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越多越幸福吗?
标签: 2015-12-25
       孩子越多越幸福吗? ——基于ISSP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

        步入新世纪以来,先是2011年国家全面开放双独二孩,紧接着2013年全面开放单独二孩,再到新近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中国生育政策连续三次递进式开放,网络上甚至有传言说中国不久将会“全面开放三孩”。姑且不论是否开放或何时开放三孩,单是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就已经使社会舆论沸腾,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民间,人们都在讨论甚至争论:究竟要不要生二胎?多一个孩子降临,会给家庭带来更多幸福还是累赘?孩子越多越幸福吗?

一、一个普遍的争议

        生育是否能提升父母幸福感,这在学界的研究中存在普遍争议。虽然人们关于孩子数量是否影响父母幸福感的看法各有千秋,但这些看法对决定是否要孩子的夫妇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Kravdal,2013)
        一方观点认为孩子越多越幸福。“更多的孩子会使父亲对事业和未来都更有信心,而母亲则会更加快乐、对生活更满意、对未来更有信心且对自身社交能力评价更高。”穆峥和谢宇(2014)在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推测随着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父母主观幸福感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学者甚至将个体家庭孩子多寡与幸福度的关联推演至中国民众整体,并认为实施以“二孩”为主的生育政策将有利于提高幸福感的整体水平(王钦池,2015)。特别是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之后更有学者提倡“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在家庭和国家层面的延伸(陈友华,2015)。国外早期的一些研究也同样印证了上述观点(Chilman,1980)。
        另一方则持完全相反观点。不同于前述观点,另一方认为孩子出生与父母幸福感的相关性十分微弱(Aassve,2009)。有研究则发现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人,生育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先后会经历负相关、无关到正相关的变化,孩子是对父母幸福的一项长期投资。父母幸福感在一孩出生前后会显著上升,接着会下降到孩子出生前的水平(Myrskylä & Margolis, 2014)。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80后的研究发现:80后的幸福感随兄弟姐妹数量增加而显著降低;对于46~55岁的中年人来说,孩子数量减少并没有降低其幸福感(王伟等,2013)。而欧美国家的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生育行为对父母幸福感有负面影响(Ryder,1973;王钦池,2015)。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孩子多寡与父母幸福感的关系究竟如何,前人研究莫衷一是,基于ISSP2012中国大陆样本的数据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应三个问题:孩子越多是否越幸福?一个家庭理想的孩子数是多少?幸福究竟缘何而起。

二、来自ISSP的数据解读

        ISSP即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成立于1984年,覆盖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自2007年开始成为其会员国。ISSP2012的调查涉及家庭及性别角色变迁(Family and changing gender roles),这一轮有效样本达56254个,其中中国有效样本有5946个,且样本在性别、居住地、年龄、婚姻状态等方面的分布结构较合理:男性被访样本与女性之比为1.08:1;城市样本与乡村之比为60.3:39.7;20岁至60岁的成年劳动力人口占74.59%;婚姻状态中已婚样本占到79.3%。
      
         “总的来说,您觉得幸不幸福?”5946位中国样本中有高达76.32%的被访者回答“幸福”(44.68%)、“很幸福”(22.77%)和“相当幸福”(8.87%)(见图1),一致程度相当高。但是当问及孩子影响父母幸福感的不同认知时,除了在“看孩子长大最快乐”(原数据库中变量序号为V22)、“成年孩子有利养老”(V27)这两点上有较高的赞同度,分别达到96.8%和83.4%之外(见表1),在“孩子增强父母责任”(V26)、“孩子限制父母自由”(V23)、“孩子带来经济负担”(V24)、“孩子影响父母工作”(V25)等方面表达赞同和表达不赞同的被访者几乎是对半开,也即在孩子有利还是有弊,添福还是添累的问题上被访者各有体悟、各执己见。

三、孩子添福抑或孩子添累

        关于孩子是否影响幸福感,孩子越多是否越幸福这一问题,继续针对ISSP2012数据库中4713位已婚人士进行分析发现,家庭孩子数(赋值从0到3个及以上)与父母幸福感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未通过95%置信度下的检验,即被访的已婚人群无论有没有孩子或者有多少个孩子均与他们自身的幸福感无关。相关系数未过检验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解读,一种可能是对有些家庭来说,孩子越多越幸福,对其他家庭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另一种解读是,对同一个家庭而言,家里孩子无论多寡,日常都是幸福与累赘相互交织。
        将上述V22-V27变量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表明,在两个检验指标 KMO(>0.5)、Bartlett值(Sig.=0.000<0.05)都通过的情形下,这六种认知态度明显生成两个因子(见图2),其中F1因子,即“孩子添累”由三个原始变量做了主贡献(见表2),从高到低依次是“孩子影响工作发展”(0.814)、“孩子带来经济负担”(0.801)、“孩子限制父母自由”(0.780);F2因子,即“孩子添福”由三个原始变量做了主贡献,从高到低依次是“成年子女有利养老”(0.734)、“孩子增强父母责任” (0.657)、“看孩子长大最快乐”(0.570)。两个主成分因子对总体认知的贡献达到了53.96%。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认同“孩子添累”和认同“孩子添福”的群体分成了两个阵营,或者说,“孩子添累”和“孩子添福”的认识其实一直交叉伴随着每一个家庭,很难用一句单纯的“孩子越多越幸福”来概括。
       
        既然并不因孩子越多而越幸福,那被访的已婚者认为有几个孩子最理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认为理想孩子数是两个,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国家全面放开二胎的合理性,但这并不表明有两个孩子就一定最幸福,真正的幸福缘自哪里?

