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疫情期间我国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的传播效能研究

潘祥辉, 邓蕾

原文以“疫情期间我国农村应急广播 ‘村村响’的传播效能研究”为题,首发于《传媒论坛》2022年第14期。 农村应急广播在公共突发与危机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多处于暴雨洪涝、泥石流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频发地区,我国农村地区受灾情况严重。据统计,我国超70%以上的气象灾害与80%的因灾损失发生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及西南部地区,1989-2019年间(不含2008年),我国农作物年均受灾面积达4020万公顷,年均死亡人口870人。[1]为提高基层社会应急应灾能力,2003年非典危机过后,农村应急管理工程建设便正式提上议程。除“农村安居工程”及房屋结构改造等工程以外,应急广播等信息媒介建设也被列入国家应急管理条例。据央广网报道,截至2018年,我国农村广播已基本实现“村村讲、村村响”的全覆盖,农村广播在信息传播能力与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急预警能力上得到大幅度提升。

农村应急广播的身影也常常出现于各大灾难发生现场,发挥着灾害中人群疏散、应急救援、防灾知识科普及灾后重建等作用。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与南方雪灾中,地方应急广播通过播放社会救援资讯,公布受灾信息等营造良好的救灾氛围,有效地推进了救灾工作,维护了社会秩序。中国之声的《同在星空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爱心守望,风雪同行》等节目在灾情心理疏导及声音陪伴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与地震及雪灾一样,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影响广泛,持续时间较长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我们观察农村广播及其传播功能的直观而重要的窗口。

一、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的媒介属性

(一)农村广播的“声音媒介”属性

广播作为世界上发展历史悠久的声音媒介,从村头喇叭到无线广播最后发展至今日的智能化融合广播,不论是在声音载体还是传播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声音媒介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经历了“定着的声音(1952-1996年)”“流动的声音(1997-2019年)”与“智能的声音(2019年-至今)”三个阶段。[2]在中国广播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独有的声音媒介属性与声音传播特征是其生存发展的根本。与文字与图像等视觉符号不同,听觉符号是时间性的,这赋予广播情感陪伴与故事叙述等功能。在图像与视觉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广播等听觉媒介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声音的缺位,促进了人类感官的平衡发展。作为收听的媒介,广播的声音传播可以产生“异质”的收听效果,唤醒人类对于非视觉世界的感官记忆。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农村户口人数仍占比较高。截至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占全国总人数36.1%,村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学历占比51.3%,小学学历占比仍有32.3%。[3]乡村地区村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如报纸、图书等文字内容要求较高的阅读与理解能力,难以真正抵达农村群众。相比之下,广播媒介的口语传播更适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群体。也正因如此,农村广播自1949年到21世纪初长达50多年的时间内,一度成为当时期农村地区最主要的传播媒介。1949年后中国的“广播下乡”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的普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农村广播网,党和国家的声音可以迅速地传达到田间地头,广大农民也因此被有机地整合进了1949年以来的国家政治议程中。[4]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经济发展与农村民众的自主选择下,电视等声画并茂的媒介大规模下乡,成为风靡乡村社会的主流媒介。作为占领家庭空间的媒介,电视在节目内容样式以及感官体验上远比广播丰富。但当媒介空间转移至田头菜园时,作为背景媒介的广播的伴随优势便体现出来,村民可以边听广播边进行农业劳作,这是电视电影乃至手机视频软件都无法实现的,声音媒介的特性使广播在农村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农村广播的乡村属性

