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由《阅读·决策智库》供稿
•对智库来说，如何生产有价值的思想产品、培养公众学会分享思想产品，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
•我们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旋转门”，根据智库的需要吸纳人才。
•平时的研究是智库深入的表现，突发事件爆发后的反应则体现了智库的灵活性。
访谈嘉宾
周晓虹 紫金传媒智库主任。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闵学勤 紫金传媒智库秘书长。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公共社会学和社会统计学。
2015年7月，江苏紫金传媒智库落户南大。紫金传媒智库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牵头组建，由南大携手江苏省四大文化企业和传媒集团，整合社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科力量创建而成。致力于及时了解民情民生和公众社会心态的变迁，精准高效地向政府提供战略咨询，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是紫金传媒智库成立的初衷，也是其承载的时代使命。7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同期发布紫金传媒智库《2015中国股市风暴调查——中期报告》，当天紫金传媒百度搜索量就超过百万。这是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史上一件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事件。“紫金”如何定位新型智库？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紫金”的迅速崛起？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紫金”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北有重阳南有紫金”是否会成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一大景观？中国智库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为探访“紫金”以及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之路，《阅读·决策智库》记者对紫金传媒智库院长周晓虹教授。
中国新型智库“紫金”样本
本刊：感谢周院长、闵秘书长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学者，能否请您谈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新型”的理解，以及“紫金”的“新”是如何体现的？
周晓虹：所谓“新”，是参照“旧”而言的。中国很早就有智库，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规模很大，有5000人，而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其世界排名在第27位。应该说，其人数规模和影响力是不成正比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发展定位不太准确，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不够凸显，而这一点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社会所迫切需求的。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机构运作方式。我们重点着力的是打造新型智库，对独立性有所要求的智库。
紫金传媒智库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南京大学所属的研究机构，二是在江苏省民政厅注册的民办非营利机构（以下简称民非）。民非的好处是在运作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根据自己的性质而非仅参考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研究。我们的资金来源不仅是学校下拨的科研经费，研究人员也不仅仅是学校人事处按程序招聘的人员。我们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旋转门”，根据智库的需要吸纳人才。当然我们也利用南大博士后系统招募博士后，从南京四大传媒、政府机构等合作单位引进高学历、高科研能力人员，即把人才“旋进来”。研究结束后他们也可以“旋出去”，我们为他们去政府宣传部门、高校研究机构、顶级媒体等单位搭建了桥梁。这是我们机制上比较新的地方。
本刊：我们知道，紫金传媒刚刚组建就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比如前不久在人民网、新华网同期发布的《2015中国股市风暴调查——中期报告》，能否请您简要谈一谈这份报告的出炉情况以及对紫金传媒后期项目开展的意义？紫金传媒的重点研究或者说建设项目和关注问题有哪些，它们是如何选取的？