四、幸福感究竟由什么决定

        国际上多学科对幸福感都有相当多的研究,总体上幸福感的来源复杂而多元,且因人而异。为了更清晰地解读幸福的来源,将ISSP2012数据库中幸福感的七分法转换成“幸福”、“一般”和“不幸福”等三分,作为因变量。将数据库中的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从“1=不健康”到“5=非常健康”)、职业状态、个人年收入分层(从“1=低收入”到“5=高收入”)和受教育年限等自变量经正向赋值和分层处理后分别纳入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似然比检验通过,其显著性水准P<0.001,获得表3。

        从表3的“显著性水平”那一列可看出,对被访的已婚群体而言,无论是家中的学龄前孩子个数、学龄孩子个数,还是孩子总数这三项的检验均未通过,即孩子数并不影响父母的幸福感。而在95%的显著度下,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分层、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以及职业状态中的“失业”与否均对被访者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注:上述标注红色处为95%置信度下检验通过的变量。

1、健康状况与幸福感
        表3显示健康状况的OR值,即Exp(B)=2.315,表明若控制住其他变量,健康状况每上升一个层级,例如从“一般”到“比较健康”,或从“比较健康”到“健康”,其获得幸福的可能性相比不幸福都要增加1.315倍,在所有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贡献率最大。不过由于标准误较高,Exp(B)的区间差较大,说明虽然总体而言越健康越幸福,但在同样的健康水准下,个体差异仍存在,不同人群可能因其他生活变量不同而获得幸福感的差异感知。
2、收入分层与幸福感
        个人年收入分层作为自变量,它的系数为0.139,OR值等于1.149,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形下,对于个人年收入中的五个分层“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每提升一个层次,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就会提升14.9%。但是如果将收入分层更换成收入本身,影响度并不显著,也即被访者的收入水准只有在出现质的变化,也即出现分层变化时才可能影响幸福感。而且收入分层的标准误也较高,例如在高收入群体中看到不幸福人群并不奇怪。
3、受教育年限与幸福感
        ISSP2012数据库提供的中国样本中,已婚父母的受教育年限0-19年不等。其系数为0.112,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变化的影响度仅次于个人年收入分层变量,是提升幸福感的第三重要因素。虽然OR值显示当教育年限提升1年时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如果提升3年、4年以上,对幸福感获得的正影响还是比较显著。
4、年龄与幸福感
        婚内样本的年龄范围是18-92岁,年龄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0.033,OR值为1.034,代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年龄每增加1岁幸福感提升的概率将增加0.034倍,且标准误较小,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无论获得幸福的能力或对幸福的感知相比年轻时都要略胜一筹。
5、性别与幸福感
        在Logistic回归中,性别自动被处理成虚拟变量纳入其中,表3数据显示,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似乎感知幸福的概率要低很多,同等条件下,男性认为幸福的概率仅有女性的63.1%。当然,由于其标准误是所有影响变量中最大的,所以这一结论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男性。
6、职业状态与幸福感
        ISSP2012数据库并未提供具体职业分类,只是简单地用“在职”、“失业”、“退休”、“家庭主妇”和“其他”来区分职业状态。表3数据显示职业状态除了失业这一项之外,其他类别均不具有显著性。也即相较而言,处于“失业”的职业状态下,其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仅为其他状态的52.6%。

五、生或者不生,与幸福无关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孩子并不是越多越幸福。人们的理想家庭孩子数2个最佳。在主要影响结婚父母幸福感的因素之中,健康状况是首要因素,接着依次为个人收入、受教育年限与年龄。其他因素一致的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幸福感更强。职业状态中,失业对幸福感的拉底作用较明显。
        “全面二孩”新政释放后,对于周遭大多缺乏二孩经验的适龄夫妇而言,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传统文化中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话题又重新有了谈论的政策土壤,与以往不一样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家庭中是否要添二胎,以及二孩如何生养之外,更关注自身的权益,也即“我为什么要生”或“我们为什么需再要一个孩子”等涉及自身幸福感的话题。当意识到生或者不生,与幸福其实没有必然关联时,人们的决定或许将推动更新的人口政策变迁。


参考文献
王钦池,2015,《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幸福感》,《人口学刊》第4期。
陈友华,2015,《计划生育:从机构改革到转型发展》,《人口与社会》第2期。
穆峥、谢宇,2014,《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6期。
周爱萍,2013,《计划生育与幸福家庭关系的实证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期。
王伟等,2013,《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吗——80后一代视角的研究》,《人口研究》第2期。
Myrskylä M. & Margolis R. 2014, “Happi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kids.” Demography 51(5).
----2011,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 and fertility.”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37(1).
Kravdal Ø. 2013, “Reflections on the search for fertility effects on happiness.” Memorandum 2.
Aassve A., Goisis A. & Sironi M. 2009, “Happiness and childbearing across Europ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8(1).
Chilman C.S.1980,“Parent Satisfactions, Concerns, and Goals for Their Children.” Family Relations 29(3).
Ryder R.G.1973, “Longitudinal data relating marriage satisfaction and having a chil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