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指数报告(2015-2016)
标签: 2015-12-28

第一章 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50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3.61万亿元。从1980年一直到2010年的30年中,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中国经济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快速增长。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而且由此获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也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北京共识”彰显于世。
        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正式告别9%以上的高增长率,2012年至2014年连续三年的增速均低于8%。[1]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他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既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也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波动,更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2015年正是在这种“新常态”下艰难前行但又焕发新生的一年。
总结2015年的经济形势,大体有如下特点:
        (1)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开始过渡,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尽管GDP的增速并不如改革之初那样“振奋人心”,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业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以往单一地追求经济的“量”的发展应该转向为“质”“量”并重。
        (2)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2015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50%,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结构的变化说明我国产业正由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迈进。尽管这个过程会带来诸如制造业的低迷、产业转移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的“阵痛”,但是这是经济改革必不可免的关键步骤。
        (3)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出口驱动、投资驱动逐渐转变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要素投入,从当前的情况看,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而2015年的经济数据表明,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国内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地增长,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而相关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不断提升,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3] 尽管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速仍然要高于GDP的速度。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并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也意味着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福利。
       (5)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不仅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更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更加容易受到全球政治和经济走势或变局的影响。从总体上看,2015年全球经济仍然持续低迷,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下跌,而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反恐局势也降低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受此影响,我国贸易出现衰退迹象并且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扭转。与此同时,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资本撤离和股市动荡,这也成为2015年中国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但最大的风险仍然来自于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尽管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正在有序进行,但是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动到某些群体的利益和面临着各种困难。总而言之,2015年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首个年份,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但是却又是孕育新生的一年。

第二章 研究设计

         尽管一国或一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但实践表明民众或消费者的信心或情绪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与投资决策的改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进程。因此,早在19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就率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此来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此后,这一做法逐渐在欧美地区及世界各地推广开来。
        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来说,民众或消费者的信心(或情绪)归根结底是他们根据宏观经济变化,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估价和预期的反映,这种估价和预期建立在消费者对各种制约家庭收入水平的客观因素的主观认识之上。这些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一国或一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就业率(或失业率)、物价水平、利率变化等等。在一定时期,上述客观因素的变动必然使得民众或消费者信心或情绪产生相应的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又会导致其消费决策的改变,从而最终影响宏观的经济发展。如此,经济信心指数(Economic Confidence Indicator或 Economic Sentiment Indicator,简称ECI或ESI),是衡量消费者对经济环境的信心强弱程度的基本指标。该指标上升,则反映消费者对当下经济状况及未来经济前景表示肯定或持乐观态度;反之,则反映消费者对当下经济状况或未来经济前景表示否定或持悲观态度。
        能够想象的是,在过去的30年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民众或消费者的经济信心指数也一路扶摇直上。在2009-2012年由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所做的调查中,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指数也一直高企,甚至一度领先整个亚洲。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者或民众的经济信心指数也一再下滑。
        为了准确和及时把握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推进中国经济的更新换代、凝聚全民力量度过低迷困境,江苏紫金传媒智库于2015年10月决定集中智库之全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指数(CECI)调查。在完成前期的抽样和问卷设计之后,自2015年11月27日晚至2015年12月9日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电话访问中心在近2周的时间内,通过150名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访员随机连线,通过拨打手机的方式访问了13座城市的城乡居民,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300余个,其中北京、上海两座特大城市以及沈阳、成都、南京、郑州和深圳5座大城市各500样本,铁岭、洛阳、宜宾、苏州、徐州、东莞6座中等城市各300样本。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在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指数调查中,考察了上述13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形势、个人收入和消费意愿等四个方面的当前经济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向的评价。参照国际主流的经济信心指数的计算方法,将每道题中选择很好、较好(或很满意、较满意等)的调查对象所占的百分比,减去选择很差、较差(或很不满意、较不满意)的调查对象所占的百分比;再将该值转换为0到100之间的数值,计算获得经济信心指数。经济信心指数数值大于50,即表明调查对象对经济形势趋于有信心,数值越高,信心越大。在下述报告中,我们将分别呈现中国民众暨消费者的总体经济信心指数,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信心指数,以及上述指数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呈现的异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户口、政治面貌以及地域等。

