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认同的危机与重建
标签: 2017-08-08
司法认同的危机与重建
 
吴英姿
紫金传媒智库信访与社会矛盾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司法认同研究的理论价值
 
        认同意味着人们对某一事物在心理上的归属感。微观层面,认同主要是角色认同,包括身份认同、性别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宏观领域的认同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等。认同心理的理论意义在于,认同感显著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据以做出某种选择的准则。司法认同在本质上属于制度认同。
        制度认同是人们基于对特定社会制度的认可而产生的一种归属感,表现为对该制度发自内心的信任与价值肯定以及在行动上的遵从与维护。制度认同的结果是制度获得了合法性,即被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社会成员自愿遵守。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权威的合法性来源。韦伯关于统治权威的理想类型都以正当性为前提,即被统治者基于自愿的服从,并根据正当性的不同来源概括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韦伯对统治权威的理想类型概念,无论是传统型、克里斯玛型还是法理型权威,都包含“合法性”的内涵,即只有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即被认为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缘故”,政治统治才具有合法性。不过其概念体系基本上秉持的是一种权力或制度的单方视角。被统治者充其量被当做权力的客体和“他者”而成为统治者的行动理由。这种关于正当性或合法性的独白式的定义,忽略了被统治者主体性角色和作用,难免陷入强权意志的陷阱。最终难逃以形式合理性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的结局,有滑向类似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危险。卢曼因此批评道:“当纯粹的正当性的合法律性,即当法律是由按照明确规则通过负责任的决定而产生,并因此而受到尊重时,社会的法律就被实在化了。因此,在关于人类共存的核心问题上,专制就变成了一种制度。”而制度认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价值肯定与情感归属。即制度认同是一种出于个体理性对制度体系质的规定的认可与肯定,以及因此油然而生的信任、好感、拥护等心理和情绪;二是实现趋向,即获得认同的制度对个体具有道德定向功用,个体会选择服从制度安排,以制度所包含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制度认同强调的是行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选择,即行动者是在对制度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认为该制度是公正的且契合其利益需求的)的前提下的自愿服从。服从的动力不是因为习惯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也不是出于恐惧或无奈,而是基于内心的信念和理性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制度认同具有双向的积极功能:制度和规范越是有效,越容易影响人们关于自身角色的认同;同时,获得民众认同的制度又能从民众的理性、情感中得到滋养和巩固。制度自信之源在于社会认同。而且制度认同与政治认同、执政党认同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制度认同会转化为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提高执政党的合法性。司法制度在其中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司法能否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对国家政策、制度和执政党能力的评价。不难理解,当前司法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司法认同,而更深远的目的是提高社会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二、司法认同变量与形成条件
 
