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谈】赵建良:改革开放是拨乱反正,是“实事求是”的新起点
标签: 2018-09-11
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40周年本期访谈嘉宾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赵建良。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他在工厂工作过八年,在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在已经并入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通过国家研究生考试,1983年前往美国留学。在获得UC Berkely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和香港多所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赵建良教授思维活跃,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析入木三分,他的一些观点值得深思。

 
 
赵建良(上图中),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资讯系统系前系主任(2009-2015),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赵建良。2009-2012年担任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7-2009年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Eller讲座教授,期间2007-2008年担任亚利桑那大学管理信息系统系代理系主任。赵教授一直活跃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前沿,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区块链技术应用,互联网金融、智能信息系统等。

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谈第六期邀请到赵建良教授。
赵建良教授出生于建国初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作为普通工人,在河北的一家工厂工作了约8年时间。1977年,中央突然宣布恢复高考后,他用了45天的时间仓促备考,幸运地获得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1978年进入大学后,他又通过了公派留学生选拔,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先后就读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最后在1992年获得UC Berkeley博士学位,开始专注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工作。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信息技术与应用。工作以后,赵建良教授奔走于美国、香港、中国内地,从1996年到1999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而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教近10年。从2009年开始,赵教授担任了香港城市大学资讯系统学系系主任,该科系在全球同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是国际上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重镇。同时,他在国内筹办了包括CSWIM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信息系统研究的发展。 
谈及改革开放及现阶段发展等议题,赵建良教授感慨良多。回望过去四十年,他认为改革开放成就巨大,放眼将来仍然任重道远,中间过程也许还有反复,但只要实事求是、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则定能实现民族复兴。


“文革”期间的工厂
 
康乐乐(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赵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代表紫金传媒智库对您进行访谈,访谈主题是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知道您“文革”期间当过工人,后考取大学、赴美留学。工作后又奔走于美国、香港、中国内地,相信您对这四十年剧变有很多感触。能否先请您分享一下改革开放前您的一些人生经历。
赵建良(以下简称“答”):我17岁就参加工作了,“文革”期间,我在工厂工作了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6年级毕业,本来已经收到了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满怀希望准备入学,“文革”一开始,一切都不算数了,只好在家里上了一年半的“家里蹲”中学。后来听说,那个重点中学的校长不甘遭受批斗而跳水塔自杀了。当时年龄太小,没有资格上山下乡,也没有正式工作做,只好自己找点儿事儿干,除了捡煤核家用,割草卖钱,还到农场和建筑公司做过“童工”,到农田锄过草,到建筑工地造过水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去看过革命派和保皇派工人之间的武斗,当远远看到有人被打倒,听说还有人被打死。
总的来说,“文革”是一场轰轰烈烈但是超脱人性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后来被政府宣布失败,可至今还有极左派认为“文革”是必要的和及时的。“文化大革命”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想把每个人培养成大公无私的圣人,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每个人既有公心,也有私心。我感觉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否认了一些基本的规律,缺乏合理的价值体系,比如过分强调道德教育,生产活动当中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理想社会的想象很好,可是脱离现实的违背人性规律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1978年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变革就是推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在城市关停并不盈利的工厂,大量引进了国外资本和技术。
 
问:听到高考的消息,您当时有什么感受,为什么决定去参加高考?作为我们这辈人,难以想象在一个岗位工作了八年,突然选择另一条道路。
答: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你在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现在告诉你,有机会能上大学了,无论这个机会多么渺茫,你肯定都会去试一试。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兴奋,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还我上学的机会。我之前在校期间成绩就非常优异,约200个人当中,我每次数学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并且拿前三名。学习是我的神圣使命和权利,只不过因为“文革”,我上学的机会被剥夺了,现在将这个机会再还给我,我肯定要试一试。听到这个消息距离考试只有45天,我要在短时间内重新学习初高中知识备考。不过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一本书都没有。我就去找我叔叔,他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收集了40多本五花八门的不同年代的教科书,包括当时初高中所有课程,然后45天时间完全沉浸在备考当中。考完以后,因为过度紧张,肠胃失调导致肚胀,三天吃不下东西,昏睡了三天,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药,自己就好了。我印象中除了不用考英语,当时考试涵盖的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考了三天。最后,我非常幸运,拿到了一张录取通知书,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新一个生涯。
八年的工厂生活,让我明白了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努力,能在课堂读书学习,本身就是幸福,这是我们那一届大学生的共同理念。而且,我们那代大学生是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代,我是1977年十月参加高考,1978年三月入学的,1978年是建国以来历史上唯一一年春季和秋季两届大学生入学。同时,一个班里同学之间年龄能相差20岁,我们班最年长的有35岁的老三届学生,最年幼的15岁,是少年大学生,我是25岁,算是班上年龄中间的。
从1978年开始,一个荒唐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建设的时代开启了。