第三章 数据与分析

一、总体经济信心指数

        通过调查中国民众暨消费者对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形势、个人收入和消费意愿等四个方面的当前经济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向的评价,我们得出整体上的国民经济信心指数为56.68。这一指数表示,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但中国民众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然呈现出积极乐观的心态。
       以下为按照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户口、政治面貌以及地域等人口学变量分类汇总得出的各分层群体的经济信心指数。
 
1、性别

        调查表明,如图1所示,在中国民众中,男性的经济信心指数为56.16,女性的经济信心指数为57.81。女性相比男性的经济信心指数略高,但差异不明显。结合其他数据,我们发现,在该样本中,女性与男性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基本匹配(女性甚至比男性略高),而女性的收入相对男性较低。女性的经济信心指数略高,可能反映了女性对于经济态势本身的关注和敏感程度相较男性略低,也可能体现了两性间在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上有所差别。
 
2、年龄

        如图2所示,经济信心指数按照年龄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尽管中年人群体(30-59岁)相对于其他群体收入水平更高,但比较而言他们对国家整体经济形势更不乐观,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也更低。中年人群体的经济信心指数接近50。对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不同年龄群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不同所导致。年轻人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老年人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两个群体对于经济形势变化的切身体验不如中年人。中年人经济活动更为频繁,他们在消费和资本市场的参与提供给他们更多经济变化的信号。相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中年人对经济形势更为关注,因此其主动获取的国内外信息可能也更多。而相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中年人承担的经济压力较重,这同样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
3、文化程度
      整体来看,文化程度与经济信心指数之间关系不太明确,这说明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对经济形势的感知没有太大差异。
4、职业

        如图4所示,不同职业人群的经济信心指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与不同年龄所呈现的趋势相呼应,学生与离退休人员相对来说经济信心指数较高;(2)除了以上两个群体之外,经济信心指数与职业的经济社会地位之间也呈现出正相关,党政机关干部、军人和警察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较高;失业或下岗人员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最低;农民和工人经济信心指数相当,且低于平均水平。我们认为,职业间的经济信心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不同职业群体收入的高低、稳定性及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以及因此形成的满意感和对未来的期待不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不同职业群体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关注和敏感程度上的差别。
5、月收入

        因为考虑到学生和离退休人员这两个群体的存在有可能会混淆收入和经济发展信心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群体无收入或收入较为固定,都不是活跃的经济活动主体,同样或无家庭经济负担或负担不重——我们在分析月收入和经济发展信心之间的关系时,剔除了这两个群体。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群经济信心较低,月收入在2001-5000元之间的群体居中,而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群经济信心则较高,这说明个人的经济收入影响到他们对当下经济状况的判断,也影响到他们对2016年经济走势的消极或积极评价。
 
6、户籍
       如图6所示,城乡居民的经济信心指数基本持平,城市略高于农村。造成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2015年的收入状况满意度较低,因为经济走势低迷,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低端就业尤为严峻,这影响到他们的总体经济信心。
 
7、政治面貌

        如图7所示,调查表明,党派成员(包括中共党员,以及民主党派成员和共青团员)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比非党派成员更高。可见,在政治上有归属感的群体,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体制内的相对利益保障,对经济发展的态势更为乐观。
8、地域