闵学勤：做这个选题有几个考虑因素。第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我们是在政府重拳出击救市的第3天（7月8日）立项的，那天也正是智库首届理事会召开日。政府重拳出击救市后股市仍旧大跌，股民的信心很可能已跌倒谷底。紫金传媒智库以舆论与社会舆心态、传播与政府形象、风险与公共危机为研究方向，关注此次股市风暴当属情理之中。当天已是周三，距离下周一开市只有短短5天时间，我们迅速集结力量进入了“实战状态”。社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联手出击。当天下午出好问卷，第二天调集社会学院和新传院共50台机器开始全国八大城市的随机抽样电访。信管院院长孙建军教授调集了所有研究人员连夜分析舆情大数据，与我们的抽样调查相结合，使调查对象涵盖了股民、普通群众、专业人士等各种群体，调查更具代表性。最终，我们用不到48小时，电访了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沈阳、大原、苏州、苏州和徐州等八个城市的1153个样本，连夜开展分析，其他三个学院的教授们同步从各自学科视角对这次股市风暴进行全方位舆情分析：信管院负责分析网络大数据舆情，新传院负责分析媒体在股灾中表现及舆情的推动作用，政府管理学院负责研究此次金融突发事件下的政府应急治理情况。此就彰显了多学院跨学科合作的强大整合力。最终，我们在周一（7月13日）上午拿出了近五万字的舆情分析报告。当天下午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媒体发布，晚上用自媒体、新媒体推送。周二报告就被提交到了省领导手中，周三呈到中宣部、中央办公厅。通过这一事件，紫金传媒智库的百度搜索量在报告发布的第一天就突破了百万，迅速提升了影响力。
虽然之前我们社会学院也在短时间做过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报告，如对SARS现象等的分析，但像这样在极短时间内打造具有复合影响力的报告还是第一次，这归功于整个智库团队的强大整合力量。
周晓虹：今后紫金智库的发展也是涵盖两方面的：一是日常的运作。我们会根据国家和江苏省重点关注的议题，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来研究，并构成常规的研究成果。做常规研究的有15～20人，如闵老师在做“公众的政治参与”，我在做“后奥运时代百姓心态的变迁”等，我们希望通过各自的努力以各种形式源源不断产生新成果。二是时刻准备迎接突发事件。当遇到突发事件要“联手”打造影响力。平时的研究是智库深入的表现，突发事件爆发后的反应则体现了智库的灵活性。通俗讲就是“长枪短炮都要兼顾”。我相信如果这样“长短结合”地坚持下去，做出更多成果帮助公众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势、问题、矛盾，“紫金”的影响力会持久地生发效应。
本刊：资料显示，紫金传媒智库的着眼点主要在“舆情与社会心态、网络管理与大数据”，并且冠以“传媒”二字，能否简单介绍下紫金传媒智库定位的独特之处，以及组织架构、发展规划和实施战略？
周晓虹：冠以“传媒”之名与民非注册的要求有关，民非注册要求必须突显一定的行业特征。当然，这也与出资方有关。“紫金”的出资方是江苏省四大文化企业和传媒集团，今后我们可能会更多地关心与传媒发展、舆论、民众社会心态相关的议题。但我们在建立之初并不希望仅限于此，即以传媒为主而不局限于传媒。我们目前有四个研究中心：舆论与社会心态研究中心、互联网与传媒发展研究中心、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中心、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还拥有一个博士后工作站。可以说，目前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都被涵盖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中。以后我们还将有意识地引进法学、经济学的人才或以多种方式与相关机构开展合作，全面强化“紫金”传媒智库的研究力量。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门”是打开的，我们的研究模式是新型的。
闵学勤：目前中国的新型智库比较活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他们立院的理论宗旨是“大金融”理论，研究范围和系列产品多涉及金融改革和经济运行等方面。而我们将聚焦社会发展、信息传播、公共管理等社会层面的问题，即便切入经济领域也借助社会科学的视角。随着紫金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持续推进和发声，或许今后可能出现“北重阳南紫金”的发展局面，这当然也是我们乐见其成的。
培育“阅听人”，形成一个思想的市场
本刊：据相关资料，中国智库95%是官方智库，5%是民间智库,两位专家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间智库应该如何成功运营？智库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如何体现？
周晓虹：在中国成功运营民间智库需要两个要素：第一，宏观的政治体制方面，要有一定的政治宽容度，这是民间智库运营的前提。第二，要有资金。在美国，民间智库的发达是与美国社会的整个运行机制匹配的。美国有很多活跃的民间团体、金融机构、财团等，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度和支持度都很高。如最早的福特基金会，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就拿出钱来研究社会现象，这充分显示了它们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各种NGO（非政府组织）、社会机构建立基金会，为智库投入基金，包含政府的各种机构购买智库产品的现象会增加，这样，民间智库的比例就会相应增大，独立性也会逐步显现，这也是十八大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
闵学勤：智库从社会事实出发，最终目的是提供决策思想和问题解决方案，这需要有开放的思想市场。而中国的思想市场目前处于初级阶段，还远谈不上成熟，如果强行提高民间智库的比例，大部分难以持续。
