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联合论坛】 家国情怀与女性话语(下)——第二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开幕
标签: 2017-11-25
      11月25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紫金传媒智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来自十多所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杂志社20余名女社会学家们,发表主题演讲。在论坛下半段,精彩话题不断。
 
第三单元:代际、冲突与认同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郑莉

      在主题报告《现代性语境下的世俗化理论研究——反思“祛魅化”的世俗时代》中,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郑莉教授围绕经典世俗化理论、宗教经济模式、新世俗化理论以及贝克在自反性现代化语境下的新宗教性等争论提出自己的学术思考。她认为,我们在理论上要思考的问题包括:经典世俗化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建制性宗教与个体宗教性的关系、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关系、世俗国家如何面对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等。郑莉通过伯格对欧洲与美国的比较,即:宗教实存的历史性结构、宗教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观念系统、宗教或世俗性观念赖以传承的制度性载体及宗教和社会差异各项因素等方面的表现,指出正是欧洲和美国迥异的历史和文化要素,使得世俗化理论更适合欧洲,而宗教经济模式更适合美国,但无论哪种模式都不可能成为全球普适的模型。她发现美国的宗教需要得到保护,避免国家的妨碍,而欧洲情况刚好相反,国家需要得到保护,免受宗教的干扰。她认为,中国既不像欧洲也不像美国,但中国更容易像欧洲把宗教看成是“有问题的”东西。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关系、如何对待西方宗教、如何满足中国人的灵性需求等都是需要学术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管健
 
      在主题演讲《阻断贫困代际再生产》中,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管健教授,从处境不利的贫困儿童出发,探讨贫困代际再生产过程中的家庭传导机制,尤其是母亲的桥梁作用,强调母亲角色是影响贫困代际再生产和阻断贫困传递的重要中介因素。她从孕期发展、营养不良、亲子互动和养育行为等角度论述了母亲对于贫困代际再生产的前导性作用;从出生体重、智力发展、认知损耗、风险决策和情绪情感等角度解释了母亲对于贫困代际再生产的后效性影响。此外她梳理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心理学视角,提出早期教育的补偿性功能、亲子互动的保护性作用、降低母亲的刻板印象与威胁和关注母亲本体发展的方式来弱化贫困的代际传递。管健还提出两点政策性建议:一是在教育扶贫投入中关注儿童0-6岁、甚至是0-3岁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补偿性功能;二是发挥母亲在亲子互动过程当中的保护性,在扶贫的过程中,要关注母亲的再就业与发展,帮助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

      在主题报告《代际差异,还是利益冲突?》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着重分享了遗产分配公平逻辑的研究。她以高学历年轻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焦点小组的方法,模拟遗产分配,以探索未来主流的理想的遗产分配逻辑,并研究遗产分配中的代际差异。通过八种遗产分配情况的假设选择,发现年轻一代的遗产分配既有现代市场逻辑、自由主义的应得逻辑,也有传统的家系主义分配逻辑,两种体系同时起作用。而当把这些逻辑落实到326期节目《新老娘舅》(现实个案)中遗产分配真实案例中,她发现每一种逻辑都会被利用,但同时所有的逻辑也都会被忽略,在现实生活里公平逻辑全部失效。唯一能找出来的逻辑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取向,所有人在分配的时候,都是均分基础上自己如何获得更多。她进一步发现代际之间在利益问题上无论观点还是逻辑差异不大,仅是取舍不同而已。在回顾周晓虹教授的代际关系与文化反哺、罗红光教授的代际关系中的责任、权力与义务和贝克的个体化研究后,她承认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在利益层面,她反问:真的存在差异吗?仰或仅仅是利益取舍?进而,她反思代际的分类标准,质疑把代际差异作为分析代际关系前提的研究定向思维,提出重新思考代际的多元性和代际关系的交叉分析。