1977年恢复高考
 
问:您后来又是怎么出国留学的?我感觉那个时代这种机会非常难得,您能介绍一下吗?
答:
1978年之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都非常明显。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公派留学生。全国有3000个名额,我很幸运获得了其中一个。之后你应该知道,我先是在UC Davis读书,后来又去了UC Berkeley,先读硕士,后读博士。当然,我也拿到了这些美国高校的奖学金。当时的政策已经非常开明了,虽然是公派留学,但是毕业之后只要能够进入美国著名企业和高校,政府是不阻拦的,否则不可能给护照延期。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留在了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1996年,我拿到了刚刚建立没有多久的香港科技大学的offer,就前往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待了三年多。可以说,我能出国留学,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科技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重视。我印象中是邓公视察清华大学后,要求每年大规模向国外派留学生。之前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还有机会能去美国的大学学习。现在这些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相信都会和我一样,感谢老师和学校的支持,感念当时国家政策赋予的机会。我们这一批人现在已经开始步入老年,还希望以各种方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问:大的政策变化一般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改革开放这样巨大的变化,当时在社会上有引起强烈的冲突吗?
答:
当时的斗争应该是很激烈的,打倒了“四人帮”,放弃了僵化的理论,推行市场经济,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高度专制的社会制度,一切都是按照等级去划分,任何不同的声音都不允许存在。“文革”期间,群众已经被这种压抑的政治气氛拘束了非常长时间,每个人在内心都是向往自由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正了过去错误的政治模式,还老百姓自由。你要相信,每个人都是热爱自由的,给他们自由,谁会反对呢?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过去农业社会是一种很简单的社会形态,专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大。农业社会分工比较简单,无论是江苏的土地,还是东北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差异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需要复杂的协作和分工。而现代社会不一样,复杂的生产劳动需要全社会的分工协作,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非常多,没有组织和个人有能力分析所有的信息,然后做出正确的决策,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让价格去传递各种不同的信息,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和协作。如果一个国家靠理想化的、超越现实的逻辑进行计划管理,就不符合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需求。
 
问:您赴美之后,经常回国吗?每次回来有什么感受?
答:
我赴美之后回来比较频繁,特别是取得终身制之后,回来更多一些。说实话,每次回来感觉变化都非常大,主要是外在物质上和内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物质上,工厂、城市、交通,我每次回来感觉变化非常大,一个典型就是铁路不断提速,高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就是我们发现了和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然后才能奋力追赶,打开国门后,我们发现这个差距非常明显,特别对于我这种有机会出国进修的人来说,冲击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不断去国外访问,向发达国家取经学习,承认差距,坚决改革,不断追赶。这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80年代的留学生等候签证
 
问:您多次提及“实事求是”,我也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您能对这一点更深入谈一谈吗?
答:
我觉得实事求是就是承认各种客观事实的存在,说实话,干实事。这一点,在任何时期,包括今天,都不应该忘记。“文革”期间大公无私的宣传如火如荼,而到了实际各类政策执行时,很多情况下都难以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我觉得对于实事求是方面,有些组织管理理论值得我们学习。首先,现代组织管理理论都承认人的自私,应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制度。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你也应该很熟悉,按照这一理论推演,只要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整个社会就能够最好。其次,法律和制度是充分博弈的结果,对这种博弈过程要支持。只有经过了充分博弈设立的制度,才能够让各方都遵守,才能最有效。代理人风险的相关理论在政治管理中同样适用,没有监管就会监守自盗。最后,一切理论应该以现实为基础。改革开放就是理论让步于现实的过程。党内一些高层干部为解救国家经济困境,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像包产到户等,而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终被时代所抛弃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不断放开某些非关键领域,像服务业等,有效地激活了整个国民经济。

问:在如今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您认为改革开放事业会如何走向?
答:
这个问题有点儿大,我只能谈谈一个平民的个人看法。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能改革开放,除了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不是你想开放就能开放的。“文革”前期,中国和美国一直是敌对的状态,如果保持这种敌对的状态,你想开放也是不能开放的。正是到了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推动与美国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到邓小平上来,中国才能改革开放,开放后才有外资愿意进来共同建设。中美之间产生这种冲突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这种冲突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并不是见得是坏事。例如,这次贸易冷战,特别是中兴事件,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在国际分工中正确的位置,认识到自身的差距,打破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外部的压力有助于更好地完善自身的制度和能力。
 
问:作为在香港工作的教授,对于改革开放,您有什么感触?
答:
我觉得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一直非常高明。“一国两制”政策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充分显示我们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政治上的灵活性。这些对于我们自身改革开放建设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最近几年,中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政策。香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了它特殊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被西方社会所接受。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桥梁,继续与世界开展新的互动。香港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些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市场的稳定性,值得学习、借鉴、和利用。
 
问:最后总结一下,现在社会普遍认为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对于改革下半程,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
答: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自知人微言轻,但个人对于国家前途非常看好。首先,改革开放仍然任重道远,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为过去的成就沾沾自喜。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努力和奋斗是没有止境的。其次,改革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会有反复。最后,改革的制度设计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一切政治制度都应该服务于人民,让人民生活的更好。
总的来说,过去四十年有幸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建设成就,尽管还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但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开放。只要内部能够上下同心,外部继续保持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国就一定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上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列!


珠港澳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