近年来,在媒介技术与城乡发展的推动下,以手机与互联网为代表的移动媒体与网络媒体由城市下沉至农村社会,与农村广播、宣传标语等农村原生媒介形式共生,组成了多元媒介共存的生态秩序。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城市媒体进入农村社会的不适配性显现出来。首先,由城市频道主导的电视节目进入农村,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加重了城乡二元对立,农民的声音被淹没在城市话语体系中。其次,书刊报纸等印刷媒介在农村社会缺乏阅读的群众基础,许多县区级报纸无法及时分发至基层民众,传播效力低。再者,互联网与手机移动媒体为乡村提供文化娱乐产品,低俗娱乐等内容圈住了基层民众。还有QQ、微信等社交媒体在进入农村之初发挥了极大的联络通信与社会凝聚的作用,但过度使用也给地方基层治理带来了嘈杂混乱等问题。如何发展乡村内生性媒介,让大众媒介更加深度地参与农村社会互动,成为乡村转型与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1973年,施拉姆提出了大媒介与小媒介两个概念,如广播、宣传标语、墙体广告等造价低廉,结构简单易操作的传播媒介被归为小媒介,而大媒介指电影、电视、电脑等操作复杂,体量偏大的媒介形式。在发展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技术与文化落后,造价低、易操作且收效快的广播及标语等小媒介更符合不发达地区媒介选择要求。在中国,“广播下乡”的历史悠久,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大喇叭”也成为今天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

有学者指出,广播媒介与农村地区有极高的适配性。一来广播灌输式宣传、灵便应急传播等特点与农村社会治理在信息传播政策宣传层面的要求一致[5],二来广播的口头传播特性对农民而言更具亲密性、乡土味及参与感,十分契合农村人口分散,地形条件复杂且居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社会环境,[6]在农村特定群体层面,对农广播为农村生产所需的气候预警与灾害应对提供公共服务,伴随性、背景式的传播方式适配于农村安静的声音环境,同时兼顾农民劳作方式与娱乐需求。[7]

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广播到21世纪农村大喇叭工程与国家应急广播建设时期,广播的建设与使用始终作为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一环。随着各地区农村广播的建设工作逐步完成,截至2020年,我国农村广播覆盖率已达到99.38%,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上远超其他媒介,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乡村媒体。

(三)农村广播的公共媒介属性

公共媒介通常定义为连接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并使其产生互动的媒介形式。在我国农村,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依靠有线广播为线路串联起县域内乡镇广播与村落居民的公共广播网覆盖了广大农村地区,是基层社会常见的公共媒介形式。不论是20世纪末的“广播电视村村通”“村村响”工程,还是近年来新建设的农村大喇叭与应急广播体系,无一不由各级政府及村民自治组织直接管理与运营,带有非营利性、公共性的特性。互联网传播时代,广播早期的政治宣传属性弱化,其公共服务属性得到突显。

麦克卢汉曾将媒介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与“重新部落时代”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口头传播、文字传播与电子传播。广播媒介作为电子传播时代的产物,其声音传播特征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口头传播的回归,从声音传播与信息接受角度来看,广播传播在受众环节与传统的口头传播相类似,也具有“众”的特点。一方面,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采用均等覆盖、无差别传播的方式,信息面向覆盖范围内所有大众;另一方面,在信息制作与传播过程中,农村广播内容也偏向走“群众路线”,提供公共服务。

从广播在农村安装的物理空间来看,它也具有一定的公共媒介属性。从1949年至今,农村广播总是安装于农村路口及村中广场等公共区域。一旦村口广播响起,村民都能听到喇叭播报声。相比之下,安装在每家每户客厅的电视与随身携带的移动手机在获取内容的选择与媒介使用上都带有浓重的私人性质。作为声音媒介,广播天然以空间为传播中介,以固定的广播大喇叭为中心建构的“村头广场”是电子媒介影响下新型农村传播空间。当广播声音响起,聚集在喇叭声中的村民自动进入由广播声音与广场空间组成的声音空间中,接受广播媒介带来的信息。凭借在地化传播与声音空间的建构,广播有效地聚合原子化分散化的农村受众。智能化时代的农村广播不只与农村广场等实体空间相关联,也借助互联网平台与网络公共空间产生了互动。例如此次疫情期间,在互联网视频的二次创作与传播下,农村广播的声音在网络空间里形成了新的传播链。在地化与在线化传播使得广播媒介在构建声音空间时形成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效果,让不同信息空间的非本地受众产生参与感与在场感,构建起立体的公共化的媒介空间。