       如图8-1所示,调查表明,除了南京地区受访者的经济信心指数略高,以及洛阳和铁岭两地受访者的经济信心指数略低之外,其他10个城市或地区相互间的差异不明显。对比邻近的上海、苏州和徐州的情况,我们认为造成南京地区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的可能原因,除了近年来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改善比较鲜明外,[4] 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赞许效应。也就是说,因为该调查于南京进行,从事调查的又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南京市民不仅比较配合,也给出了相对乐观的估计。与此相比,洛阳和铁岭与其他调查城市之间的差别,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两个传统工业和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如果将城市按照一线(北京、上海、深圳),二线(南京、苏州、成都、郑州、沈阳)和三线(徐州、东莞、宜宾、洛阳、铁岭)进行分类,汇总可以得到图8-2所示的各地区经济信心指数。数据显示,在经济信心指数方面,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基本持平,但三线城市略低。从现实生活来看,相比大中城市而言,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就业困难、收入偏低、人口流动少、消费动力不足以及外部投资不旺,都是造成中小城市民众经济相对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

        如果再将城市按照东(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沈阳、徐州、东莞、铁岭)中(郑州、洛阳)西(成都、宜宾)部进行划分,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信心指数如图8-3所示。东部城市的经济信心指数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而后两者基本持平,这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东西部差异是基本吻合的。
        进一步,如果将城市按照南(上海、深圳、南京、苏州、东莞、成都、宜宾)、北(北京、郑州、沈阳、徐州、洛阳、铁岭)进行划分,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信心指数如图8-4所示,南方城市的经济信心指数略高于北方城市。
 
9、中产阶层与低收入群体

        如图9所示,我们依据(1)个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2)学历在本科以上;(3)职业为白领(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公司职员即经理阶层和个体劳动者)这三个标准,得出符合中等收入群体(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定义的人数为854人,在这854个人中,总体经济信心指数为57.82,略高于平均水平。进一步依据(1)职业为失业或下岗;(2)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且不是学生这两个标准,得出符合低收入群体定义的人数572人。在这个群体中,总体经济信心指数为51.98,低于平均水平,更低于中等收入群体。

三、中国民众当前的和预期的经济信心指数

        民众当前的经济信心指数为47.64, 未来经济信心指数为65.72。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尽管受到GDP增速下滑和经济走势低迷的影响,中国民众当前的经济信心与以往相比明显不足,但他们对未来的经济信心却持乐观态度。
 
1、性别

        由图10可以看出,不论对当前还是对未来的预期,女性的经济信心指数都要略高于男性,但差异并不大。同时,女性和男性在“预期经济信心指数”上,都明显高于“当前经济信心指数”。这表明,虽然民众对现在的经济状况不甚满意,但他们对2016年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有比较足的信心。
 
2、年龄
        由图11可以看出,各个年龄阶段对当前和未来预期经济指数都显示:民众对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甚满意,但他们对2016年即不远的未来却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同时,各个年龄阶段的信心指数差异明显呈倒U曲线,即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即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对经济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而30-39岁、40-49岁这两个年龄段对经济的信心指数较低。尤其是40-49岁这一群体,其当前和预期的经济信心指数都是最低的。认真分析起来,其可能的原因是:30-39岁和40-49岁这两个阶段的群体作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更为敏感,体验会更为深刻;而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由于不直接参与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形势变化的关注相对来说较少,因此对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考虑不足。
 
3、文化程度

        从图12可以看出:在各个文化程度段,对2016年的预期经济信心指数都要高于当前经济信心指数。同时,经济信心指数存在一定的学历差异,尽管学历差异并不明显。其中,除了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群体对当前及未来的经济信心都不足外,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学历越高信心越大,但对2016年即未来的经济信心研究生以上群体却比较担忧。具体分析起来,可能说明,低学历群体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意程度较高,对在不远的将来改变的信心也不大;而最高学历的群体意识到的经济严峻程度要大于一般学历群体。
4、职业