  紫金传媒智库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


      紫金传媒智库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随后点评了各位女社会学家的演讲内容。针对郑莉的研究,周晓虹教授认为有两个问题对现代性语境下的宗教和世俗化的理论值得考量,一是宗教变化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二是对中国来说,目前还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它的宗教表现是分化、私人化退化还是去分化,亦或是繁荣呢?谈到管健研究时,周晓虹教授指出现在的心理学家正在生理学化,但相应也存在问题,在本研究中,即是贫困家庭母亲如何在生活中早一点激发儿童的兴趣,或者儿童消除贫困的能力?怎么让贫困妇女具备中等收入群体妇女可能有的特质?周晓虹教授认为,重要是要把贫困妇女改造成现代妇女。在沈奕斐的研究中,周晓虹教授建议可以把利益因素控制住来考察人们行动的原则。
 
第四单元:文化、历史与记忆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映芳


      在主题报告《“历史遗留群体”:社会转折过程中的人》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映芳教授倡导关注社会转型正义的时间维度,她以社会转折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各种“历史遗留群体”的生成机制和行动逻辑的考察,分析在社会转折中,那些受到社会价值及制度的断裂性损害的普通人,是如何体验、介入并影响这一过程中的。他们对权利资格的主张及政府的回应方式,对社会转型公正性的落实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局限。她指出,在权利功利主义背景下,中国目前的赋权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地方政府成为社会权的赋权主体。同时人对地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成了赋权的主要依据,而不断变化更新的行政政策则成为权利供给的主要方式。在此情景下,权利资格的申张者必须主张、论证自身对居住地或城市价值。社会转型前后的政策断裂,以及整体国家-地方国家之间或异地间个人工作贡献和政府补偿之间的种种区隔,都构成了他们的权利资格主张的挑战。在这种逻辑下,人被区分为有价值的人和“无价值者”或“低价值者”,这是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刻背景。在劳动力被解放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却没有在中国得到应有的确认;在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崛起的同时,国家的赋权体制严重滞后。最后,她认为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在今天不仅仍 被“遗留”,而且还在被继续再造。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怡


      在主题报告《拼贴与同构:上海初老龄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研究》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周怡教授,将问题聚焦于能否用亚文化概念及其理论去看待目前风靡中国街区的广场舞群体,她以伯明翰学派之脉络为基本研究框架从三个方面来呈现研究。第一点是从表意实践,包括情境表意、经历表意和目标表意三种实践分别从自组织、有闲和全民健身或群众文艺等浅表意义上反映广场舞者的基本群像,其背后是这代人业已习惯了的集体理念及其行动;第二点是从拼贴的风格看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混搭关系,三种拼贴风格即“世代意识”的拼贴、“反抗-顺从行为”的拼贴及个体与集体“选择取向”的拼贴;第三点以选择性亲和关系作为同构的风格。拼贴是一种乱,其背后是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同构。在同构的过程当中,一种(另类的)价值体系“退出工作,旅游休闲,解放自己,珍惜生命”与喧嚣的广场舞之间的同构关系。同时,身体体验、渴望兴奋形成了广场舞与初老龄退休女性之间的亲密同构。街坊邻里间的本土认同也是“广场舞”与这些初老龄女性群体之间形成同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怡教授强调,广场舞群体的存在是一个以往“集体经历“和“一孩政策”的产物,个体的这种集体经历是独特的,独生子女家庭造成的“有闲"也是独特的,广场舞只是中国社会某一代人(出生于1950一1960年代的)特定而暂时的亚文化现象。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海燕
 
      在主题报告《制造“看见”:读报小组的意义生产与社会实践》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海燕的研究发现,报纸报道从可见的空间、可见的时间和权力剧场的表演等多个方面,塑造出直观可见的新型国家政治秩序,促使人们将国家政策付诸社会实践。她首先回顾戈夫曼提出新闻展示的世界实际上是框架实现设定的,这个框架在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的同时,也使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行动置于其中去理解其意义。其次,她发现报纸报道可以重构社会空间和时间,即通过以政治为标准重新标定中心与边界、刻意选择和凸显被革命理念重塑过的地理空间、在空间中对距离进行社会再生产和将空间置于社会进程中理解等方式实现对社会空间的再造。报道对社会时间的重构主要是通过不断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在传统节庆中的嵌入和对几个重大历史性时间点的重复呈现来完成的。最后,她通过分享“给毛主席写信”的活动,展示了读报小组构建的“权力剧场”,通过报纸的精心排版在底层空间进行类似仪式活动,从而将之传播到更大时空,以此产生政治关系连接。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砚菲
 