 
        制度认同的形成需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行动者对制度及其规范内容的认知理解;(2)对制度品性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3)制度的有效性(即制度能否有效实现其目标和价值承诺)。据此,司法认同的形成条件包括:
        第一,司法制度的目标是否契合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社会成员对于司法制度的利益需求体现在他们利用司法制度所追求的目的上。于是,司法制度目的与社会关于司法的期待是否相吻合,以及司法实践是否能有效实现该制度目的,将显著影响司法的社会认同。当事人选择和利用诉讼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直接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国家设计和利用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也有两个层面:根本目的在于治理,即维护社会秩序;直接目的是解决纠纷。可见,当事人和国家利用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不尽相同,但直接目的都是解决纠纷。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作为制度认同的一种,司法认同的形成还取决于司法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识别度。如果司法制度与行政裁决、调解协商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边界不清容易混同,司法的社会认同便难以形成。“解决纠纷”无疑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共享的目的。司法制度与其他解纷方式的本质区别,或者说其特有的、不能为其他解纷方式替代的属性,是其作为“社会正义再生产装置”的价值。“公正”解决纠纷、防止私力救济中的“丛林规则”是国家设立司法制度干预社会纠纷的最重要理由。于是,公正解决纠纷即为司法制度对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社会对司法制度的期待。
        第二,司法制度的有效性,即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其对社会做出的公正解决纠纷的承诺。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关于“公正”的界定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中“用法律来判断”恰是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司法的个性化、社会对司法认知的外部性等特征,最终促使社会一般人感知司法公正的往往不是哪一方当事人胜诉的结果,而是裁判者的中立性、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性、证据认定的逻辑性、裁判理由的充分性等等裁判过程是否正当。是为司法“通过程序实现正义”的运作规律。因此,能否依法裁判、是否严格遵循程序规则可以充当司法制度有效性的两个基本评价指标。
        第三,社会关于司法公正的正确认知与价值共识。这首先要求司法具有可接近性和透明度。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性期待的形成,与其所获得的制度相关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密切相关。一种制度即便充分体现了社会“公意”,倘若人们不能充分获得其信息,或者专家话语体系所构造的制度文本不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很可能妨碍个体关于制度的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达至统一。因此,司法信息公开的程度、信息的质量以及获取这种信息的成本都会影响司法认同的形成。其次,还要求司法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易理解性。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尤其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及网络普及的时代,个体自我意识与自主开展社会交往的能力越来越强,继而超越过去的作为“外在授权”的被动存在者,成为“内在授权”主体。每个人都具有成为自己的立法者和仲裁者而不再根据外在权威的意志行事的可能性。社会的多元化带来人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信仰,形成价值多元化和韦伯所说的终极价值私人化的社会格局。同时,现代社会成员大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铸就了经济型人格——一种患上“私人化之症”的人格特征——都倾向于采取自我优先、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承认优先权的行动策略。因此,人们关于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必定是多元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这在客观上要求司法制度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以帮助人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尽可能就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达成共识。
 
 
 