        在职业序列中,从图13可以看出:一方面,各个职业段的人群对2016年的预期经济信心指数都要高于对当前的经济信心指数;但另一方面,经济信心指数的职业差异明显。就对当前经济情况的认知而言,失业或下岗人员信心最低,只达38.58,这是他们对自身困难状况认知的反映;其次是农民和工人,分别为42.84和43.15;军警人士和离退休人员对当前的经济信心最高,分别达到65.66和61.75。对于未来即2016年的经济预期,党政机关干部、离退休人员、军警人士和学生群体信心明显居高,基本上都在70点左右。从调查来看,经济信心的高低与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大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除了学生可能因为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不甚敏感外,其他几类群体的信心较高可能与他们对国家政策比较信任、体制内的收入相对稳定有关。
 
5、户籍

        从图14可以看出,在我们的调查中,城市居民当前的经济信心指数为50.72,明显高于农村居民45.65,但两者都处于不高的水平。但是,从图14中可以明显看出,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经济信心差异不大且都比较高,其指数分别达到64.6和65.96。由此可见,虽然城乡居民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的信心不足,而且农民的经济压力更大,但是对于将来即2016年的经济发展形势都抱有较多的信心与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未来的经济信心农村居民超过城市居民,究其原因,可能与本调查数据来源于手机访问有关。显然,使用手机的农民是经济生活中比较活跃的人,他们比较其他农民而言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更加广泛而深入。
6、月收入
        从图15中可以明显看出,对当前经济的信心,除了收入10000元以上的群体微乐观外,指数达51.02,其他群体都持较为悲观的态度。而对当前经济信心最低的群体不是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而是月收入1001-2000元的群体。这可能与月收入1000元以下者有不少人靠政府补贴的低保度日,因此对政府的经济救助有信心有关;而月收入为1001-2000元的群体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是社会的草根一族,他们承受的经济压力较大,对经济现状的改变要求较高,因此其经济信心自然也比较低。
        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仍然是月收入1001-2000元的群体信心最低。但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群体预期信心指数却一改现状认知的高位状态,而降至倒数第二。这也许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国家经济波动影响更大,他们对未来即2016的经济信心相对较低有关。月收入2001-5000的群体值得关注,他们对当前经济的信心和未来预期反差最大,高达19.7个点。其原因可能是这一群体是劳动力市场上最活跃的群体,对未来的期盼也最高。
 
7、政治面貌
        由图16可见,非党派人士对当前的经济信心远远低于有党派者;而预期经济信心指数显示两者差异不大。这一方面说明有政治归属感的群体对当前的经济信心更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同在体制外的人员相比,一般体制内的人员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也比较高。
8、地域
 
        如图17-1所示,我们调查的13座城市的居民对于2016年预期的经济信心都远远高于当前。当前的经济信心指数除了南京其他城市都在50点以下,但各城市的未来经济信心指数均高于60。除了南京和郑州两地的受访者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铁岭的受访者经济信心指数略低之外,其他地区间差异不明显。对比邻近的上海、苏州和徐州的情况,我们认为造成南京地区的经济信心较高的可能原因,除了近年来南京的经济发展总体尚好以外,也与南京民众的社会赞许效应有关。也就是说,因为该调查于南京进行,且是由南京大学的学生进行的,所以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经济信心,还是预期的经济信心,南京市民都给出了相对比较乐观的评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郑州市的经济发展发生很大变化,连续5年郑州经济增速赶超全国,这极大地提高了郑州人民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而铁岭与其他调查城市之间的差别,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铁岭等东北老工业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如果将城市按照一线(北京、上海、深圳)、二线(南京、苏州、成都、郑州、沈阳)和三线(徐州、东莞、宜宾、洛阳、铁岭)进行分类,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信心指数如图17-2所示。三线城市对当前的经济信心明显低于一、二线城市,而对于预期的经济信心,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基本持平,三线城市略高。但是都相差不大。经济增速减缓对于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也可能使居民当前的经济信心不足,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仍然充满信心。
        再将城市按照东(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沈阳、徐州、东莞、铁岭)中(郑州、洛阳)西(成都、宜宾)部进行划分,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信心指数如图17-3所示。由图17-3可以看出,在东中西三类城市中,预期经济信心指数都要高于当前经济信心指数。同时,不论是当前还是预期经济信心指数,东部城市的经济信心指数都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更高,发展速度更快,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比较旺盛,因此民众对经济也较有信心。
         如果将城市按照南(上海、深圳、南京、苏州、东莞、成都、宜宾)、北(北京、郑州、沈阳、徐州、洛阳、铁岭)进行划分,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信心指数。由图17-4所示,南北部城市的预期经济信心指数都要高于当前经济信心指数。而对南北部城市比较能够发现,南方城市的经济信心指数要略高于北方城市,但差异并不明显。
 
