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反映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上，也反映在文化软实力上。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入，文化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且比资本、技术、市场、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更具持久性。现在，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仅从战术层面去考虑，还应站在战略高度，多用文化视角去考察。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本文试图从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和性格禀赋等方面，揭示文化之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影响。
一、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
“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实践所凝练出来的宝贵经验之一。但是，“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在我国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如今党的十九大已将“坚持以人为中心”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加以确立。由此，“以人为中心”就应作为判定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尺度，把为城乡居民谋幸福作为一切经济发展行为的价值取向。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领导者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唯上级”向“唯人民”的转变。毋庸讳言，尽管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早在1990年就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训示，但至今，在江苏经济发展领域，“唯上”仍是不难发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唯上”，不是说不要听上面的。各地在谋划推动经济发展时，当然要把中央的精神、省市委的精神作为发展的依据，问题在于，必须要将这一依据同更具根本性的依据——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十九大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有”要求。那么苏南地区乃至整个扬子江城市群区域在落实中央精神时，就可以运用本地发展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努力做到“幼有科育、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精扶”。各级党政领导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时，不能只是照本宣科、照搬照套，当缺乏独立思考的思想懒汉和缺少责任担当的平庸者。“不唯上”，就是要在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时，注重在与本地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善于研究本地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征、优势和短板，勇于探索具有本地特色且卓有成效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唯人民”，不是倡导民粹主义。各地在谋划经济发展思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应始终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紧扣“吃穿住行用游购娱学康”等老百姓关心的每一个生活环节，通过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品质的提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切实增加获得感、幸福感。
实现经济领导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一个关键环节在于构建一套价值取向鲜明、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核心是考核体系。与高速增长期相比，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将使得未来区域竞争的焦点会发生变化。比如，不再竞相攀比GDP的绝对值，可能会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现聚集整合创新资源、争抢高端创新人才、建设国家或区域创新中心的竞争；围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可能会出现更多注入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现代文化元素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围绕强化城市及区域在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可能出现吸纳中高级发展要素、形成对本地有利的产业分工的竞争；围绕经济领导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可能会引发“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乡发展模式和城镇体系结构的竞争；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还会出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竞争等等。未来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应当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种种竞争新态势，加大对就业创业、创造创新、质量质态、生态生活、素质素养等方面的考核权重，科学设定一套能够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从已经出台的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考核指标体系来看，其一大亮点就在于，突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百姓对江苏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该指标体系反映公用设施、生活环境、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类指标均占到总指标数的一半以上，这将促使各地更好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实践中，实现由“资本的奴隶”向“资本的主人”的转变。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这一本性决定了其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资本毕竟是由企业家掌控的。如果企业家将不顾一切地赚钱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那就成了“资本的奴隶”，就会加剧对有限资源的无度攫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和对社会诚信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亵渎。这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的。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一定要当好“资本的主人”，确立“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成就”的价值取向。这样，就不会只为享乐而从事经济活动，就会在为自己谋利、为企业盈利的同时，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生产更多优质产品，提供更多优质服务，进而使自己的创业境界不断升华，尽其所能地担负起为城乡居民谋福利、作奉献的社会职责。