周晓虹：闵老师讲的思想市场的主体其实就是指中等收入群体即西方所称的中产阶级“阅听人”。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依附于政治权力，且没有“群意识”、“没有政治参与的管道和能力”，但如果我们不将政治参与狭隘地理解为政权或政党运动，而是宽泛地理解为制定、贯彻、影响或改变公共政策的活动，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现在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且借助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流动的频繁，其他阶层向其转化成为可能，如此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发展问题、规律、走向有关注、有热情，并且意识到通过共同的努力能够推动改变。这群人即使不是中产阶级，也起码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宏大问题有兴趣，并且意识到国家发展与自己之间的责任关系。如果这群人的数量增长得快，那么思想的市场就会形成。思想的市场形成后，民间智库提供的产品就会有消费的对象，继而社会、商业甚至政府等机构来购买智库产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现在即使有很多人来投资，但产品没有人来消费，没有人去接受，那么投入就可能缺少意义，做这些事情的人的成就感也会降低。
我们做智库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培育"阅听人"。思想产品的分享是一个过程。马克思曾经说，所有的需求以及需求被满足的方式都是历史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民众对思想产品的需求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思想库和智库，更多的投资者，更好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这个市场形成的就会快一点。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
闵学勤：“阅听人”不仅愿意听到你的政见、思想，并且他们会认为由此可以改变社会。
周晓虹：对，这是思想市场形成的重要前提。人们不仅意识到“这是问题之所在”，而是意识到“可以根据共同努力来改变现状”。在界定某种社会问题之前，它们并非不存在，只是可能没被大家意识到，社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其实也是大家交流的结果。通过大家的不断谈论，引发高的关注度，并且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就被建构出来了。譬如人口问题，毛泽东时代没有人认为它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后来在历史背景的发展下，人们开始关注和谈论，问题就形成了。
如果没有分享思想成果的人存在，如果没有这些人深信通过我们共同的行动使世界或者社会变得更美好，那么社会就得不到发展，智库就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
本刊：对于智库来说，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阅听人”这个思想市场的主体应该如何培育？
周晓虹：对智库来说，怎样生产更好的思想产品，培养公众分享思想产品，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公众”是多义的，包括政府官员和决策者，他们是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意识到智库的作用，对智库生产的产品有分享的意识，并且同时在实践中间转化为政策。
关于如何“培育”的问题，我认为一是要通过思想产品的推送，在与“阅听人”的互动中产生新的话题，意识到公众想知道什么，并为之继续提供产品。二是通过智库的思想产品转化为公共政策，让更多的人看到思想的力量，只有看到思想的力量，才能对思想产生兴趣和崇拜。三是智库的产品应该成为公众间沟通的桥梁，通过智库把民众的思想告诉政府，也让民众知道政府的想法，两者相互交流并逐渐了解彼此。随着互动的增多，民众对思想的享受、分享的乐趣就会提高，这样“阅听人”的规模也会增大。
用思想改变世界
本刊：智库不仅影响民众思想，也对政治思想和决策乃至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公共外交”已被列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开展好“智库外交”对掌握国际话语权影响重大。两位专家如何理解“智库外交”？以中国目前智库建设的基本情况，应该如何开展好“智库外交”？
周晓虹：“智库外交”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顾名思义，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包括国策的制定和影响，可以通过智库去影响对方。譬如中国有一个想法，由领导人去说不合适，就可以由智库出面去告知对方国家的智库。如果当年有中国智库，可能中美建交就不需要绕道巴基斯坦了。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两个国家的智库就可以扮演一定的外交角色。
第二，“智库外交”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影响他国智库，使得本国的意图能够起到改变他国政策的作用。这是顶级的智库才能做到的。如今棘手的南海问题，如果我们的智库能够很好地发声，就有可能改变南海诸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智库外交”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当然，对应的，智库也可以改变、完善本国的外交政策。