三、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变革与认同危机
 
 
        以制度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当代中国司法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型,从制度化程度较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迈向制度化程度高的现代司法制度,由此带来社会对司法的认同从过去基于情理而生的身份认同转向以法律和程序为关键变量的制度认同。而习惯了依赖法官个人的品德、技术与能力获得当事人认同的中国司法和社会尚不适应,各种改革思路的路径依赖并没有换回社会的理解与重新认同,出现司法认同危机。
       基于以下原因,中国司法依赖法官人格魅力和个性化司法技术获得认同的模式渐成既往;司法认同的形成越来越多倚重制度的品质及其有效性。
        1.马锡五式认同模式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这种认同模式对法官个人的克里斯玛型人格和当事人对法官个人的信任的依赖度很高。克里斯玛型人格往往是社会危机与集体狂热的产物。这样的社会分化不足,制度化程度不高,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魅力型权威有内在的局限性:由于过于依赖领袖个人,被统治者会逐渐失去自主性和反思性。又因缺乏规则与程序的约束,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几乎无所限制,容易蜕变为极权主义而走向合法性的反面。而且其周期必然以领袖者的能力持续时间和自然寿命为限。韦伯说:“倘若实际考验不能持久,则表明受魅力的恩宠者被他的上帝所抛弃,或者丧失他的魔力或英雄的力量。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带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就消失。”所以完全靠个人魅力形成的权威往往是短命的,除非权威领袖能够将自己的个人权威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制度或职位的权威。这是克里斯玛型权威难以超越的宿命。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知识生产方式限制了克理斯玛型人格的产生;价值多元化和终极价值私人化导致任何一种克理斯玛都难以获得普遍意义,抑制了因某一种“神性”价值而引发集体狂热的可能性,从而消解产生克理斯玛型人格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当代民族国家普遍采用“人民主权”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主体地位,瓦解了克理斯玛型人格产生的政治基础。中国社会变迁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在以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转型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下,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党的组织体系、政策和意识形态虽然在社会整合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用的空间首先在倚重交易安全和风险可预测的市场经济领域迅速缩减。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更需要成熟的规则制度的保障。这种情形又逐步扩散到文化、教育、乃至司法领域,并已经引起了政治结构及其功能的一系列变化。原先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资源开始转移或分散,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现代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其中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匿名化”和“非人格化”,道德规范的作用逐渐式微,社会秩序的维系越来越倚重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
        2.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司法认同模式转型。当下中国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对法律的需要越来越强烈,法律和司法在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同时,社会整合度越高,对法律和司法的依赖就越明显。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也与法律理性化能力的不断提高有关。在价值多元时代,法律的公共理性势必得到强调,因为它必须兼容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价值、原则,以便获得全体社会成员的接受和支持,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秩序。而司法要在最大范围内获得社会认同,必然要从法律中寻求裁判理由。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就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法治的本质是政治制度化,其核心是通过法律约束权力、保障权利,实现民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定海神针”和“助推器”,表明法治在执政者治理理念中的地位。中国社会变迁的“市场—法治”趋向,在纠纷解决领域尤其明显。由于社会自我解决纠纷能力尚未恢复,传统民间权威不复存在,纠纷当事人更多依赖公力救济,法律和司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有学者曾经指出,影响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1)解决纠纷依据的合法性,即为纠纷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规范或价值标准;(2)纠纷解决者的权威性。比如旧中国社会宗族调解的有效性就是建立在宗族组织的权威,及人们对族规、风俗习惯的公认和遵守基础上的。调解结果的合法性基于与传统习俗价值取向的吻合及当事人的共识。但在民间权威“祛魅”的当代中国社会,第二个因素所占据的权重明显减轻,纠纷当事人对法律的依赖程度正在增强。民间调解的衰落就是典型的例子。近年来,党曾试图通过开展“大调解”运动重振人民调解,缓解司法的压力,但过去那种依靠政治资源和国家权力发挥解纷作用的人民调解已成昨日黄花。实践中的人民调解越来越依赖法律和司法。尽管各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人民调解并未能重现过去的辉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附设在法院的人民调解。
        3.司法认同转向制度认同的条件正在成熟。(1)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为司法认同转型奠定制度基础。2008年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至此,中国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也为司法认同转型提供了制度基础。(2)司法机构的组织化为司法的制度认同提供组织保障。组织化通常被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现代社会高度分化、高度专门化的对应物。其中,法制统一与法律实现是社会组织化的突出表现。司法机构的组织化表现为法院设置的体系化、不同级别法院职能分工明确、相互关系有严格的程序规则加以制度化、法院内部机构设置服从于司法活动规律性等等。为实现法律的理性化约能力,需要有高度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司法机构来实现法律。这决定了现代司法认同只能是制度认同。(3)“十八”大确定的回归司法规律的改革思路,为司法认同的转向提供了动力。中央政法委提出的改革思路声称要回归司法规律,并大胆地触及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等深层次问题,明确提出要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改革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四五纲要》着重在影响司法独立的人事管理、财物制度、管辖和法院内部机构设置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改革的目标再次指向制度化、专业化方向。
 
 
 

