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访谈】赵本夫: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经济,也拯救了中国文学
标签: 2018-10-25
赵本夫,1947年出生于江苏丰县,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至今发表出版小说近500万字。其中,“地母”长篇三部曲之三《无土时代》获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系列,并入选“中国文学界最大的献礼工程”《共和国作家文库》,在全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以高票获得“提名作品奖”。2018年最新长篇小说《天漏邑》荣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长篇小说奖和“第三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根据本人小说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天下无贼》《走出蓝水河》《青花》等产生广泛影响,其中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天下无贼》获得众多华语电影奖项。
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40周年本期访谈嘉宾是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处女作《卖驴》,到《无土时代》,再到新近著作《天漏邑》,时代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文学创作生涯的30余年间,赵本夫不断探索、思考,特别是他对土地、文明、人性等命题的思索,成为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从对他的访谈中,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也感受到了他对改革开放的期许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成就了《卖驴》等作品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赵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紫金传媒智库访谈。这一系列访谈,我们试图通过个人命运变化窥探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变迁。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正式开启,能否与我们分享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人生状态?
赵本夫(以下简称“答”):1978年,正是我人生最迷茫的时期。当时,我在丰县县委宣传部工作,搞新闻报道。由于当地“文革”后遗症依然严重,当权者认为我是对立派(“文革”中我是丰县中学一名学生,也参加了一派红卫兵组织),从1972年到1977年,我连续六年被下派农村工作队。在此期间,曾和我同派别的一批头面人物,已被陆续逮捕入狱,其中包括几名公社书记和一位“文革”前的老县委副书记。这位姓滕的老县委副书记,还是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但他还是被判了十四年徒刑。后来这些人在蹲监十年、八年之后,才陆续出狱平反。在这样一片风声鹤唳中,我从农村工作队重新回到县委宣传部。虽然在“文革”中,作为一名中学生,我没有任何劣迹和把柄,不至于被抓起来,但预感在宣传部呆不了太久。时年,我已三十岁,前途充满了未知,不知何处可以安身立命。
当时,我家庭负担也很重,除了上有父母,下有三个孩子,还有大姐的四个孩子也需要我资助抚养。大姐的婆家是地主成分,公公原在徐州教书,“文革”中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开除遣送回家。大姐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撇下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二岁,最小的仅七个月。我把最大和最小的两个外甥接回家来,一直在我家抚养长大。当时,我的工资每月三十二元。如果失掉这份工作,生活将更加困难。
在整个1978年,我的心情是忐忑的。
这年底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丰县这个四省交界的偏僻小县城,似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一切照旧。大家并不明白这对今后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虽然意识到了上层方针政策的变化,但并没有深刻理解,也没有太当真。多年来,局势总在动荡中,政策也变来变去。中央经常开会,这次不过又开了一个会而已。
问:1971年至1980年,您一直在丰县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没参加高考,33岁开始写作,1981年的处女作《卖驴》一发表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见的现象,您能和我们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吗?
