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造就了诸多为世界所观察到的“中国奇迹”，这之中就嵌套有一项涵民生之意的经济事务，即是得益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两大制度改革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市场所造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其促使着中国各大城市推出了大量成片建设的商品房社区，并逐渐构成了城市居民以商品房为主导、多种住房形式并存的居住格局。
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和形态，也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整个生存结构和生活机会，并进而深刻影响和形塑了城市社区结构力量的构型。
这种构型的背后就是王宁（2018）在《后单位制时代,“单位人”转变成了什么人》一文中所言的“单位制”的逐渐解体，人们开始了“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逐渐分离的态势。因此，人们也同步由“单位人”转向了“社区人”，原本分类整合的城市人口成为了分解到各个社区中的“原子化个体”。比如，在城市居民生活小区中随处可见的“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之类的标语就反映出人们作为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
从宏观社会发展看，自有市场制度以来，健康社会发展往往是在（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方互动与平衡的框架下取得的。如陈鹏（2015）在《商品房社区治理创新》一文中所言，社区呈现出的国家（街居系统与住建/房管系统）、市场（开发商与物业公司）与社会（业主群体及其自治组织）三种基本力量构成的主体结构样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博弈，使其自然地成为了中国本土社会宏观结构的微观基础。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见到多数人们不同程度地游离或疏远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而上述的“游离”与“疏远”之貌的呈现，其后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物业盛行的“戾气”：当我们在搜索引擎中键入“物业”与“业主”两词作为关键词，频频跳出与之产生链接的多是“不作为”、“冤家”、“吵”、“斗”、“罪”等戾气漫溢的热搜词。
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微观构成要素的社区中频频上演着的“市场（物业）”与“社会（业主）”的冲突即是健康社会平衡三角中的两角在整体意义上的对立，这势必会加剧“社区人”意识的淡薄以及由此强化人们对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缺乏认同的心理，进而极大程度上破坏人们对其所栖居的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情感寄托，造成潜在的社会风险。
在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型背景下，我们本土社会出现了社会信任资源缺失的状态，在中国信任危机已经到来的当下，因为物业存在的普遍性“戾气”，中国人在本土人类世界的外显——商品房社区中确实经历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谈到的“对（人们的身体、自我以及它们的延伸：财产、邻里关系和共同体的）不安全性（unsafety）”的存在性体验。
实际上，早在二零一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这里的美好生活就涵盖了人们对于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的期盼。学理层面讲来，“舒适”与“优美”所指向的并非局限于人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所安放的物理空间，更多在于人现象学意义上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所诗意栖居的文化空间。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纵深推进，更多的农村人口抑或是据七次人口普查所示的全国境内高达3.7亿的流动人口都会逐渐嵌套于城镇的商住房空间开始个体或家庭的生活，因此房地产市场规模势必越来越大，其发展变化不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但如孙希磊与高春花（2011）在《哈维对城市空间不平等的哲学批判》一文中所论，资本永远都无一例外地追求其利益最大化，遵循着增值逻辑来运作。资本运行于城市空间，一方面经由地产商对于商业地产项目的开发完成了大量的城市空间生产；另一方面，经由大量房地产企业及其附属物业公司共同构筑的“父子兵体制”物业管理生态格局侵袭了民生和叨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
因此，要真正意义上帮助人们在城市社区中冲破“物的牢笼”，构建真正意义上“为人”的空间，就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着力来打破当下小区之内“市场”与“社会”关系失衡导致形成的“暴戾资本化”模式，在商品房社区导入国家和市场竞争力量，彻底阻断物业越暴戾越得利的“造血机制”，将社区由社会风险的一个主要汇集地转化为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毕竟，从基本的机理上讲，时代特征、社会风险和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的关系，似乎是一种互为因果性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联机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似乎都将对其他的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并最终形塑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处境（更多的理论阐释可见笔者2018年发表于《科学学研究》的《中国社会信任与社会风险透视 — 基于知识图谱的视角》一文）。
因此，在资本向空间注入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将纷繁复杂的个人理性集合成集体理性，通过一系列社区建设活动，优化空间资源共享，恰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对于消除矛盾冲突、减少社会交往成本、解决各种利益纠纷和由此而起的社会风险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而设置合力机制来减少物业“戾气”，推动社区建设无意会在“社区人”时代促进人们的适度信任，减少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削弱社会离心力，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