二、健康的文化心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支撑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行为是文化的函数”，“人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特质，取决于价值支配下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动机和心理”。改革开放40年了，我国的社会心理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更是催促了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变化的速度与强度。今天，江苏和全国一样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特别需要每个地方、每座城市重视对健康社会心理和良好文化心态的引导与培育。
摈弃依赖，追求创新。创新如同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点燃希望之光；创新犹如火箭助推器，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和美好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离开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创新实践，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了空中楼阁。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实践中，进一步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理念，主动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坚持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创新发展的新路径。若用国际通用的创新型国家或地区的四项指标来衡量，江苏创新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在于技术依赖度偏高，而且离“30%以下”的指标值差距较大。客观上，这与我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较高有关，一些产业和不少企业一时还难以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扼喉之痛；而主观上，也与种种依赖心理有关。有些领导者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县乡基层或部门主要领导岗位锻炼的一把手，往往会过度依赖领导经验和工作阅历，使得原本的工作优势异化为心理依赖，以至弱化创造的激情，钝化创新的反应，产生决策思维惯性和发展路径依赖。有些企业家特别是一些规模以上企业的当家人，在企业决策与创新上越来越依赖政府及其领导人，甚至在企业开展的一些创新活动上，不是下功夫攻克技术难题、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而是花心思以拿到政府的一笔扶持资金为目的。如此依赖心理若不加以摈弃，则必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能放弃的依赖，那就只有一个，即对人才的依赖。创新的背后是人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什么地方社会文化心态越包容，什么地方吸引的人才就会越多，这是一条铁律。2018年4月，国内中高端人才职业发展平台“猎聘”发布了《2018年杭州中高端人才及“杭漂”大数据报告》，该报告显示，从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在全国15个重点城市的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3.60%高居榜首，而南京仅居第八位，其人才净流入率（7.11%）比杭州低了近一半。如果这一数据可靠，则说明南京在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人才要素不占优势。现在，南京已明确提出打造世界创新名城的目标，并重磅抛出人才安居新政，力度空前，反响积极，可喜可期。然而，笔者以为，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借势排找一下南京以至江苏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之于人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影响因素。
摈弃粗放，追求精致。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高端产业要素，也需要优等优质产品，还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全国最为知名的上海牌手表的零件质量就已基本接近瑞士手表的零件质量，可一经组装，成表质量就与瑞士手表远不在一个量级上。这表明，高质量产品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背后的高素质劳动力。扩而展之，经济高质量发展定然是以精致文化与工匠精神为支撑的，其增长方式是精明的，生产工艺是精湛的，技术标准是精确的，人力资本是精良的，企业管理是精干的。这就需要江苏人在今后的发展实践中，要下功夫调整好发展心态，杜绝粗放，力求精进。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争取做到最好，做到极致，没有这种文化心态和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只能停留于理念与口号。在2018年底出炉的“2018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前50名中，中国有9个城市入围，其中江苏唯有苏州（第50位）入围，省会南京不在其列。南京略微粗放的经济文化可能是没能入列的一个深层影响因素。“多大个事儿，没得关系”，是南京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从正面看，这句话体现了经历过“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大世面的南京人的大将风度，遇事不乱，处变不惊，多大个事儿，先稳住阵脚。这种文化心态在风云变幻的当下，或许有几分积极因素。但是，这句口头禅更多透射出的却是南京人深层的经济文化心态：凡事不讲究，做了就行了，有了就够了。这种粗放的经济文化心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格格不入的，与南京打造世界创新名城也是不合拍的。
摈弃埋怨，追求奋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正能量，而埋怨却是阻碍发展的一种负面文化心态。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区域发展的成功与教训都表明：哪个地方的社会心态比较健康，积极向上，哪个地方的发展就比较快、比较好；反之，哪个地方的社会心态比较消极，埋怨等待，哪个地方的发展就比较缓慢，甚至停滞不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苏南地区在抢抓乡镇企业发展机遇时，当时欠发达地区的少数领导干部就在埋怨“省里对我们不重视”。当90年代苏南正在抢抓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又有人埋怨“我们这里哪会有外商来投资”。新世纪之初，省委号召学习昆山经验，少数领导干部却说“昆山经验好是好，就是我们学不了”。如今，省委对区域发展布局作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三大地理板块，重新调整为“1+3”功能板块，被划入江淮生态经济区的个别领导干部又埋怨说“生态经济到底怎么发展，谁搞得清啊”。在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类动辄埋怨的文化心态实在是要不得的。其实，纵观国内国际，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上的成功，都不只是靠优越的地理区位、丰富的物质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不怨天、不怨地、埋头奋斗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状态。江苏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也雄辩地说明：苏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我国区域发展的前列，虽是占有区位之优，得了先发之机，但主要靠的还是“四千四万”的奋斗心态和“创业创新创优”的时代精神。