答:1977年恢复高考,以我老高二的底子,考上一所大学没有任何问题。但我思之再三,还是放弃了。真实原因有两个,一是上述家中困难。我已有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很低,但总算一份收入。二是我早已立志搞文学创作,当一名作家。如果参加高考,还不知会被哪所大学录取,弄不好会改变我的人生追求和方向。丰县地处偏僻,我不可能认识任何作家和编辑,想搞文学只能自学成才。
走文学之路,这个志向是在初中时就立下的。真正认真准备是从1971年参加工作后。我是通过民办教师转正后调到当时县革委会通讯组的。后县委恢复建制,通讯组合并到宣传组成立宣传部。从通讯组到宣传部十年间,我读了大量中外历史、哲学、美学、文学经典著作。
书籍来源于宣传部的仓库。当时全县收缴了大量所谓“封资修”图书,堆放在宣传部仓库里,等待打成纸浆。仓库和我办公室仅一墙之隔,通过放电话的一个墙洞,就可以钻进去。我和一位同事,只要有机会,就会钻进去偷书,一捆捆往外拿。每次从工作队回城休息,晚上也会去翻书、拿书。这些书都是“文革”初破“四旧”时,县图书馆、县中学图书馆被哄抢的藏书,有大量经典著作。正是因为阅读了这些经典,才让我对整个七十年代那些假大空、高大上的文学作品看不上,认为那不是文学,也因此迟迟没有动笔。
我一直在等待。
六年农村工作队对我是个惩罚,却让我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的疾苦,积累了丰厚的素材,时常会有创作的冲动。1980年,我到底还是被调出了县委宣传部,到县广播站当一个编辑。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也坚定了我走文学之路的决心。我只有这条路可走了。这时,我已很明白地感到全国思想解放的大势,因此决定动笔。
可以说,处女作《卖驴》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小说获得全国大奖时,得到了周扬、丁玲、光未然(张光年)、贺敬之、刘白羽等老一辈作家的高度赞扬。但他们都纳闷,怎么文坛突然冒出一个年轻人,且处女作就在语言上这么老辣、在构思上这么成熟?在北京颁奖期间,光未然先生亲到我房间里坐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许多问题。我将自己的经历和追求如实相告。他十分感慨,说你幸亏不认识那时的作家和编辑,受“极左”思想影响,他们告诉你的可能都是错的。从阅读经典中感悟文学的真谛,才是正道。
问:与《卖驴》同一年发表的还有《“狐仙”择偶记》,你曾提到这本书发表后遭遇的困难,当时一些前辈也站出来替您抱不平。您如何看待“文革”结束之后各个行业百废待兴的局面?
答:《“狐仙”择偶记》是我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当时在《雨花》杂志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却引起巨大争议。赞扬者说内容真实,塑造了一个美丽、机智、善良而又不屈不挠和命运抗争的农村妇女形象。批判者则说,一是格调不健康(如文中有黑嫂洗澡的场景),二是把乡村描写得太贫穷,是污蔑国内大好形势。后来,竟有全国几十家报刊卷入争议。
从1981年小说发表到1982年春天,当时丰县县委书记、宣传部长还亲自发动,主持召开了几十场批判会,多次研究要抓捕我。除了“极左”思想主导,还有“文革”派性因素影响,加上前述多人被捕判刑入狱,当时,把我抓进监狱是个很简单的事。但这时,江苏省作协、省文联领导对我这个文学新人开始了“救人”行动,相继组织了一批评论文章对小说加以肯定。当时的省文联主席李进(笔名夏阳)亲自写文章发在《雨花》,高度赞扬这篇小说。《文汇报》《新华日报》《作品与争鸣》等报刊,也刊出肯定的评论文章。后来我才得知,每当丰县县委主要领导要拍板抓捕我时,一位副县长总劝他说:你看外面的文章,有批判也有肯定。咱们不懂,还是再等等吧。就这样把这事拖了下来。这位副县长曾任我老家公社副书记,他了解我,所以一直暗中保护,以拖待变。但当时我并不知晓,他也不敢告诉我。那时,我已做好被抓的心理准备,就连腕上的一块紫金山手表也交给我妻子了。全家人都跟着担惊受怕。黎明时分,窗后的马路上有人跑步,妻子也会惊得猛坐起来。那几个月,父亲几乎每天都从乡下进城一趟,担心儿子被抓走了。
1982年4月,我突然接到电报:《卖驴》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通知我赴京领奖。颁奖会期间,丁玲等老一辈作家听说了我的遭遇,极为愤怒,要在《人民日报》上揭露此事,被我婉言谢绝了。中宣部文艺局领导李英敏还把我接到中宣部了解情况,充分肯定了《“狐仙”择偶记》。他说这篇小说在这次评奖时得票也很高,如果没有《卖驴》,这篇小说也会得奖。送我出来时,他说回家后再有麻烦,就立刻给他发电报。当时我的一个感慨是,全国文艺界的春天真的来了。那时,文艺界的领导和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不管他们的文艺思想有多少分歧,互相之间有多少矛盾、积怨,但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刻,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团结在一起,都在热切盼望和关爱、扶持文学新生力量的生成。我从中感到了巨大的温暖。第二个感慨是,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开过,但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很多人仍然固守着旧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像封建割据一样,盘踞一方,为所欲为。要循序改变,绝非易事。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地方官员独霸一方,贪污腐败,恣意妄为。可见治理之不易。
问:您曾说“改革开放不仅拯救了中国的经济,也拯救了中国的文学”,在您看来,改革开放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已被严重扭曲,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路线斗争服务,为具体的政治任务、乃至行政工作服务,空洞虚假,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文学”已经不是文学。在1979年全国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重申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提出:“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从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极大地鼓舞了文学艺术界。之后,世界上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进来,让中国年轻一辈作家大开眼界——原来文学可以如此斑斓多姿。于是我们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这是一个学习、模仿、挣脱的过程,有助于最终找到一条植根于中国历史、社会、哲学、文化的文学之路。