二、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的应急传播功能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疫情的突发性、传播广泛性与高风险性使之演变成为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事件。为了更好地开展防疫工作,2020年疫情伊始,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预警和管控,防止疫情蔓延。但农村人口流动现象较为复杂,大量进城务工的青壮年涌回农村地区,春节期间互相拜年、走亲访友的传统极其容易产生人口集聚现象。由于人力不足、地区分散等现实状况,村部工作人员无法精确管控,如“连夜翻山回老家”“家中聚集打麻将”等新闻层出不穷。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多数为老人与小孩的“留守”组合,居民文化程度不高,健康卫生素养也相对较为缺乏。加之这一群体对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接受程度不高,电视、报纸等信息传播方式不但到达率和时效性都不高,地区针对性也极弱。如何迅速改善基层民众对于疫情的认知与重视程度,稳定公众恐慌情绪在这一风险的治理中显得极其重要,而这首先离不开高效且有力的传播媒介。作为集声音媒介、乡村媒介与公共媒介属性一体的农村广播,在处理社会安全事件中具有提供预警平台与充当信息传播及危机治理媒介的作用。

(一)应急发布功能:警示社会风险

在疫情暴发初期,应急广播主要用于防疫信息的通告、防疫政策的传播扩散等。不同的地方政府制定风险治理政策时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多数低风险地区而言,在疫情初期及时播报新冠病毒传播特征与现状以预警危机,同时将地方防疫政策第一时间传达至该地居民是应急传播的重中之重。以江苏省率先实现应急广播“全村覆盖”的涟水市为例,其县域面积约1678平方公里,下辖12个乡镇、4个街道与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根据涟水县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乡村户籍人口58.36万,占总人口52.44%,同时乡村常住人口36.47万,仅占43.95%,全县常住人口中0-14岁与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43.6%,属于乡村人口外流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县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涟水县官方迅速下发多条防疫政策,其中多次提到“要有小喇叭播放指挥部疫情防控一号文件(2020年1月26日)”“通过村事大喇叭、应急广播向群众宣传不得参加家宴、集会,公布举报电话接收群众举报(2020年1月29日”等举措。

在接到防疫通知时,涟水县应急广播播控中心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实时监控全县域内控制台与喇叭终端的在线情况,保证应急广播的通响率。同时,县政府与疾控中心等单位也将相关防疫政策与防疫手册迅速下发给村镇一级负责人,由村镇应急广播管理人员结合地方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二次制作与防疫宣传。期间,涟水县应急广播8:30-17:30之间统一集中播报,全天滚动播放防疫内容。村部广播负责人也可以利用统一录制的音频,分时段播放,让疫情防控的知识科普深入人心。2020年1月25日涟水县高沟镇率先将295个应急广播点全部启用,通过村部应急喇叭终端告知乡民新冠肺炎疫情基本信息并通知镇上武汉返乡人员及时上报进行健康检测。

“从武汉回来的注意,自觉在家隔离14天,每天量体温,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我代表全村人民向你们致敬了!”

除去转播市级书面化的防疫通知,各乡镇还用口语化的方式将本地的防疫政策进行了具体的本土化的解读,通过更含人情味的涟水方言,抛弃往常机械的、男女生的文字复读,各村支书、村主任等具有权威性的管理人员用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土话将防疫宣传直接播出。

“庚子新年风云幻,疫情突发在武汉。病毒不断在扩散,我们应当怎么办?各位乡亲听我讲!少出门,不聚会,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

“过节方式要改变,微信拜年互祝愿,宅在家里也过年,省钱!不信谣言不受骗,不走亲戚不见面,不去上街不逛店,不讨厌!”

“必须出门戴口罩,把自己保护好;看到熟人点点头,保持距离不握手,回到家中勤洗手。”

从访谈结果看,疫情期间5位受访者对乡村大喇叭发挥播报接收突发事件、疫情核酸通知等作用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并有较强的接听广播意愿并愿意配合防疫的相关工作。2020年2月14日西方情人节期间,大量青年因疫情滞留家乡,年轻情侣在这一天多选择外出逛街看电影完成过节仪式,部分商家也跃跃欲试争抢商机,如何通过信息宣传与危机传播让这一部分人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风险的存在,从而避免聚集变得特别重要。涟水县对此特意出动流动宣传车,安排街道办事处与镇级管理人员进行街道巡逻,通过广播反复强调疫情流动风险的存在引起居民重视。

“叔叔舅舅都不打麻将了,你还约起朋友来,去卡拉0K唱一支;看你朋友圈,讲什么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自己倒是跑去街上乱走,哎!”