 
四、司法认同危机的要素分析
 
(一)二元结构司法体制与法律的有效性不足
        政法体制要求司法始终保持政治正确,主动服务于国家治理目的,以社会治理中心任务为司法的“中心工作”。因此,具体案件的处理若涉及政治关切的问题,司法行动就会彰显政治逻辑。信访与司法关系正是这种司法体制的必然结果。
        第一,信访-司法二元结构规则的流动性导致司法的制度化程度降低,结构稳定性不足。由于二元结构同时认可信访和司法两套规则,意味着法官必须同时遵循法律技术逻辑和行政运作逻辑;当事人则可以在两种逻辑之间恣意游走,任意选择更有利于己的一套方案。一些案件当事人的信访行为甚至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处理结果。法官不得不在依法裁判和预防信访风险之间走钢丝。久而久之,很多法官养成了以“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决定“法律效果”的实质主义思维方式。“各打五十大板型”、“杀富济贫型”、“和稀泥型”、“息事宁人型”的裁判屡见不鲜,“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法院调解原则被搁置一边。法官的这些策略固然成功地化解了很多“棘手”案件,但大面积的规则漂移现象却直接削弱着法律的有效性,司法落得个“不分是非”、“吃大户”的恶名。法律失效的最终恶果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零和博弈,消解社会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
        第二,主体有双重行动结构,机会主义大行其道。当事人和法官都有机会根据个案情境和自身利益选择适用信访或司法的规则和资源,利用当前制度与政策的“空隙”或“机会”,采取“非正常”的诉讼行为或信访手段以实现利益诉求,甚至谋取不正当利益。此为权力腐败、权利滥用的根源。维系二元结构再生产的成本高企,其效果却是司法和信访公信力的双双流失。
        第三,司法的个性特征被冲淡,难以形成鲜明的角色认同。在维稳政治要求下,司法将“有效”解决纠纷作为自己的目标,最高法院司法政策明确要求审判要做到“案结事了”。这明显与“公正”解决纠纷的制度承诺和社会期待不符。客观上,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法院在处理一些案件时不得不调动法律和程序之外的资源。于是,司法过程中政治逻辑可能取代法律逻辑,审判结果或成为各方力量对比、博弈均衡的产物。其结果是司法逐渐偏离自身规律,法官职业角色与政府官员、人民调解员角色混同。
(二)司法权行政化运作与程序失灵
        行政化因素深刻嵌入司法权运行过程,程序规则几乎没有发挥正当化功能的空间。表现为审级制度失灵、再审程序功能变异、直接言词原则、审判公开原则失效、普通程序失灵、证据规则失灵、执行程序的变通操作,等等。
        程序失灵弱化了程序对审判权的约束力,为司法腐败和审判权恣意留下可乘之机。程序失灵还催生了程序异化现象,即程序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规则变异为当事人滥用诉权、利用诉讼程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审判权恣意和程序异化反向要求审判管理强化集体决策、行政监管和责任追究等行政化运作方式。由流程管理、案件审批、请示汇报、集体决策、错案追究、考核排名加电子摄像头监控交织而成行政监管网日趋严密,几乎完全遮蔽了程序规则,加剧了程序失灵。另一个后果是:法官角色变异。法官职业尊荣感不高,职业角色变异。这是法官整体素质难以提升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审判质量和司法能力的瓶颈所在。
(三)司法缺乏制度化沟通平台,司法公正的社会共识难以达成
        1.转型期社会价值多元,核心价值观尚待重建。司法公正的价值共识不是现成的,而需要通过一个有效的渠道寻找“最大公约数”。从技术上说,程序公正可能成为社会关于司法公正的最大公约数。但由于前面所述的程序失灵问题,程序公正至少在目前还很难成为司法公正的社会共识。
        2.原有司法与社会沟通机制失效。马锡五审判方式曾经以其特有的方式很好地实现了司法与民意的沟通。这种在乡土社会行之有效的沟通方式,今天已经力不从心。
        3.人民陪审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法官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论证,现代司法与社会沟通的制度化管道主要是陪审制。其运作机理是通过陪审员代表社会参与司法过程,将社会朴素正义感和日常生活经验带入司法,籍由合议制与职业法官的法律话语进行对话,在法律与社会之间寻求重叠共识。但服务于法院需要的人民陪审制偏离了制度目标,与社会疏离,无法发挥司法与社会沟通平台的作用,无助于社会关于司法公正价值共识的形成。
        当司法以有效解决纠纷为目的,为案结事了容忍非法律因素的侵入,司法实践局部背离社会需求,出现法律失效和程序失灵现象,加上司法沟通能力不足等诸因素,都在剥蚀着社会的司法认同。
 
 
 