摒弃“官本位”，追求“民本位”。官本位是一种具有封建色彩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社会心理，以官为本，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江苏这方水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同时，江苏人受到“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官本位意识比较浓。笔者在全省调研中，时有听到一些企业家的呼声：在江苏可以创业，但难创大业。这里实质上说的是，江苏的创业环境还不够宽松。企业是创新主体,创新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能不能包容这些不确定性，能不能自觉遵循创新规律，不以太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企业发展。唯有这种气度，才能为企业创造最宜于创业创新的生长环境。对于那些真心致力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而言，很多时候他们最看中的未必是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而是尊重与自由。在他们眼里，“放手放开”“不干预”才是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最大扶持政策。这么多年来，江苏的创业环境虽有改善，但没有大的突破；政府的行政审批虽有减少，但企业最想减的并没见少。这可从2018年江苏拥有的独角兽企业情况窥豹一斑，江苏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可独角兽企业数量（10家）只位居全国第五，比广东少15家，比浙江少12家。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江苏和广东、浙江在企业发展环境上的差距仍是很大的，其中一个重要成因，恐为官本位文化使然。在江苏的一些为官者看来，当官就是要有个官样儿，说话要打官腔，走路要迈官步，办事要摆官谱，浑身上下似乎都要充满官气。这些作派，其实正是官本位文化的表征。官本位，不仅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负面文化心态，而且，还会直接导致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的心理对立。亚里士多德说过：不存在没有一点疯狂的伟大天才。推动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有追求、有胆气、有创造能力的人。特别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往往更专注于事业、技术和产品，不会将太多精力消耗在与领导人、官员的相处和交道上，有的甚至还表现得有些另类。这在官气十足的人们眼里，往往被视之为情商不高。因此，江苏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克服“官本位”文化心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创业创新人才的浓厚氛围，重点宣传那些身边看得到、亲身感受得到的不是官员却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真正让这些人走在街上让人羡慕，出现在电视镜头上让人追捧。与之同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要坚信社会创造的真正伟力在民众之中。因之，在全社会必须下气力营造出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打破身份等级界限，崇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价值理念，培育人人平等、劳动光荣的现代社会应有的健康文化心理。
三、良好的性格禀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火车头，是现代文化最合适的载体,也是一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城市如人，外在的形貌是它的面孔、身材，内在的精神则是它的性格。城市有城市的文化特性，城市人有城市人的性格禀赋。城市及城市人的文化特性和禀赋，往往代表着每一时代最突出的文化性格。好多年前，就有人对中国一些城市的特性做过研究，说最大气的城市是北京，最奢华的城市是上海，最懂生活的城市是广州，最包容的城市是深圳，最休闲的城市是成都，最具男子气的城市是大连，而南京则是最令人伤感的城市。当然，现在人们可能有了新的评判。这些城市的不同特性，程度不同地都会在其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得以投射。
城市人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其性格禀赋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些年来，笔者在参与相关城市规划或城市发展研究时，对这些城市人们的性格禀赋做了一些研究，目的在于从深层面上揭示出影响当地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文化因素。这里仅以杭州为例。新世纪之初，在参与研究制定杭州城市发展概念规划时，我们花很大功夫研究了杭州人性格形成的历史因素与现状特征，指出“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心态成为制约杭州人前进的沉重历史包袱”。当时，我们对其负面性格禀赋的剖析是比较犀利的：联系现代经济是宏观型经济，指出杭州人有着一种“自耕垄田”的文化特性，意在提醒他们尚未打破坐井观天的文化禁锢，缺乏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联系现代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指出其“勾留西湖”的文化情结，意在提醒他们尚未摆脱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缺乏以四海为家的博大胸襟；联系现代经济是互补型经济，指出其“醉浴暖风”的文化心态，提醒他们受南宋偏安、奢靡之风的影响，缺乏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冷静审视和灵活应对；联系现代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指出其“商唯坐售”的营商文化，提醒他们仍在沿袭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缺乏投身市场、勇于拼搏的时代修为；联系现代经济是风险型经济，指出其“乐山乐水”的文化雅兴，提醒他们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缺乏敢闯、敢试、敢冒的创业精神。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是，杭州已成功地实现由“西湖时代”迈向“钱江时代”的跨越，正豪迈地走在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这些年，杭州的新经济尤其是信息经济发展如日中天，2017年，全市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50%以上，预计2019年，全市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0%。马云在杭州举办G20峰会前夕曾就 “阿里为何把总部设在杭州”这个问题做过解答：“杭州不仅是我的家乡，它还拥有创业精神，包容民营公司的发展，更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北京更追捧国有企业，上海则更青睐外资企业，在北京、上海我们什么都不是，要是回杭州，我们就是当地的‘独生子女’”。此番话语可以验证，十多年前杭州人的性格禀赋如今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对比当初看现在，杭州经济与城市的发展变化表明：人们的性格禀赋之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绝对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驱动力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总括江苏人的性格禀赋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江南人与江北人有着明显的性格差异。总体而论，江苏人地处鱼米之乡，恋土恋家，但不如粤浙人天下闯荡；江苏人善于创办实业，守法经营，但不如粤浙人市场经商；江苏人传承中规中矩，讲究诚信，但不如粤浙人处事融通；江苏人头脑思维缜密，外圆内方，但不如粤浙人豁达大方。显然，上述性格禀赋，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具有利之优，也有不利之弊。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深入研究当地人的禀赋特质，以便更好地蓄积和放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由是观之，江苏要成功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是否也该对江苏文化作一番反思与重塑呢？令人欣慰的是，江苏正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