“大家再忍一忍,情人节它不算节,过七夕它不好嘛;出去乱跑干嘛呢?染了病毒怎么办?女朋友都被吓跑啦!”

类似情人节的还有春节期间特别是年初几天。涟水居民有除夕野外祭祖、大年初一串门拜年,初二聚餐回娘家等年俗,而此时正处于疫情高峰期。为抑制人员流动,各地充分利用“流动喇叭车+应急广播喇叭”的复合方式播放具体的防疫信息与政策,弥补因部分乡村居民居住分散,定点广播无法将内容清晰传达的缺陷,保证应急信息传播的到达率。一旦发生如出现疑似病例等紧急情况,各级控制台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喇叭向各地村民们公布信息并进行进一步的排查。此时,无论居民身处地里田间还是家中室内,都可以不借助耳机、收音机、电视机等其他外接设备直接接收这些具有极高时效性的应急信息。因此,广播这种强制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缺乏如直播间、微信群等新媒体的直接互动性,但对于突发事件中的应急信息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

(二)应急协调功能:整合资源组织应对

除了及时的信息传播与危机示警,广播媒体还承担着提供应急服务、整合资源以助力政府及社会救援的任务。大众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指通过媒介搭建供各方主体互动的平台,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各个部分和各个环节结合成为一个相互协调、有机配合的统一整体,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在公共性突发事件中,广播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民众的纽带,是重要的信息传输平台,为各主体提供了参与渠道。在突发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发生之前,广播可以提前预警并组织人员有序转移。突发事件发生后,广播则可以起到组织零散人员,辅助应急救援等作用。2020年1月23日,由于病毒感染传播速度过于迅猛,疫情态势无法把控,武汉市宣布“封城”。面对物资匮乏、人力物力都不足的情况,武汉市应急电台与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合作,发布了一条关于社会捐赠具体细则的通告,将捐赠信息及时透明公开传播,及时规范了捐赠物资的运转渠道与流程。随后,湖北省随州市应急广播启动应急直播预案,当日起全天滚动编播相关内容,以保证捐赠通告宣传尽可能覆盖附近地区。[8]各地区基层广播也纷纷响应,联合网络在线文档等方式及时发布救援信息,掌握救援信息积极实施救援行动,同时将政府及社会救援政策及进度实时跟进,保障捐赠救援工作的顺利展开。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由于防疫需要,居民大多被要求“居家不流动”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但随之而来的物资短缺、疾病治疗、突发事件等成为大问题。城市地区由于信息化水平较高,小区化管理水平相对完善,多数城镇能够借助微信群、QQ群等完成物资正常发放与突发事件提醒并实施救援等动作。但在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严重且居住分散,加上地形条件复杂、封路封城方法粗暴等现实情况,“外面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救援无法正常开展。当紧急事件如孕妇生产、急病发作等意外发生时,需要各方同时行动,单靠微信群或者手机等单线通知显然不现实。此时,广播媒介“广而告之”的应急服务功能可以起到组织协调作用。村部干部可以通过广播播出实时救援消息,同时发动附近人员进行帮忙,如青壮年可以帮助清除路障,村医等驻村医护人员则可以第一时间赶往进行救援。