 
五、重树司法认同的改革:治标抑或治本
 
        从最近两年推行的司法改革举措看,改革选择的路径是抓住司法体制、司法权运作机制和司法沟通机制三个重点,“内外兼修”同步推进:第一,诉访分离。第二,司法机构管理体制改革。这些举措指向改变司法权运行的行政化模式,保障司法活动遵循司法的独立性、亲历性等规律,激活程序的有效性。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第三,提高司法亲和力的改革。包括诉讼服务中心建设、落实司法公开、裁判文书说理改革、人民陪审制改革,分别指向提高司法的可接近性、透明度和沟通能力。至少到目前为止,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都是正确的,找到了重树司法认同的三个支撑点:(1)激活司法制度的有效性。(2)重树司法职业角色认同。(3)增进社会对司法的理解与支持。
        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或多或少透露出某种单纯制度立场的色彩。一些改革举措虽然具有正当的改革动机和正确的改革方向,但因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关照而得不到社会的响应。一些改革还引发法官、检察官群体用脚投票。说明其社会认同度不高。需要分析影响司法认同的诸要素,重视司法认同中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或许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削弱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机制问题,认清不同改革举措的地位作用,进而为司法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理论指导。本文仅就与主题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去地方化改革;二是去行政化。
(一)去地方化的治标与治本:人财物统管VS.司法预算制度改革
        司法地方化被认为是破坏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削弱司法制度有效性的根本原因。通常认为司法地方化源于法院、检察院人财物受控于地方政府,因此去地方化的路径就是将司法权明确为中央事权,隔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人财物关系。在实行司法机关人财物中央统一管理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试点人财物省级统管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其实,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所谓“谁掌握我的饭碗,谁就掌握我的意志”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下,司法机关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自治组织。它的人员、经费及其他资源供给都是外来的。司法独立性保障并不取决于谁来管,而取决于“怎么管”。我国司法权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根本原因是人财物供给关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司法机关和政府之间有太多的讨价还价机会和空间。如果不从体制层面制约供给关系的任意性,仅靠提高管理者的行政级别的思路可谓换汤不换药。更为可怕的是,在省级人民政府可能将具体管理工作委托给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导致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的超行政化,形成以省为疆域的新的司法地方化问题将难以避免。
祛除司法对地方的依赖,治本之道在于改革司法经费预算制度,提高司法预算的制度化程度。可以考虑在人大内部设立由人大代表中的审级、会计、法律专家组成的预算专业委员会,提高人大审议能力,切实发挥人大在审核、通过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只有让预算制度真正发挥约束政府权力的功能,才能保证审判权独立行使。此外,还有必要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财政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必要保障。可以考虑由地方各级法院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经费使用计划,由高级人民法院编制司法预算,经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管部门汇总、平衡,提交人大批准后,政府主管部门按预算拨款,由人大监督执行。
(二)去行政化的治标与治本:主审法官责任制VS.基于信任的审判责任制
        司法的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偏离规律、法官角色变异,削弱司法认同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提出要“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目标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让司法权运行回归司法规律。但此方案包含一些隐性的行政化因素:其一,沿用“承办人+集体决策”裁判模式。其二,强调和依赖行政监管。其三,审判责任仍然不脱行政责任窠臼。隐性行政化因素令人担心改革的路径依赖。掌握改革话语权的最高法院领导人观念的改变尤为重要。审判质量保障最根本的力量在于法官。要提高法官职业尊荣感,让一大批“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留在审判一线,保障司法角色的理性,就需要更新管理思维、改革管理模式,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审判责任制。
        基于信任的法官责任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将对法官的约束、监督托付给法律和程序,依靠实体法和程序规则的规范,发挥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力量,辅以社会批评压力,规范和约束审判行为。一个设计合理、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本身就足以对审判权形成约束,对法官行为形成必要的监督。充分信任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能力与品德,让法官在法律和程序的规范约束下,独立审理、裁判,并为自己的裁判行为独立承担责任。彻底废除各种行政化的监管方式,包括流程管理、审判委员会讨论、请示汇报、上级法院内部函指导等等做法。


注:本文节选自吴英姿:《论司法认同:危机与重建》,《中国法学》,2016(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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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0页。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斯威德伯格:《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何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9页。
 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参见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中国司法》,2004年第10期。
 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唐慧信访对秦星等涉嫌强迫卖淫罪案的审理和裁判的影响就很有代表性。柴会群、邵克:《“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什么造就了唐慧?》,载《南方周末》,2013-08-01,http://www.infzm.com/content/93029/,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4月21日。
 于建嵘:《机会治理:信访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根源》,《学术交流》,2015年第10期。
 
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度审判理论研究重点课题《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