9、中产阶层与低收入群体
        我们依据(1)个人月收入5000元以上;(2)学历为本科以上;(3)职业为白领(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管理人员、公司职员或个体劳动者等)这三个标准,能够得出本次调查符合中产阶层定义的人数为854人,他们当前和预期的经济信心指数分别为:51.56和64.08。
与此相应,依据(1)职业为失业或下岗;(2)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且不是学生这两个标准,能够得出符合低收入群体定义的人数572人。在这个群体中,当前和未来的经济信心指数分别为: 41.83和62.13。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中产阶层的当前的和预期的经济指数都要高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信心指数。低收入群体对经济的当前和预期的信心相对不足是他们在现实经济与社会中所遇困难的反映。

第四章 总体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够获得下述结论:
        1、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整体上呈现出比较“乐观”的基调;具体说来,虽然民众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知略显“悲观”,但对2016年即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较为“乐观”。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总体的经济信心指数为56.68;当下的为47.64,而对2016年即未来经济信心的指数达到65.72,当前和未来经济信心指数相差18.08点。由此可见,中国民众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明显持乐观心态。比较当前经济信心指数和预期信心指数,“当前”和“未来”反差之大,可谓隐隐“悲观”去,明天更“乐观”。
        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近期走势低迷,但民众所持的乐观心态并非没有依据。基于2015年可能成为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开始自我革命和创新的一年,同时成为中国实体经济迈向互联网+的第一年,加之国家开始通过倡导“供给侧改革”,希望将落后的产能加速淘汰,以大量资本扶持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可以相信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信心并没有失去。
        2、一方面“白领”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经济信心指数最高,另一方面社会低收入群体在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的同时,却对2016年即未来的经济预期报以积极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从职业还是从收入来衡量,中等收入群体或所谓“中产阶层”的总体经济信心指数相对较高。具体说来,白领阶层(包括党政机关干部、军人、警察及经济管理人员)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较高,而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群的总体经济信心也较高(57.82)。考虑到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供给侧改革,还是全民创业、互联网+,都需要高端劳动力的倾情投入,以及这一群体对财富增长的渴望和对生活方式改善的需求,因此不让他们失去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并对未来报以更高的期望是中国经济未来复兴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要将社会的理念带回社会主义,要让全体人民真正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也不能忽视中等收入群体以外的劳动者,尤其是失业或下岗的社会弱势群体。调查看到,正是这一群体的当前经济信心最低,当同时他们对2016年即不远的未来却怀有同样高企的期望。具体说来,社会低收入群体对当前的经济信心只有41.83,低于平均值近6个点,但他们的预期经济信心高达62.13,虽然预期经济信心的增值仍然不及平均水平,但与当前值的差异高达20.3。弱势群体对未来的期盼不仅显示了他们对生活的向往,也表现出他们对国家和政府引领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高度信任。
          3、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的经济信心指数呈现出“悲喜两重天”的翻转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和人群尽管对当下的经济形势都评判不高,但他们对2016年即未来的经济预期都明显向好。