(三)心理疏导功能:声音媒介抚慰社会

大型突发性公共事件特别是疫情发生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公民健康素养水平不高等原因,往往会出现流言肆虐、社会恐慌等现象。此次疫情期间,由于流动不便,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民众被较长时间限制在室内无法自由活动。许多居民由此产生了心理应激反应,出现扩大疫情威胁程度,恐慌失眠、反复查看疫情情况、严重化自身病情等心理状况,严重时甚至产生抑郁、焦躁等心理疾病,严重影响民众心理健康。2020年2月,“壹心理”联合人民网发布了《疫情心理健康报告2.0》,报告发现,疫情期间居民心理健康状态堪忧及状态欠佳的占到了25.37%,易怒、恐惧与抑郁等负面情绪居于前列。同时,不同地域心理情绪的负面程度与当地疫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疫情越严重的地区社会心理健康情况越差,而进行情感连接、破除孤独感可以辅助进行自我心理调适。[9]在中国心理干预机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视听类媒体传播的“轻信息”可以缓解高强度防疫措施下大众的心理压力。借助播放文艺作品、线上互动等方式,大众媒体可以与公众进行情感交流,以疏导社会不良情绪,引导公众树立良好心态积极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广播作为声音媒介,在进行区域化传播时天然带有亲近性,容易被当地居民所接受。同时,广播媒介还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具有情感媒介的特质,在传播方式上更趋向于人际传播,适合与当地公众进行情感交流。2020年,一项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广播声音传播效果的研究报告中显示,93%的受访者表示广播中播出的带有明显情绪的声音让听众产生了情绪共鸣。齐一放等《大喇叭与疫情防控:乡村媒介与声音媒介的双重在场》分析广播这一声音媒介的在地化与在线化传播效果,认为广播服务社会心理,起到了寓教于乐、保证社会心理健康的作用。[10]通过村主任喊话等方式,广播通过人性化的语气与用词将“愤怒”“欢快”“耐心”等情绪传达出来,让听众获得了情绪上的共鸣,并由此产生情感层面的改变。[11]

2020年疫情初期,涟水县涟水镇大楼社区共隔离武汉返乡人员9户56人,由于隔离时间长且行动受限制,该社区居民一度情绪激愤。该社区党总支书记了解情况后立即启用喇叭与隔空交流,在了解居民诉求后完成了情绪安抚。随后,为保障隔离工作的顺利进行,该书记多次启用喇叭喊话为社区居民加油鼓劲,疏导居民不良情绪。对于被隔离居民来说,喇叭声响起不仅代表“没有被社会忘了”,也代表一种情感联系,对于公众心理抚慰与信心重建有重要作用。

三、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 的对农传播与服务功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战一定程度上彰显和发挥了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在打通基层应急传播最后一公里中的角色和作用。这种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媒介所不能替代的。这与农村相对分散的地理空间和特殊的农村受众息息相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60岁及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全国流动总人口3.758亿[12],绝大部分由农村流往城市地区。大规模的城乡人员流动导致农村地区长期处于“空心化”状态,成为农村妇女、老龄人口及儿童群体等特殊群体的聚集地。面对农村特殊群体,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在未来有望进一步发挥其引导和服务功能。借助于应急广播,通过在地化播放,可以为农村地区开展老年健康知识科普、组织重大疾病检查以及各种兴农助农活动添砖加瓦。

随着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战的完成,农村留守人群精神文化需求也随之增加。由于先天教育环境不足,部分留守妇女与老人还处于半文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也天然缺乏阅读学习的环境氛围,而广播的口语化与声音传播的陪伴性可以营造农村文化教育氛围。农村广播把启迪民智的读本内容以口语甚至方言的语言形式传递给地方村民,通过广播剧、有声读物、三句半与顺口溜等形式,广播不仅可以传递良好科学的生活习惯,如“年节不铺张,剩菜不过夜”“垃圾分类好,再利用环境好”等;也可以助力宣传农村社会传统风俗习惯中值得继承传播的部分,如宗祠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及美食文化等。农村广播也可以发挥舆论引导和移风易俗的功能,如通过广播批判铺张浪费、乱扔垃圾、厚葬薄养、天价彩礼等文化糟粕,引导基层群众分辨对错好坏,可以起到移风易俗,提高道德修养的作用。除了语言宣传与引导,运用广播进行乡土动员或组织乡村活动也是广播参与基层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通过组织留守妇女及儿童参与文化及亲子建设类活动,不仅能传播科学的育儿理念,也可以营造学习氛围,提升农村文化教育水平。

为进一步支撑起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在未来基层社会的传播实践,农村广播现阶段的基础设施及体制机制建设在未来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

首先,广播使用及监管机制打通须得跟上广播融合建设的步伐。打破机制体制壁垒,让应急信息传播通道通畅无阻,是保障应急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重中之重。需加快广播电视播出体系与应急广播体系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的紧急信息插播机制,消除各部门间互联互通不畅产生的隔膜。同时。界定部门职能边界,划清权力归属,建立信息共享、内容整合的平台与机制,减少重复性信息,缓解民众信息接受的压力。