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一是观念的变化、视野的开阔,把文学的价值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二是题材的多样化,文学表现的领域由曾经单一的政治话题,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奋斗、意志、情感、命运、隐秘、人性、生死、生命、人与自然等等;三是表现手法和技巧的大大丰富。这样的结果并没有消解大部分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反而在学习、借鉴和对比中,找到自己的中国魂。当然,对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有争议的。但我们只要回头看看四十年前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今天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是同步的。
 
 
 
作品关注农村和土地等命题希望能唤起人们的“地母”意识
 
问:您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关注中国农村,您还记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农村的影响吗?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深刻的变化?
答:感受最深的是三条:
一是集体化时,农民在田里成群结队,是站着干活的。分田责任制以后,田野干活的农民零零散散,但人是弯着腰干活的。
二是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发展,大批青壮年离开土地,外出打工了。很多人如今已在城市安家落户。几亿农民进入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标志着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终结和现代化的开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撕裂、阵痛、挣扎、迷茫,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伟大迁徙。很多农民工已成为大国工匠,在参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在脱胎换骨地改变着自己。
三是随着大批青壮年外出,现在很多农村已是一片凋敝。但农村和土地不能荒芜。这是立国之本,是最后的根据地。即使国家未来有难以想象的灾难,但只要有土地和粮食,就不会亡国灭种。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正是土地和农民,支撑了战争,支撑了三年困难时期,支撑了今天的城市建设。如何反哺农村建设,让它重现勃勃生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战略。
问: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您在小说《无土时代》中前瞻性地预见现代化繁荣的表面暗藏着无数危机这一景象,您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的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
答:一个静止的社会,问题会非常少。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必然会有许多问题。十多年前,我在德国慕尼黑演讲时,介绍了我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当时一位德国女士用不屑的口吻提问说,你们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因为她在德国看到的中国新闻,大多都是负面报道。我说是的,你们整个欧洲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中国的问题多。原因很简单,欧洲经过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和快速发展,基本上已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却在快速发展,几乎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按照一般规律,人类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至少出现两个问题。中国的问题多,正是因为中国在不断解决问题。欧洲当年也出现过大面积污染,也出现过野蛮拆迁,更出现过因为产能过剩而用大炮轰开别国大门、强制交易的侵略历史。那时你们的欧洲作家也写文章骂过……一阵沉默之后,听众开始鼓掌,包括那位女士。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确面临许多大问题,比如执政党的自律、宏观战略、民主、法治、生态、民生等等。中国太大了,真的无小事。一次野蛮拆迁、一桩冤案都会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今天是自媒体时代,舆论如风,问题是藏不住的。国际局势又瞬息万变。一个偶发事件说不定会改变大局,因此要格外小心。
但又不能因为怕出问题就畏首畏尾。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正在进行中,还是要快速发展,把体量搞上去。国家贫穷动乱,什么都谈不上。出点问题是难免的,哪个国家内部都会有一些问题。出问题并不可怕,只要面对它,不掩盖,认真解决问题,就会带来又一次蜕变和进步。
问:您作品中的“土地”一词有什么含义?您是如何一步步体会到人与土地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注入作品中的?
