的时间最长，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和认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对人互相尊重，不像当时中国的工厂里，做设计就比做工艺高人一等，搞理论比搞应用人高一等，学习好的人都去学理论，其实学医也要学习好的人，学制造工艺也要学习好的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比人家差，外表粗糙，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我认为是对制造工艺和质量不重视，只求能用就行了。
我1994年回国时觉得，中国高技术发展卡脖子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和设计上，卡在工艺上的更多。我们做LAMOST时很多精度要求很高的传感器、微型电机、特殊光学材料材都得去国外买。在国内，我们得在1万个传感器里面选几十个，代价太大了，只好去进口，而这些都是国家基础工业的体现。这一方面我们还需继续努力，不像现在有人说没有差距了，甚至有人说超过了，我觉得改革开放四十年，差距缩小了很多，但许多方面还很大。
在国外，我另外一个感触是他们也经常会抱怨政府，当时我所在天文台有的英国人骂撒切尔夫人“把什么东西都公有化”，可知很难有什么事情会令所有人满意。因此，每个社会和制度都有优缺点，没有问题才奇怪。问：您1986年受聘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家人都在国外，什么样的契机让您1994年回国呢？
答：这我就要讲LAMOST了。1994年，我收到著名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王绶琯和苏定强的来信，两位院士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以及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LAMOST的创新构想，项目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希望我能回国。我是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去到英国去，在德国以后自己找了工作，但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就有责任回来做。我回国时，LAMOST项目还没具体定下来。 1994年回国，我也受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因为大使馆到我们那里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涵，我们听到了还是很受鼓舞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就留在国外。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了以后，我们又感觉到国家要开始大力发展，而且也需要人，这也是大势所趋。此外，我还听说1995年国家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要拿出一大笔钱，据说要拿出20亿人民币来搞大科学装置，这说明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也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国家这个钱很不容易拿出来，确实要把它搞好。 讲到回国，当时国内和国外有很大差距，首先是工资一下子少了很多。在国外一个月工资相当于几万元人民币，当时我回国一个月工资才799.5元，房子也才50多平米，职称也没因回国特别提升。但我们心目中有学习的榜样，像邓稼先那些科学家前辈，因此认为国家把你派出去你就得回国报效祖国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也不是我一个，90年代回来的那一批人都这样。 更重要的是，我回国后到英国去参加国际会议，深切感受到LAMOST这个方案在国际天文界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解决了几十年来大视场望远镜（即视场最大的施密特望远镜）做不大口径的瓶颈。我和褚耀泉教授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做了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会议期间很多人都来跟我们讨论，他们都很称赞，也很激动，说“施密特望远镜又活了”。大视场望远镜口径做大之后，不仅可以看到更多天体目标，也就可以看得深远了。我们的计划是同时观测4000个目标，之前只有600个目标，这就上了一个数量级。刚开始这个方案是王绶琯跟苏定强讨论出来的，我没有参与。但我去做了这个报告过后，我深深地认识到，这个想法是中国人想出来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望远镜的类型是中国人想出来的，LAMOST可以观测这么多的天体目标，解决了大量天体光谱的观测问题，不仅把大视场望远镜的口径变大，还不花很多钱，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现在拿到全世界来看，也是很聪明的方案，有的国外的专家跟我说这个方案简直“too clever！”。 LAMOST全景 问：回国后，您担任LAMOST等一系列国家大型天文科学仪器的总工程师和负责人，研发过程中，您和团队遇到过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克服的？这个过程为中国研发大型科学仪器带来了哪些经验？ 答：当时要把这个方案变为现实，是很困难的。 我们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技术困难。一是要把这个望远镜做出来，就必须让那个5.7米X4.4米的大反射改正镜在观测过程中曲面形状不断精确变化（主动变形的反射镜曲面精度可与磨制出来的光学镜面要求一样高，即20几纳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三千分之一），这种光学系统之前还没有。看看我们的照相机、望远镜，它们的透镜或反射镜形状会按照我们的想法随时改变吗？到现在也只有LAMOST做到了，它是一个新的光学系统，这就是LAMOST非常厉害的地方，它用的是主动光学技术，但是对主动光学新的应用和开拓。当年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搞的就是主动光学技术，即8.2米的主动可变形镜，仅用主动光学校正镜子的重力和温度变化引起的变形，这和我们LAMOST用到的主动光学不完全一样。