其次,加快广播媒介融合,处理好平台建设的问题。面对时代变化,应急广播不应只是声音媒体,更应建设成为基层传播和协作的媒介平台。从媒介平台搭建入手,联通广播传播与社会治理各主体,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是农村广播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村广播要实现从地方应急广播频率独舞到全国各地广播联动,全国统一覆盖传播的转变。广播媒介与其他媒介技术的融合也需要加快进步,将融媒体手段赋能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系统建设,要将农村广播建设成为智慧型的信息制作及发布平台。早在2019年,以河北石家庄为首个样本落地点的"新农村大喇叭工程”就正式向全国推广。“新农村大喇叭工程”以“党管、民用”为宗旨,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为运行机制,采用“互联网+大喇叭”的云广播技术,紧扣农民需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显然,这种“互联网化”农村广播对于“服务农村、服务农民”而言,具有更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13」

第三,农村广播的内容建设需要加强,进一步落实到“群众路线”上来。在信息传播与接收渠道多元化的今天,提供契合农村受众生活且能引起农村受众兴趣的广播内容显得极其重要。目前农村应急广播的利用率还不高,内容相对贫乏,“村村响”也还没有真正落实和实现。对于农村广播,村民的喜好度和认可度都有待提高。为了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平战结合”的特点,需要进一步探索应急广播的内容生产,培养制作团队,提高基层广播的内容创作能力。通过应急广播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式内容编辑流程再造,实现各层级协同联动内容生产,是提升农村广播传播效力的重要途径。农村广播离不开广大人民,在内容生产和团队建设时要坚持“贴近乡村,贴近农民”的理念,向下延伸吸引基层群众参与到节目制作中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常住居民多由妇女、儿童及老人三大群体构成,现有的广播内容多为政策宣讲或转播上级通知,即便有一些自办节目,其城市色彩较浓,忽略了农村广播受众的特殊性。因此在内容建设上,农村广播应更精准地针对农村群体,成为“乡村之声”“群众知音”。只有从内容建设上下功夫,真正将农民作为主体,多推出农民喜闻乐见的、对农民有用的信息服务,农村广播才能真正发挥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功能。

四、结语

作为集声音媒介、乡村媒介与公共媒介多重属性为一体的现代媒介,广播传播具有强制性、在地化、伴随性及亲密性等特质,传播范围广泛且效果明显。新时期的农村应急广播,在经历了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后,重返乡村社会,形成了新时代的一道乡村媒介景观。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是新时代既具灾害预警、突发事件应对,又具宣传服务功能的新媒介。在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信息服务中,农村应急广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乡村防疫广播为主的应急广播实践展现出了农村广播在赋能基层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及社会治理中的强大潜力,在应急信息发布、救灾资源整合及社会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出微信、手机、电视等媒体难以比拟的作用,广播也进一步成为基层社会防疫宣传的“空中阵地”。

抗疫实践中的农村广播也彰显了其作为声音媒体、乡村媒体及公共媒介的属性,是检验基层应急应灾能力、打通基层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一次全新的媒介尝试。实践证明,农村广播作为一种便捷快速、互联互通的传播媒介,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有着高时效性、强在场感与亲近性等优势。此次抗疫实践中农村广播的一系列用法及其创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广播这一传统媒介的作用和效能。这次疫情成为我们观察和评估农村广播作用及效能的重要窗口,“抗疫”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和激发了广播这一传统媒介的潜力。尽管当前的农村广播还存在“响得不多”“响得不好”等种种问题,但只要不断改进,在打通广播使用监管机制壁垒、搭建媒介融合平台及完善广播本土化内容生产等方面下功夫,相信未来农村广播在疫情防控、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和应对,以及“服务农村”“服务群众”等领域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孔锋.我国农村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和能力建设:意义、现状、挑战和对策[J].中国减灾.2020(21):10-13.

[2]俱鹤飞.声音媒介的空间建构研究[D].河北大学,2020.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M].中国统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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