          调查结果显示,包括农村、三线城市和中部城市在内的地区与群体都呈现出这种“翻转”特征。比如,农村群体的当前信心指数低于城市群体,但未来的预期指数却高出城市群体(城市当前指数50.72,预期指数64.6;农村当前指数45.68,预期指数65.96);三线城市当前指数低于一、二线城市,但未来指数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当前指数44.9,预期指数65.42;一线城市当前指数49.01,预期指数65.33;二线城市当前指数49.35,预期指数65.33);中部城市当前指数低于东部和西部城市,但未来指数高于东部和西部城市(中部城市当前指数44.88,预期指数67.08;东部城市当前指数48.92,预期指数65.04;西部城市当前指数46.83,预期指数65.09)。
         4、同男性消费者相比,女性消费者的经济信心略胜一筹,这一方面反映了两性在家庭经济承担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压力不同,另一方面或许也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的传统制造业的萧条和服务业的兴起有关。
         尽管男女在经济信心指数上基本持平,但调查显示在不同性别之间还是略微出现了一些分化。女性无论是对当前经济的认知,还是对2016年即未来经济的预期上,信心都略高于男性。男女经济信心方面的差异,一方面与两性在社会角色和家庭担当上的差异有关,生活的压力、各种经济信息的冲击,使得男性比较女性而言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相对较大;但另一当面,这一差异或许也与经济结构的转型相关,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制造业遭遇“严冬”的同时,服务业也许正迎来相对温和的春天。
         5、在经济信心指数方面,年龄差异呈现出正U型曲线的走势,具体说来无论是对当前还是未来的经济信心,各个年龄阶段的信心指数差异呈现出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相比较年轻者和年长者,处于中间的中年人群体经济信心相对较低。
         年长者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同这一群体或已经退出实际的经济生活领域(如离退休人员)有关,或与这一群体承担的生活压力较小、消费需求不再旺盛有关;与此相应,中年人则因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中流砥柱承受着较大的经济压力,信心指数也相对较低。对于年轻一代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既可以解读为这一年龄群体不谙世事、没有生活压力又大大咧咧,也可以解释成正是年轻一代的信心满满才使得我们的国家经济预示着积极的向好趋势。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所言,我们的投资主权掌握在60后和70后手上,我们的创业主权掌握在80后手上,我们的消费主权掌握在90后手上,而我们的娱乐主权则掌握在00后手上。事实上,2015年的全民创业潮,既来源于政府的推动,更来源于年轻一代对财富的渴望。
         6、在当前的和预期的经济信心指数方面,不同收入的群体间的差异呈现出“鲫鱼型”特征,或U型和倒U型曲线相闭合的特征。
         具体说来,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当前和预期的信心指数间的差别较小,而收入居中的群体当前和预期的信心指数间的差别较大。例如,月收入1001-2000元的群体对2016年的经济预期信心指数与当前的经济信心指数差值为18.06,但月收入2001-5000元的群体预期与当下信心指数的差值则为19.7。这一数据特征说明,相比较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和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般草根大众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最高。
         7、相对于无党派者,中共党员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当前经济信心指数较高,但这两个群体对2016年即未来的预期信心没有显著差异。
         如本报告已经指出的那样,上述数据特征一方面说明有政治归属感的群体对当前的经济信心更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同在体制外的人员相比,一般体制内的人员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也比较高,因此他们对当下的经济报以相对乐观的评价(52.50 Vs. 45.77)。而就2016年的经济形势而言,尽管不同政治群体都报以了比较高的期望,但无党派者或体制外群体的期望攀升更为明显。

 


[1] 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2] 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人民日报》2014年5月12日。
[3] 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1期。
[4] 单以2014年GDP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南京以8820.75亿元的GDP赶超无锡,第一次成为全省第二名(仅次于苏州);而从增速来看,2014年南京GDP同比增长10.1%,而同期北京仅为7.3%,上海更是只有7.0%。另外,南京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也比较大,比如,南京成为江苏首个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一半的省辖市,达到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