另外，这块大反射镜是24块1.1米的六角形小反射镜拼接而成的，即这块大的变形镜面同时还要时时保证拼接成像一块镜子一样。美国首先建成了拼接镜面的大望远镜（10米望远镜），但是每块子镜面不变形。再有，LAMOST的两块大镜面都是拼接而成的（另外一块6.67米X6.05米的主镜是由37块1.1米的六角形镜面拼接的）。当年LAMOST如用一块直径5米的镜子、还有一块6米5的镜子，两块镜子就要把整个LAMOST项目的钱占得差不多了，我们只能都用拼接的经费才够，这样就逼着只能做还没有人做过的这些事情。第二个技术难点就是4000根光纤定位。还要做16台光谱仪，里面还有32块CCD还有光纤，当年一共考虑了十几种方案，最后采用的是中国科技大学老师提出分小区并行可控的方案，4000根光纤单元放在焦面上，每换一个天区，这4000根光纤要重新移动精确对准这个天区的最多4000颗星（精度要求是十几微米，是头发丝的几分之一）。这成千根光纤的快速精确定位别人也没有做过。这两件事情，主动光学控制的光学系统和成千根光纤定位，都是没有人做过的。只要这两个关键技术解决，这个望远镜方案就能实现了。我们从1998年正式做中间实验，到2004年才把技术难关克服。2005年国际评估时，国际专家很吃惊，2008年落成时他们也很吃惊，现在来看仍觉得非常震撼。 其次是队伍建设和稳定困难。上世纪90年代科研人员的工资很少，我们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外资企业，一个月可以拿1万元工资，我们在科学院工作的研究员才1千元左右工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实施后，每年工资就涨得快些，后来好多了。）当时人都留不住。我尽量为科研人员争取待遇，还要把氛围搞好，跟大家强调工作的意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和概念，激励我们一定要去把它实现，把它做出来，我们不吹牛，脚踏实地地做，有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另外，我们还面临很大的外界压力，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自己困难很大，外界的舆论压力也大，我们是在质疑声中把LAMOST做出来的。为了不动摇军心，我尽可能起过滤器的作用，一定不能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受到过多的干扰，这是我的经验。问：大型天文仪器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被称为“国之重器”，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功能强大的科研仪器。您如何看待这几年大科学装置的持续发展建设？中国科学界应该怎样更好地建设好和使用好大科学装置？ 答：大科学装置首先要保证为基础科学提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平台。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是要做实验的，比如望远镜就是天文做实验的工具，加速器是粒子物理要做实验的平台，要有先进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做前沿工作。此外大科学装置又是高技术发展的体现，要有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同时促进我们国家高技术能力的提升。发改委说大科学装置具有双重属性，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大科学装置需要不断培养人才，国家的钱不能乱用，管理体制也要很好。 河北省承德市中国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星空下的LAMOST 问：最后回到改革开放的话题上来，改革开放40年您全程参与，您回头看如何评价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的后半程该如何发力？ 答：改革开放40年非常值得纪念，我们应该回顾总结，再看中国未来该怎么发展。改革开放成就非常大，还要不断地改革开放。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是完善的，只要它方向是对的，就不断朝前走。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就是让国家不断现代化，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之路需要完善的地方，我觉得主要是解决贫富差距太大，要想办法健全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完善，怎么让民众有幸福感？如何能缩小贫富差距？很多人看病就看穷了，我们要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事情做好。 对于改革开放的展望，我觉得就是不断完善和坚持，不断朝前走，不能因为有一点问题就否定了、不走了。改革就是要探索一条效率高又不容易出问题的道路，这个过程是探索性的，就像我们学数学优化方法，最简单就是瞎子爬坡法，走不通就要拐一个弯，当然我的比喻不一定准确恰当。改革也是这样，也是不断尝试。
[1]LAMOST，郭守敬望远镜，是用于捕获天体光谱信息的大型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和光谱获取能力最强的望远镜。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郭守敬望远镜的研制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研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其视场为五度(相近口径的常规天文望远镜视场小于一度)，主镜口径大于六米，光学系统由反射改正镜、球面镜主镜和焦面三个部分构成，单次观测最多可同时获得四千个天体光谱。LAMOST研制成功，成为目前大口径兼备大视场光学望远镜的世界之最和当前世界上获取天体光谱能力最强大的天文观测设备，将对宇宙起源、星系形成与演化、银河系结构、恒星形成与演化等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人类研究宇宙，就像蚂蚁研究人类一样困难——只有研制出既能看得“深”、又能看得“广” 的望远镜，才能对茫茫苍穹进行“人口普查”，揭示宇宙演化奥秘。 [2]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其科学技术目标必须面向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