闵学勤：中国智库研究人员在国际上发声其实是是中国国家影响力的体现。如果智库研究人员拥有足够的实力并能发挥应有的功用，那么在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同时也事实上提升了国家的影响力。现在“智库”看起来很热，甚至有人说像“大跃进”，但如果真能跑出几匹好马，到国际舞台上去亮亮相，对提升国家影响力是很有意义的。
周晓虹：“智库外交”是民间外交、软外交，是思想实力的体现。这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力量的逐渐重视，体现了国家意识到应该让社会思想更有活力，体现了国家希望了解公众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看法，也希望发挥社会思想对他国思想的影响力。
闵学勤：国家对社会从管控、管理到治理，这是治国理政思维的变化。治理需要深入民间，也需要有代表性的声音。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开放了，逐步发展到社会的开放，甚至我们可以乐观期待着思想的开放。
本刊：思想的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已经不能适应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的时代发展要求。您认为大学和智库，谁应该更多地承担起推动思想开放的社会责任？在现代大学制度还未完全建构之前，依托大学资源建构的智库会否会面临体制机制困境？该如何突围？
周晓虹：传统大学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即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不太注重对社会的参与。智库不一样，智库的生存前提就是为现实的社会、经济运作等提供知识支援。这就涉及的到把研究人员对某一个领域的认识、知识转化为公共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智库确实是和一般大学的研究机构不同，在满足社会对思想的即时需求方面具有更多的功能。
紫金传媒智库的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领域。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的起始、公众的心态、舆论的看法梳理出脉络，那么对问题的解决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会或多或少将产生影响。
现在的大学智库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包括紫金智库可能会遭遇的问题是现在的评价体系。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很简单，不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只问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比较单一，比如论文和著作，这会影响到大学教师的工作取向。要想完成知识和思想的转化，更多地满足和服务社会需要，要有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学本身应该把评价体系多元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承固然是重要方面，但知识怎么运用于社会也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可以通过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旋转门”邀请来的研究人员来规避这个问题，对他们可以不用仅看学术成果的方式考核，更多看重在现有知识的运用和转化方面的贡献。我们“紫金”研究人员的目的就是在特定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公共决策，我想这会逐步引导评价体系的变化，这也是智库的使命之一。像美国很多高校教师都有“学术假”，这个假期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学术去向，比如去一些智库进行研究，智库也会聘用一些退休的政治家和官员，同时智库的从业人员也可能返回大学，他们的机制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希望学习借鉴他们的方法并不断取舍，来改进自己的机制，建出有自己特色的新型智库。
本刊：最后，能请两位专家谈谈对智库核心竞争力的理解吗？
周晓虹：我认为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换句话说，对于一件发生的事情，此智库发声之后别人就觉得没话可说。没话可说不是不让别人说，而是你的声音在此领域已经做到了权威。当然在发声的力度之外，还有发声的持续性。一个智库有没有影响力，还在于其是否能有持续性是对应的。当然这是长期建构才会有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应的人才和资金作为支持。现在钱不是很大的困难，人才是第一位的。人才的引进主要靠机制的吸引。在当今时代，机制很重要。
闵学勤：智库核心竞争力，从全球智库相同的评价标准来看，关键的一点在于独立发声。不是代表政府、高校、个人，而是独立的、权威的、公正的声音。可能更多地站在公众视角，但尽力做到独立、公正，发出理性的学术声音，这个平衡很难把握。也就是说，在“走出去”的时候，我们需要吸纳东西方文化，保持客观中立“兼收”的立场。
本刊：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言论，让我们看到了紫金传媒智库正在探索的一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型道路。这是一条思想者之路。我们期待它在中国智库发展史上留下更加激动人心的澎湃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