答:我作品中的“土地”,实际上指向整个自然界。我在“地母”三部曲中,意在探讨人类对土地对自然的宗教感。世界上所有宗教、信仰都是精神层面的,这当然也需要。但人类正赖以生存的依托,其实是大地和大自然这个物质世界。人对自然的崇拜是最早的原始崇拜,在人类的初民时期,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动物草木,曾是很多民族的原始图腾。那时人对大自然是顶礼膜拜的。后来人类强大了,变得忘乎所以,以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
不要等到世界末日那一天,人类才终于醒悟:噢,真正能托付生命的只有大自然!
人类对土地对大自然的崇拜,必将是终极崇拜。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唤醒人们的“地母”意识。

 
 
中国小说家要回归并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社会土壤
 
问:您这一辈的作家大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关注历史、社会、政治、人类、人性、生命等话题;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关注自身利益,希望实现自我价值。在您看来,这是否是时代赋予两代人不同的性格?
答:这种区别,的确是时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过贫穷、饥饿、动乱。上一代的作家,经历过国破山河碎、当亡国奴的日子。在那样的环境下,你才会体会到没有国哪有家,必定会关注历史、社会、战争、政治、人类、生命等宏大的话题。现在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和平繁荣年代,没什么大事需要年轻人操心,他们只好操心自己的事。但有一句网络上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今天的世界仍然危机四伏,中国并不能高枕无忧。
有一次在南京一所大学演讲,我说如果时光倒退八十年,南京城内正在进行大屠杀,三十万人血流成河,我们还有可能坐在这里谈文学吗?对年轻人的幸福生活,我一点都不嫉妒,老一辈总希望下一辈人幸福。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把视野胸怀格局放大一些,多关注一下天下事。因为历史不可能跨越他们这一代。我同时也相信,一旦天下有事,他们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战争年代,多少年轻人都是在一夜之间,由懵懂而惊醒的。你看我们现在的几百万军队士兵,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已经在承担了。还有很多科研团队,研发出了很多高端技术,成员也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问:您曾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一定要充满自信”,在您看来中国小说的本源与命脉应如何延续?
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历史丰厚灿烂,又赶上这个空前繁荣又空前复杂的大时代,中国文学没理由不出好作品。中国小说家书房里,摆放着全世界的文学名著,这说明中国作家具有包容性。但是在阅遍人间春色之后,中国小说家还是要回归东方,回归并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社会土壤,以自己的姿态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国的作家不必焦虑、不必谄媚,不要为了让什么人喝彩而写作,而是要遵从内心,遵从良心,遵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守住自己的尊严,就一定会出好的作品。
问:从总体上来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
答: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尽管有挫折、有失误、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伟大的成就。
我去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天漏邑》,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不完美的。这个不完美就是“漏”。历史、社会、人生、人性,无一完美。世上没有完美,完美是用来追求的。
我看现阶段的中国只看两条标准:一是国境线上,有没有外敌敢踏进一步;二是城乡市场是否繁荣,老百姓能否衣食无忧。有人说这要求太低了,根本不是个事。但今天的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近代史上,中国被外敌入侵,几千万人死于屠刀之下,这事小吗?千千万万的百姓死于饥寒交迫,这事小吗?这是天大的事!
国内外常有人给中国开药方,但那真的高明吗?
吃错药是要天下大乱的。
人们当然需要更多,我们都需要更多。但得一步一步来。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我们不要苛求历史,不要苛求社会,不要苛求他人,也不要苛求自己。消除戾气,从容面对一切困难,迈过一道道坎,国家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