      在主题报告《前现代帝国与宗教“宽容”:一个历史比较研究》中,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砚菲主要考察的是前现代帝国对国教之外的宗教的容忍度并予以解释,分别从帝国许可宗教的范围、被许可宗教的歧视程度、不被许可宗教的压制程度、是否强迫改变信仰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并依此把帝国划分成六个梯队。最宽容梯队包含蒙古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安息帝国;第二梯队包括罗马帝国、明清帝国;第三梯队是萨珊帝国;第四梯队是伊斯兰帝国;第五梯队是基督教帝国;第六梯队是萨法维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她认为影响帝国对宗教宽容度的因素包括“国教”的性质、政权与教权力量对比、国家掌控能力等。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刘亚秋
 
      在主题报告《迈向一种文化维度的记忆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刘亚秋分享了她近期对记忆研究的思考。刘亚秋认为,社会学领域对中国记忆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讨论方式,目前已经积累很多成果。从反思的角度看,已有研究多从权力角度去探讨记忆的建构问题,例如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去记忆等问题。当然,对记忆的权力分析固然重要,但已有研究多缺乏一种更为本体的社会-文化视野。如果中国记忆研究能够重返社会-文化视野,则可以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结论。那么,如何在中国记忆研究中发掘社会-文化视野?刘亚秋认为,要强调一种记忆研究的总体性视野,在兼顾权力维度的同时,去拓展和加深记忆表征中的社会-文化维度。而这一“文化”更多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层面,是一种有关人们身份认同的知识,它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她还指出,目前对中国记忆研究的社会学探索在研究方法上多从深度个案访谈法和历史文本解读法层面进行的,而若要在社会学中拓展记忆研究的文化视野,还需拓展既有的研究方法。若将记忆研究转向一种文化研究,反映特定文化思维模式的文学文本及其社会影响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基础。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云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云松教授随后对第四单元所有发言进行点评。对于陈映芳教授关于社会转型中的人的研究,陈云松教授假设社会治理模式转型背后的机制是否与君王的君主统治生命周期有关,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也让他对陈映芳教授提到的历史遗留群体的诉求感同身受。谈到周怡教授的研究,陈云松教授借用“拼贴”的概念分享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和自由之心指引下的广场文化的延续。对于周海燕教授的读报小组研究,他认为提供了启示,在政治规则跟制度比较明确稳定的期间,官僚习惯用行政取代政治,不是用行政吸纳政治,从而展示自己对组织未来发展的规划,激发下属对组织发展下一步想法的各种努力。当政治规矩发生变化的时候,通过读报小组的形式,把中央的精神从上到下贯彻下来,在科层组织中会越来越多。孙砚菲教授对帝国的讲演,引发了陈云松教授对阿拉伯帝国的思考,阿拉伯帝国体系内似乎从一开始就保留了一种文化自信,允许基督教存在,特别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建立了规范化的制度允许其他非国教小群体的存在。陈云松教授对刘亚秋老师文化记忆特点观点表示认同,并补充了例证。
 
第五单元:群体、福利与政策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彭华民
 
      在主题报告《四类弱势群体对国家福利责任的福利态度分析-基于中国适度普惠社会福利调查数据库分析》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彭华民主要分享了具体包括儿童、老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等在内的四类弱势群体对福利责任的福利态度分析。具体是指,四类弱势人群对具体政府福利责任的福利态度是什么?影响他们福利态度的社会因素是什么?通过审慎的抽样和数据分析,彭华民教授发现,四组人群总体上都支持政府承担起相应的福利责任,但在具体项目上存在差异。从制度因素来看,没有获得过城市福利提供的农民工更支持政府福利责任的扩大。对残疾人群体而言,拥有有限普惠型福利体验的受访者却更反对政府福利责任边界的扩大。但无论是否存在福利体验,对老年人福利态度都无影响。从文化因素来看,具有公民文化倾向的农民工与老人更支持政府福利责任边界的扩大,而残疾人则持反对态度。对儿童而言,无论何种倾向都未发现有何影响。从身份因素来看,对残疾人群体而言,收入始终保持显著性影响,阶层的影响在引入文化变量后消失,而教育水平的影响则始终不明显;对老年人群体而言,阶层始终保持显著性影响,教育水平与收入影响的显著性则次第减弱;对儿童群体而言,家庭收入水平始终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农民工群体而言,收入、教育与阶层构成的身份变量未对其态度产生影响。从社会人口学因素来看,所有群体中就业城市始终存在显著的影响。对残疾人群体而言,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也始终存在影响。彭教授打算就福利等相关问题继续进行国际比较,以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福利体制中中国的福利态度和福利体制问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裴谕新
 
  在主题报告《工作坊框架下的性认知重构:一项社会行动》中,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裴谕新指出其在近十年对女性性的研究中发现女性存在着很多性的困扰、性的麻烦和性的焦虑。为了回应这样的需要,她通过性治疗工作坊,从性认知结构上面重塑学员。在性认知重构里,她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告诉学员性高潮并不那么激烈,如果不断追求结果,会造成高潮强迫,违背女性性高潮的生理结构;二是让学员对驭夫的想象改变成如何实现自己的性愉悦,并提出“性愉悦即正义”的口号;三是让学员知晓自己既有性冷淡的权利,也有性高潮的权利。裴谕新发现性焦虑普遍存在,焦虑“为什么我在我的关系里失去了兴趣?”这一点存在性别差异,实际上女性一直是作为性对象,而非性主体被建构,女性担心最多的是失去对性伴侣的吸引力,焦虑自己“被看的价值”,无法享受性爱过程。女性对自己性愉悦的价值是放在关系里来衡量的,失去了作为性的主体的主权宣布。同时很多女性有中年危机感,在工作坊里,学员之间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种共同情感体验的状态,性焦虑把学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超越传统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由于情感上的共鸣,学员也形成了有延续性的社会小群体,他们不仅在网上交流,也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联系。通过工作坊,学员们学会了如何自主表达自己,并且尝试改变关系中的性别权利,建立自我平等意识,并在私生活领域里践行公民实践。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金一虹
 
      在主题报告《“阴性面相”的江村——写在费孝通<江村经济>发表81周年之际》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从重新认识“耕织经济”出发.上个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初到江村做田野调查时,看到的是一个受“不在地地主”和高利贷盘剥、受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殖民化、传统农耕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经济濒临瓦解的江村,一个“站在饥饿边缘”的江村,农民在生存和家世延续两个领域苦苦挣扎。而女性在这两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以女人的交换(女儿与童养媳的交换)做为保持家系延绵的手段;在全面短缺的集体化时代,女性以极少的睡眠和极大的生存智慧在参加集体劳动后“再加一个轮班”,成为家庭生存策略中的唯一弹性资源。作者力图力图重新评价女性在耕织经济中女“织”抗拒国际资本殖民化的重要意义,力图让女性那些不被感受到的劳动价值显性化、给大家呈现一个不同的、“阴性面相”的江村,以重新评价女性在生产和再生产两个领域的贡献。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成伯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随后对第五单元所有发言进行点评。针对彭华民教授的发言,成伯清教授结合鲁迅对孩子处境的呼喊认同了她研究的必要性,也从中发现下一代环保意识的确在提升。他认为,裴谕新教授的研究是社会科学里的尝试性探索,但这也意味着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和地方思考的问题,比如知识分配的效率问题、伦理界定问题等。谈及金一虹教授的研究,成伯清认为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他对女人为难女人的社会逻辑和通过计算得出的女性惊人贡献尤为印象深刻,无论是社区还是家庭,离开了女性的贡献基本上是难以维持的,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不是简单性别视角的呼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主任
文军

      在闭幕致辞中,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表示这次论坛很有意义,这个论坛用简单性别来命名,并不是要强化男女社会学家们的性别差异,会议的搭配是女社会学家发言、男社会学家点评,说出了一个非常粗浅社会学命题,即今天社会离开了男性和女性,日常生活、学术研究都有可能变得没意思。特别要想和在座同学说一句,社会学不仅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社会学里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快乐和满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在闭幕致辞中表示,社会学在所有学科里可能是最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学对性别问题的反思不仅彻底,而且很多是落实到行动。在全国一级学科里很少有会长是女性的,很少有那么多女性社会学家有那么大的影响。本次论坛通过一次整体形象来展示女社会学家做出的工作和贡献,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对很多新的问题的反思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